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日与“剿共”两难选择之原因

由上所析可知，热河危机前后，蒋介石无论于内心深处抑或实际操作，抗日与“剿共”孰若轻重，并非一贯定论，重心不明，犹豫不决。随着局势的发展，蒋一直在寻找内外政策的平衡点，体现了政策选择的两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热河危机前后，蒋尚未形成有效权威，无法号令全国。蒋在“一·二八”事变之际重新上台，与汪精卫达成权力分配，出任了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热河危机发生时的军事分布言之，北方军事难以号令统一。张学良控制了华北的税收给养东北军，并主宰了河北，阎锡山主山西，韩复榘主山东，汤玉麟主热河，傅作义主绥远，国民政府在整个华北无从插手。热河危机发生时，蒋一面令张学良所部，加强抵抗，调集华北部队，准备应援。同时于1932年冬托黄绍竑去广东游说陈济棠，希望两广出兵“剿共”，以便抽调在江西剿共的中央军北上抗日，但黄无功而返。黄绍竑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广东当局邀我去谈话，很坦白的表示，不但现在的情形，广东方面，不能出兵。就是日后情形再恶化一些，广东也不能出兵。”⁽⁹⁷⁾热河危机初期，粤桂闽等省军事首长声明拥护国民党中央抗日，阎锡山表示愿意出兵热河并归属张学良指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蔡廷锴等在香港召开的抗日谈话会中表示，决定由粤、桂、闽抽调部队出关抗日。然而，至5月24日，蒋在电陈济棠的电文中尚谈道：“粤闽抗日部队，曾否出发，切盼兼程北上，剿共部队，尤盼克日推进，会剿计划，亟待实施，恐中不能留赣久候也。”⁽⁹⁸⁾换言之，蒋一直希望地方实力派能听从调动，但一直未能实现。正如1933年5月23日汪精卫言及国民政府抗日难以真正实施的军事原因：“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⁹⁹⁾对于西南胡汉民号令反蒋之事，蒋也只能“一时只可听之，以力所不及，时所未至，强之无益”⁽¹⁰⁰⁾，意味着蒋除了掌控的中央军外，无法充分调动全国其他武装力量，反而给人以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口实，蒋不断表明抗日决心亦是徒劳。蒋在难以号令全国的情势下，以统一作为了处置内忧外患的先决条件，认为阻碍统一的主要障碍来源于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通过“剿共”完成全国的军令政令统一，以“剿共”作为安内重点的战略得到了高调渲染。蒋认为：“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再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¹⁰¹⁾正因政令军令难以统一，以至于让一些大员感觉“中枢政令悖乱，何足以戡大难”。⁽¹⁰²⁾

第二，热河危机前后，蒋受到了来自共产党的猛烈攻击，使其对共产党的实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热河危机时，正值中共中央“左”倾政策的实施时期。当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共产党中央发出号召，认为日军进攻热河这一事变“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问题，更提高到了极端危急与扩大的形势”，认为罪魁祸首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所以提出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¹⁰³⁾中共中央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将满洲及华北成为有力的进攻苏联的根据地”，而“国民党统治，以一年来的不抵抗政策替日本帝国主义清除了武力占领华北的道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在苏区中，应该是巩固和扩大，联系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开展红军对于国民党进攻的反攻，以加强反帝运动中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国统区，动员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反帝争斗。”⁽¹⁰⁴⁾1933年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¹⁰⁵⁾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关于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动员参军，扩大红军，藉以加强反围剿的力量。当然，中共中央在国难面前，也提出了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但在对日本侵略形势估计过于“左”倾的情况下，甚至把日军的进攻与武装保卫苏联相联系，很难得到积极的响应。热河沦陷后，北方进行长城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认为日本掠夺热河及进攻平津“证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紧急，同时也就是干涉苏联，进攻外蒙古共和国的最露骨的步骤”。⁽¹⁰⁶⁾

