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的政治分野

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实行了训政制度。按照《训政纲领》的规定，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将政权托付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托付给国民政府。这种党治制度的特点是，国民党随时可以指挥政府，运用政府，产生政府。政府就是等于党的统属机关，完全受党的统治。⁽¹¹⁸⁾

在政党政治的环境中，蒋介石能够清醒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思想坚定、组织严密的政党。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分裂，1929年6月7日，蒋介石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惟一之政策》中谈道：“盖民国以来，循环内乱，迄无了期……非根本扑灭地方封建地盘之思想不可。……凭借有主义有组织之中心势力以树立强固而有力之中央政府，真今日保障和平惟一之利器也。”⁽¹¹⁹⁾

蒋介石在诸多场合均谈到建立一个强力政党的愿望。1929年7月4日，蒋在北平视察党务时演讲《为什么要有党》中谈道：“中国国民党及其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出来以后，除了以党专政以外，若想拿个人的势力来做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就完全是梦想的。”⁽¹²⁰⁾不过，蒋本人很少过问党事。蒋在国民党属诸后进，若论资排辈，汪、胡均居蒋之前。国民党的元老派中，除戴季陶、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于右任等支持蒋外，大多与粤桂串通。国民党的发源地在广东。民元以来地方主义政治盛行的时代，粤籍国民党领导人显然拥有更多的三民主义解释权。

蒋介石无论依靠政党实现治理，还是期图树立个人权威，染指党权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蒋借军事平定中原大战之余威，展开了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反击。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蒋认为“党内根本的弱点是思想不统一”，“对于政治，应该讨论出一个切实的办法，以消灭地方割据的形式，而巩固中央的地位”，“如果党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哪里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党的本身都不能统一，哪里能统一国家？所以党内的纠纷，如果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本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在有失去地位的危险”。⁽¹²¹⁾蒋介石意识到，“党内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本前提。

欲了解蒋介石对中央集权的理解与愿望，需要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蒋的思想。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蒋就以中央集权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1930年9月22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病殁后，9月25日起，由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代理院长职务。然而，宋子文只是虚位以待。中原大战结束后，11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蒋在闭幕词中谈到国家政治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式时指出：“所有以前决议是否一一实行，我们想起来了有几多惭愧。不但为国人所痛，亦且为外人所笑。我们知道，坐而不行，不如起而行。”⁽¹²²⁾这次会议最突出之点是取消国民政府会议制，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责任制。改原定的行政会议为国务会议，原来的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以行政院原职权取代“国务”，将政治中心由国民政府移至行政院，而使国民政府委员为“闲官”，使国民政府会议成为“闲衙”。⁽¹²³⁾标志着国民政府由委员会议制向主席专任制转化的完成，也是蒋介石首次集权的尝试。

此后，蒋基于刷新制度与扩大政府权力的角度来制定约法。杨天石先生指出，就蒋介石来说，他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显示出他企图迈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或者说，他企图以民主和法治来装点门面。但是，当蒋遭到权力牵制时，他又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国民党由一党专政发展为个人独裁，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关于胡汉民与蒋介石就约法本身的意见，胡汉民认为：“立法者只该忠于党，忠于国，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胡企图以立法来限制行政，补救行政的过失。对此，蒋介石指责其为阻碍革命，破坏建国大纲之精神，“致胡函”称：“今先生对于政制之应单纯简捷者，必使之复杂纷纠，以致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¹²⁴⁾因约法之争导致了宁粤冲突，蒋的集权愿望落空。甚至，蒋不得不因此而下野。

关于约法之争的研究，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累赘。蒋希望能够依靠党权进行权力集中却是其一贯愿望。正如白坚武在1931年12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预计蒋必再复出，此为当然之事。”他认为，“蒋之为人固不能无魄力，然脱开党做一番事业自献于国民，恐今生不能有此表现。”⁽¹²⁵⁾蒋试图集权的愿望受到挫折，意味着染指党权的愿望落空，也是其谋求建立以个人集权政治的尝试所遇到的挫折。(www.daowen.com)

“九一八”后不久，宁粤冲突暂时和解，蒋、胡合作转变成了蒋、汪合作，孙科亦参加了政府。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彼此貌合神离，难以团结一致。作为立法院长的孙科认为：“宪法为立国的根本大法，以其时效论，则国家千百年后的大计，也许要受它的支配；以其有关的各方面，则个人的福利、社会的安全、国家的组织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都要由它确立基础。”⁽¹²⁶⁾显然，孙科试图以宪政或制宪掌握国民党的话语权。

