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全大会召开前的政治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宁粤冲突与和解导致了中央政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方利益集团接受了责任内阁制，以规范政府行为与权力分配，限制军人独裁，推行军政分立。国民党三巨头之胡汉民成为最大在野派，汪、蒋分享了政、军大权，但须面对处置日益严重的外敌入侵问题。日本自侵占东北后，扶植伪“满洲国”。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如前所述可知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在“抗日”与“剿共”何者优先中难以抉择，中日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的重心转移至加速“剿共”。⁽⁴⁾1935年春，日本在华北制造了“自治运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剿共”进展较为顺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际，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促进国民党外交政策的转变。此时，国内三个因素影响或制约着汪、蒋的政治选择：第一是日本入侵的加深，第二是国民党内派系依然存在，第三是国民党政府“剿共”的进展。此三者之中，影响当局转变制度的关键是外侮程度。

同时，国际上盛行的集权主义思潮影响着国民党权威人物制度调整的考量。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各国政府为摆脱危机，集权主义思潮盛行。如意德的法西斯主义、美英的新权威主义及苏联的政党集权制度不断受到推崇。1934年秋，在这股世界性独裁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国民党内也兴起了要求“领袖独裁制”的呼声。⁽⁵⁾中国国内涌现出明显的独裁运动，预定1934年11月12日召开的五全大会上授予蒋介石以独裁权力。这种拥护唯一领袖的呼声，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不满政治现状，“希望有效率更高的政治，做紧急救国的事业”，“不过事实上，国家对外这样无力，而内部的统一尚且有若干障碍之时，这种改革党制的主张，与实际未必适宜”。⁽⁶⁾因国民党内派系协调与权力分配未能完成，五全大会被迫延展至1935年。面对独裁政治的呼声，蒋介石承认“中国不需要独裁”。⁽⁷⁾针对此一政治思潮，柯伟林认为：“在中国，并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只是一种与中德密切关系的出现相符合的风尚。”⁽⁸⁾姑且不论蒋介石对独裁制有何种意向，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思潮至少反映了国内对1931年底责任内阁制之不满或调试的意愿，因为它招致了国民党中央权力的分散而难以有效应对危机，尽管责任内阁制尽量化解国民党内派系的政治或军事冲突。譬如，自1932年后的几年时间，除“剿共”与“抗日”的军事行动外，国民政府很少发生政潮变动。但如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不明，责任分工不确，政府组织结构与行政效率均会大受影响。故而，集权主义思潮在中国之受推崇，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国民党尽快调整与改造政治中枢的愿望，虽然它未必一定要改变责任内阁制之本身。

如果说，集权主义思潮在危机时代还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话，胡汉民在野之后，负责中枢的汪精卫与负责军事行动的蒋介石谁更能充当领袖，同样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话题。自汪、蒋分权后，蒋因负责“剿共”与“国防”，戎马倥偬，几乎不在京驻留。中政会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自1933年起兼任外交部长，积极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为党内外所不满。汪、蒋合作以来，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倒汪运动，汪因无法全面掌控权力常称病或辞职。1932年8月汪因淞沪停战协定未经立法院通过而签字，引起该院的责难与弹劾，汪一气之下提出辞呈。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底，汪因“病”出国治疗。此后，汪“病”情不断。蒋介石注意到了汪任行政院院长时的“中央不固散漫”，⁽⁹⁾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健全稳定的中央政府，如蒋所言，“中央政府即国家之代表，破坏中央，即破坏国家”。⁽¹⁰⁾蒋尽量维护着汪，“对汪使之安心”。⁽¹¹⁾1935年7月1日，汪再次因“病”离京赴沪，旋即赴青岛疗养。有些国民党中委害怕汪对日妥协政策变本加厉，对其返京有所恐慌。8月7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时，覃振、石瑛、王陆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张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之集中一人，并主张汪辞外交部等兼职。次日，汪即由青岛电国府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辞院长及外交部长等职。⁽¹²⁾汪此次辞职，蒋颇觉不满，甚感汪的理想与行动“幼稚可叹”。⁽¹³⁾不过，因为“汪坚辞”，蒋需要寻找“善后办法”。⁽¹⁴⁾后蒋两度与汪晤谈并劝说，汪始于8月22日出席中常会，承认复任行政院长与外交部长。⁽¹⁵⁾汪动辄辞职显示了其难以负责中枢的政治局面，同时亦昭示中央政府的权威缺失。蒋1935年8月反省所言：“中央风潮之内讧与汪之辞职，几乎根本动摇。”⁽¹⁶⁾王子壮谈及：“汪精卫称病后，中央政治会议盖无主宰，政治会议开会时主席及五院院长无一出席者，亦一奇观。”⁽¹⁷⁾陈之迈认为：“首都近日最令人痛心的现象是在这天灾人祸交袭的时候中枢简直没有负责的人。自从汪院长抱恙以后，内政外交失去了一个重心。除因公不在京者外，别的人物也不肯积极负起他们肩上的重责，游山的游山，消夏的消夏，考察的考察，以致训政时期主权所寄托的中央政治会议，都由次要的人物来敷衍维持，勉强支撑残局。”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有强有力的、有策略的，肯负责的政府”，“中政会的组织应当改革”。⁽¹⁸⁾