由于中共中央政策的“左”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在抗日与“剿共”政策的选择。热河危机发生时，2月28日，蒋介石劝中共放弃迷雾，一致抗日，大意为：“帝国主义枪炮对准我们的胸膛，你们如有理性，应立即放弃一切迷雾，表示一致抗日意愿，则此前错误，均可一笔勾销。”⁽¹⁰⁷⁾此言未必表现了蒋介石对中共的宽容，但却希望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把抗日置于解决内部争端的优先地位之意。红军利用蒋北上之机，加大了反围剿的力度，红色区域进一步扩大，蒋不得不于3月26日离开保定重返南方“督剿”。4月3日，红军攻陷新淦、金溪与金乡，蒋电告何应钦、黄绍竑，“新淦失守，江西紧急，统御无人，中本日赴赣，待布置妥定，即当北来”。⁽¹⁰⁸⁾换言之，蒋在处理热河危机时，面临着南方共产党武装进攻的巨大压力。在全国反日情绪高涨之际，各地苏维埃政权迅速扩大，红军数量猛烈增长，如果北方战事一直延续，蒋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全身投入“剿共”之中。因此，1933年4月6日，蒋在南昌电令各将领，必先肃清内匪，再言抗日。4月29日，蒋介石宣布“剿共”军事失利，同时谋求对日停战，继而重整旗鼓，整备第五次“剿共”。1933年5月20日，蒋电陈济棠：“全力剿共，稍收效果，转而对外，名言至理，实获我心。盖剿共利于速决，抗日利于持久。不肃清共匪，亦无长期抗日之可能，……欲达此目的，非肃清心腹大患之共匪不可，更非全国一致集中力量不可。”⁽¹⁰⁹⁾(www.daowen.com)

第三，国联未能给予实际援助，抗日需仗自身努力，统一的中国才是抵抗外侮的前提。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对国联制裁日本迫其撤兵尚抱希冀，热河危机发生时，蒋对国联并未寄予厚望。蒋认为：“倭寇对国联之决议，外强中干，此为固然之事，然余不能希冀其不来侵热也。”蒋要张学良敦促张作相尽早赶赴热河，做好抗战准备。⁽¹¹⁰⁾

当热河战事吃紧时，蒋指望国联调停已无希望，希望通过提高自身实力取得抗日的成功。蒋认为：“望英美协助以抗倭，与望倭缓和以求存，皆徒丧失我民族人格而已。此时除求己能自立以外，惟有决心牺牲，以期死中求生之法而已。”⁽¹¹¹⁾5月19日，蒋电汪精卫论时局时谈到宋子文赴伦敦经济会议：“自可藉此探明列强有无制裁之可能性，盖吾人受虚惠而蒙实祸者亦屡矣。故不必以他人一种道德之同情，或文字上之声援，而据行兴奋以自斩其国脉也。”⁽¹¹²⁾蒋希望通过内部团结，增强国人自强以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5月24日，蒋电陈济棠：“……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即还我一刀，屡验不爽。……立国不能依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¹¹³⁾为了谋求统一，蒋希望尽量争取时间，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渐渐成为了蒋处理内忧外患的重点考虑。因此，当日军进攻猛烈时，蒋便以抗日为主；但当日军似有缓和进攻迹象时，蒋便重视“剿共”。蒋在外力相助无果之际，政策的决定只能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偏倚。

基于以上原因，面对热河危机，蒋在抗日与“剿共”政策上处于两难选择。热河危机初期，蒋对抗日抱有积极态度，但又认为，日本入侵的真正目的并非中国，故中国可通过有限抵抗，唤醒国际社会的援助，“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敌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¹¹⁴⁾此种判断难以使抗日彻底进行。热河战事时，闽粤部队一面高喊抗日，又不愿代替中央军“剿共”，使蒋对中央军的使用有捉襟见肘之感。由于兵力分散，“剿共”既失利，北方战事更为吃紧。但当蒋觉察日军除侵占热河外暂时尚无更多政治意图时，便欲争取有限时间彻底剿除共产党，做好抗日的战争准备，同时也使蒋萌生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意图。从整个政治环境考虑，蒋对北方战事虽语义高调，然战不能胜日，亦不能胜共，只能对日勉强求和，集于一端。何应钦谈道：“汪蒋均言，战则丧师失地，和则丧权辱国，实在不好做主。”⁽¹¹⁵⁾陈公博也认为：“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途径的吧。”⁽¹¹⁶⁾蒋廷黻所言，热河战事“精神的损失比土地的损失还要大”。⁽¹¹⁷⁾此后，民族主义更为高涨，抗日逐渐成为国内各种势力及各个阶层能够共同接受的急迫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蒋介石表示了抗日的决心，除加强北方军事统一部署外，抽调在南方“剿共”的部分中央军北上，并试图让其他地方军事实力派代替围剿红军。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长城抗战，抗日难以取胜，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便结束热河危机，重新加速“剿共”。不难发现，热河危机前后，蒋在抗日与“剿共”的战略选择中陷入了两难境地，何者优先，难以取舍。究其原因，主要是蒋自身权威尚未完全树立，国内军事号令难以统一，共产党力量快速扩张，国联制裁日本无望等。停战之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苏区步步进逼，开始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蒋通过第五次“剿共”的军事行为，军事权力逐步介入政治领域，军令政令亦有统一的趋势，个人权威逐步树立。此后，在抗日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下，蒋介石最终明确了以抗日为中心的战略选择，西安事变后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