无论蒋下野的个人感受如何，事实上，面对危机，在党内派系与个人权威未能形成之际，缺少蒋的中央政府的确运转不灵、指挥不畅。1932年初，蒋虽重新上台，甘愿退居次席，由汪担任政府重责。蒋明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实力强大，如邵元冲回忆关于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问题上，就明确指出了这种现状。邵元冲记：“3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对于军事委员会设置委员长事，众多指斥。意在防介石之复出，辩论良久，然卒通过设委员长。”⁽¹²⁷⁾在蒋、汪合作中，汪得到了蒋的支持。邵元冲回忆与蒋、汪会谈时说：“惟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¹²⁸⁾蒋希望汪能担当政府重责，但汪常犯政治病而难以树立其个人权威，尽管蒋大体上维护着汪的形象与地位。1933年3月26日，蒋与汪谈话，汪“以国防委会为虑，以责任内阁制为主，余开诚相见，容纳其意”。⁽¹²⁹⁾正因蒋的支持，在3月29日的政治会议通过了汪精卫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感到“以其能负责，心甚安乐”。⁽¹³⁰⁾然而，蒋“无论如何精诚，终不能去其虚疑，是余总有不能以诚感动之处也”。⁽¹³¹⁾汪的态度一直不甚坚定，蒋常与其谈话，“汪之心态不坚，中央不能团结，是余之诚不孚乎”？⁽¹³²⁾尽管如此，蒋与汪“彼此慰勉”，“孙亦参加，公私通电发出，信心渐立，中央安定”。⁽¹³³⁾

虽然汪、蒋合作关系尚能大体维持，国民党另一重要人物胡汉民自约法之争后，成为了最大的在野派，始终举着反蒋旗帜。尽管蒋表面上一直对其恭敬有加，胡始终未能与蒋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使得党内难以统一，蒋无法依靠政党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国民党的政治分野，削弱了并不十分充足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难以形成足够的凝聚力，树立政党权威。

不过，政治人物公开标榜的口号与实际运作是有距离的。胡汉民始终把抗日、反蒋、剿共放在一起。⁽¹³⁴⁾据邵元冲记，胡汉民去世后的遗嘱有：“非抗日，无以完成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无以完成民权主义；非剿匪无以完成民生主义。”⁽¹³⁵⁾不过，胡汉民以推翻独裁政治口号反蒋，与蒋的政治倾向亦有相交点，即抗日与“剿共”。王子壮认为：“蒋胡合作之关键，必要胡先生降低个人主张之水准，及蒋先生于实际上予胡先生以活动之机会（非如现在之崇高其为常会主席毫无实权之异予），若可复归于好，不然，此后二位之个性，若再固执其见，殊难有好转。”⁽¹³⁶⁾

蒋、汪、胡三人的关系，据王子壮193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胡除了工作异常努力外，对于政治时有主张，即对蒋之意见，亦每不欲相从。”王子壮回忆，在编遣会议之后，中央政府“对冯阎战事即启，冯所任之行政院副院长亟需易人，蒋与谭组安先生已同意宋子文矣，而胡独不欲，谭以信征求胡之意见时”，胡写“应请再想有无更适当之人选”，谭卒不顾提出常会通过之，如此事情等等。汪精卫先生则不然，人极精明而无主见，“汪先生是个最无主张的人，不过我们给他一个主意，他可以发挥得比我们得原意还好”。⁽¹³⁷⁾换言之，胡大多时候并不同意蒋之作为，尤其是在人事上多持反对意见。

因此，在汪、蒋合作中，蒋个人权威既未树立，汪又无法担当权责，胡却在野成为西南地方实力派反蒋的精神领袖。正因国民党主要领导意见不一，宁粤和解后，各政治派别依然难以团结一致。蒋在军事行为的进程中，感觉处处受到钳制，心中再次燃起集权与独自负责的意图。蒋在1932年6月30日记：“与石曾先生谈话，乃知汪、宋皆不安心任事，或故意装腔，皆未可知。互信不立，共信不生。老党员腐化者，不知其自己过去，而一意乱捣如居某者（笔者按：指居正），诚出人意料之外也。”⁽¹³⁸⁾蒋亦感觉到：“汪之虚伪，北之蛮横，南之叛乱，赤匪之狡狯，子文之跋扈，皆使人愤慨，不能自制，此等事，若非我负担，其谁能负之。”⁽¹³⁹⁾蒋以“与汪等诚意合作为主，如不得已时，则行独裁制”。⁽¹⁴⁰⁾尽管如此，蒋介石再次明确：“中央则决心与汪合作也。此时党国病入膏肓，对外无论如何危急，只有按步进行，对于战争准备，尤不可急求，未有尽我心力而已，对于国内政治，亦只有尽力改革，不能急激求成也。”⁽¹⁴¹⁾

如上所言，蒋尽量维护着汪，试图通过政治妥协，保持国民党的团结与统一。蒋虽然认为中央应当采用集权制度，必要时再次身兼数职，但在实践中，显然谨慎良多，尽量维护汪、蒋合作的政治局面。即使1935年蒋的个人威望已经达到相当高度，依然不愿轻易改变责任内阁制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制度，因蒋担心制度的修改会重新引起党内冲突的公开化与扩大化。据邵元冲于1935年11月17日8时访蒋介石记，谈修改国民党总章意见。“渠谓中央干部中，用总裁名义，恐易滋误会，以不用为宜，如事实有必要，则至多用常务委员会主席名称，候会议中讨论后，再决定之；至中央党部中组织宜改委员会为部，省党部宜采单一制，省党部以下宜秘密其组织云云。”⁽¹⁴²⁾显然，蒋不随意用总裁之名，并不希望国民党采用专政的方式。尽管国民党的章程最后并未修改，保持了以往的基本组织结构，不过，因国民党内部的不团结，蒋不得不放弃依赖党部以应对危机，走个人集权政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