二、五全大会的政治与人事变化

在召开五全大会之前，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冯玉祥入京，李宗仁亦有赴京出席之讯。“阎、冯本次出席，诚为国民党17年以后未有之盛况。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际，各方党国要人，齐集首都，中枢政局，必有新开展也。”⁽²⁷⁾然而，开会第一天，汪精卫遇刺受伤。⁽²⁸⁾此事对即将召开的五全大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已到尽头，五全大会必须调整对日外交政策；二是汪的受伤为蒋兼任行政院长、全面负责中枢提供了机会，并进而为调整人事与制度提供了可能。

五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开幕，至23日闭幕。除开、闭幕式外，举行了8次大会，其中预备会议2次，正式会议6次。大会的日程安排，一般为上午召开全体会议，下午各专门委员会分组开会。在粤的一些中央委员，也来到了南京。全国重要军官被选为代表的，除负边防任务奉命免来者外，都已到京。“政治上的意义，当然十分重大。”⁽²⁹⁾虽然西南派的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并未参加五全大会，邹鲁、林云陔与陈济棠的心腹林翼中却已到来。五全大会有特述者为两点：“第一，为蒋委员长关于外交之报告。第二，为接受宪法草案，而授权于新中央执委会修正宣布，至召集国民大会之期，亦由其决定。”⁽³⁰⁾换言之，五全大会确立了宪政作为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五全大会调整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新选出的正式中央委员及候补共260人，开国民党历届大会之新记录。（见表3.1）

表3.1　历届国民党中委人数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历届国民党中委人数统计，《国闻周报》第12卷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在以上中委的构成中，由第一届任正式中执委，历届当选者为5人，为胡汉民、汪兆铭、于右任、戴传贤、丁惟汾。由第一届任监委历届均当选者为2人，为吴敬恒、李煜瀛。历届除名额增加外，当选人物，包括中央政府重要领袖各军长各省政府主席以及中央党部秘书科长，若按百分比计，军界占40%强，党务占10%，政界占30%强，边疆占5%，教育占10%。⁽³¹⁾在这些委员中，据日本学者石丸藤太研究，蒋介石在党的中央拥有60余名委员，如果把支持蒋氏的元老派加算在内，共计有80余名左右。对于汪兆铭派的20余名，孙科派的约10名，西南派的约40名，其他约30名，占有绝对优势。⁽³²⁾中委的构成反映了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妥协而蒋占据优势的结果。

1935年1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开会，重大决议案为次年5月5日宣布宪法草案及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五届一中全会改革了国民党中枢组织与人事，如中常会添设主席副主席，为国民党之创举。中央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之政治会议改为政治委员会，添设主席副主席，中常会及政委会开会时列席人员，均照组织大纲规定，此为中枢干部采取集权精神之表现。⁽³³⁾在人事安排上，蒋对胡汉民与汪精卫均表示出一定的合作诚意，胡为中常会主席，蒋副之，汪为中政会主席，蒋副之。

五届一中全会还通过一些关于整顿政治的重要议决案。（见表3.2）

表3.2　五届一中全会有关政治整顿的重要议案及处理表(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马季廉：《最宝贵的时机》，《国闻周报》第12卷第49期，1935年12月16日

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成员的人选，通过了《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长人选案》，决定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叶楚沧为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钮永建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许崇智为副院长。在蒋介石任行政院长的院内人事构成中，较此前的汪精卫内阁，除军政、海军、教育、卫生等部门维持不变外，其他重要行政部会长均有重要变动。（见表3.3）。

表3.3　蒋介石内阁部长构成简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主编：《中国国民党全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针对此种变化，有论者认为，这次人事构成“殆尽于集体专政之理想”⁽³⁴⁾，新的国民政府，“比过去几年强有力的多”。⁽³⁵⁾张群认为，蒋作宾、何应钦、吴鼎昌、张嘉璈，加上蒋介石和他本人这六人，“都曾经留学日本，与日本有些因缘，明了日本的政情。蒋先生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就是因为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无法加以阻止和制裁，唯有利用我们各人的关系，设法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势”。⁽³⁶⁾蒋介石在组阁中，采用了专家政治的理念，延揽了一批各领域的专门人才。如吴鼎昌是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人非常能干，是南开经济研究所董事会董事之一。张嘉璈也是该所的董事。⁽³⁷⁾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政务处长蒋廷黻、实业部次长周诒春都是学界名流，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望。如蒋介石所言：“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进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为然，但竟能贯彻主张。”⁽³⁸⁾

同时，行政院除了各部会长、秘书长、政务处长以及各部之秘书总务司长等少数僚属略有调动外，所有事务官大抵继续任事，不受影响。“此为政界稀有之现象，抑亦为时局安定化之一助。”⁽³⁹⁾《独立评论》的一位作者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这次各部会的改组没有裁人，除了自动辞职和几个必须更动的人员外没有妄裁一人”。⁽⁴⁰⁾

这种人事变化，给外界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论者认为：“此次中枢改组，政治重心确实移转到行政院了。当局们都抱着埋头苦干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在工作，所以今岁今年，政府中很少人以文字开空头支票，这是近年稀有的现象。”⁽⁴¹⁾同时，知识分子从“在野派”的身份向“在朝派”转变，并演化出一阵“学者从政”的浪潮。蒋介石也因此扩大了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扩大了自己统治的基础，增强了在南京政府权力争夺中的实力，同时化解了不断利用新闻媒介对他指责攻击的批判力量。⁽⁴²⁾如《国闻周报》的评论所言：“总之，此次改造，中国国家，事实上完成了一个巩固的核心，这是国难几年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⁴³⁾

五全大会标榜蒋、汪、胡三大领袖团结合作，然汪因伤未曾视事，全国各方视线又集中于中常会主席胡汉民之归国。蒋亦希望胡能北上，重归于好，派魏道明径往新加坡欢迎外，国民党中央派居正、叶楚伧等15日由沪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赴港。胡已于1936年1月15日抵新加坡，停留一日。西南各界大举迎胡，李宗仁亦赴港欢迎。京沪市党部均筹备欢迎大会，并电港促胡入京。⁽⁴⁴⁾蒋认为：“胡如来京，则两广当不再用武力为主。一俟匪区肃清与粤汉通车，则统一成矣。”⁽⁴⁵⁾王子壮认为：“迎胡声浪之所以贯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⁴⁶⁾国民党内外对胡回国的高度渲染，一方面，体现了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的粤派实力颇壮的现实，另一方面亦反映了精英们对国民党内各首领合作的殷殷期待。然而，胡汉民在各方高调的迎胡浪潮中并未北来，滞留广东，并于1936年5月突患脑溢血去世。国民党三巨头终究未能共聚一堂，共商国是。此时，尽管蒋介石尚非国民党法理上的最高领袖（因汪是中政会主席，遇刺后因伤养病，胡去世后中常会主席暂缺），但蒋事实上已是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这意味着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已经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