在汪、蒋合作中，尽管汪对日外交持妥协立场，颇受责难，时人尚有同情汪者。蒋廷黻认为：“汪精卫在1931年的冬天和1932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最近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负责了。……在全世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¹⁹⁾但汪的数次辞职，至少导致了两种直接后果：第一，国民政府中枢负责无人，政府威信无法建立。第二，汪的动辄辞职为个性更为坚定的蒋介石提供了个人集权的机会。其时学术界进行着持续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争论蒋介石能否被赋予集权的救国使命。陈之迈认为：“我国自鼎革以来，每日都在内忧外患交迫的状态之中，外交的严重，内政的繁杂，在需要一个效率更高的政府，专务分权，专讲自由，决计不能应付这种环境。”⁽²⁰⁾

既然汪精卫所任之行政院难以树立政府威信，诸多论者寄希望于蒋便是顺理成章的愿望。一是蒋自1932年初复出以来，领导军事行为颇有进展，中南各省秩序渐复平静，中央政府势力亦逐渐进入西南，尽管此时的西南与中央政府隔阂尚深；二是蒋未处于对日妥协外交的风尖浪口，更有机会走上前台。如王子壮言：“蒋利用汪在南京可为其支撑门面，对日折冲，蒋在身居后方，努力充实。”⁽²¹⁾舆论界希望国民党中央大员齐心协力，共赴国难，对遵蒋为领袖的意见出乎意料的保持高度一致。钱端升认为，“党内各派应在同一领袖之下团结起来”，“这领袖不应是独裁的领袖”。“谁都承认蒋介石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不过这还不够。要做此刻中国的最高领袖，第一必须党内各派一致的拥护；第二必须党外比较开明的各派，一致的承认。”钱端升高度赞扬了蒋介石在内忧外患中的表现：“他几年来的沉毅坚忍、和平宽厚，已使他成为另一个人，使他能担负以前不能担负的大任。”“我们今日既然急需一个领袖，则我们又安能因蒋先生之未合理想标准，而有所迟疑，而使此多难的国家长陷于无领袖、无中心的状态中呢？”(www.daowen.com)

钱端升拥护蒋做领袖，但希望这种最高领袖并非独裁，“蒋先生此时不宜亦不能为独裁者。配做且应做最高领袖的蒋先生既不为独裁者，中国自然也不能有独裁制”，“既然蒋先生亦不欲独裁，则蒋先生在实力上，在声望上，在民望上，在道义上，尽可是党国最高的领袖，而在名义上此时绝不宜为总理及总统”。钱端升进一步认为：“除了国内舆论务须推崇拥戴最高领袖，而使普通领袖不敢有损及他的权威的行动外，我们更建议将中央政制加以修改。”

钱端升认为，中央现在的政制，是蒋与中央政治会议分治的政治，事权并不集中。中政会的不健全有四大原因：第一，可以出席之人太多，而且人数不固定。第二，出席者不能代表党的力量。蒋及许多封疆大吏不能代表党的力量。第三，参加讨论及决议者即为执行者。第四，中政会委员在实际上太不平等。所以讨论的价值大大减少。“中政会的弱点就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弱点。”因此，钱端升建议六中全会应加以改组中政会而使之成为一个15人至20人的会议。⁽²²⁾

显然，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前夕的中心问题是调整汪、蒋关系，形成一个负责的、明确的政治中心。关于政制问题的争论，基本可分为两类。第一，主张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第二，主张仍由国民党专政。从事行政问题研究的专家李朴生赞成第二种：“我对于政制问题所希望的只是在党民主集权指挥之下，做到轻而易举的行政组织的简单化与效率化。”⁽²³⁾不过，胡适认为，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弃党治”，其正当方法是提早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今日当前的问题，不是三五人的合作不合作，真问题是“收拾全国的人心”。方法是“除了一致御侮外，莫如废除党治，公开政权，实行宪政”，“改革中政会也不如实行宪政，让人民的代表机关来监督政府”。⁽²⁴⁾在胡适看来，并非蒋、汪、胡之领袖合作便能解决国民政府的根本问题，实行宪政方为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

五全大会前，除了舆论媒体公开主张国民党应当进行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外，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亦有不少人持此看法。譬如，宋子文虽与蒋多有意见不合，但他认为，国民党内部应实现政治统一，以增强抵御日本入侵的力量。宋认为，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应强化个人专权，实行权力的高度集中，主张独裁救国论。⁽²⁵⁾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民党内外均希冀于五全大会的召开，达成党内政治共识，以确立政治中枢。此前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1934年12月10日），已经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新气象。舆论认为：“全会的表现，是空前的肃穆与和谐。现在的西南在实力上既不须常立门户，在政治上也没有显然的歧见。”⁽²⁶⁾这意味着国民党在团结御侮的前提下，政争逐渐趋于理性，为召开五全大会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