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塘沽协定签订：对日停战与集中“剿共”

蒋面临“抗日”与“剿共”两难之际，如能对日停战，有利于集中力量加速“剿共”。然而，“日军自占领热河进攻滦东以后，平津大为震动，我军二三十万人已逐渐失却战斗能力。奸人受日人之利用，在平津为公开及秘密之活动，华北尤时有第二傀儡国出现之危。政府当局受此威胁，遂有与日人成立休战协定之拟议”。⁽⁸²⁾1933年4月11日，蒋在高调抗日之时，启用了把兄弟黄郛主持华北政局。5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方谈判，谋求停战。“北平政务委员黄郛北上，一般人推测彼有缓和时局之重要使命。”⁽⁸³⁾日军虽占领了热河，因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顽强抵抗，日军顾忌长城作战，兵力不足，加上从北平到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各国军队，担心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故关东军在日本天皇的训示下，将进入长城的部队撤至长城附近，并退出了滦东。5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华北应急处理方案》，指出热河作战目的在“迫和”，不直取平、津，要关东军设法在6月底以前努力完成停战协定。这样，中日停战始有了可能。

于蒋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敢直接表示与日本停战。5月22日，蒋虽闻日方有停战之说，并未为之所动。23日蒋得华北危急之报，仍然保持沉默，表示“当此危急之际，如心无主宰，何能革命，必当严令固守北平”。并复电朱培德、唐生智：“事既至此，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逃避，已径电平军分会，依原定计划，固守北平城防。”随后电何应钦：“请再转告诸将士，死守北平，中正必能运用全力，竭尽职责，不失应援之时机，自信有诸将士在内奋斗，而外有居中策应，则死中必有求生之道。革命危亡至此，惟有抱定牺牲之决心，义无反顾，期保我党军光荣之历史。”⁽⁸⁴⁾同时电宋哲元：“事势至此，不能再有退让，平津前线，惟有拼死相持，以我能拼死，敌乃有所顾忌，国际形势乃有转机，故死拼即所以求生，实为一光明之前路。”同时致电于学忠，言死守以待转机，并力勉东北军。⁽⁸⁵⁾

尽管蒋对各抗战将领表示死守或当死一战，但当日军一面亟攻，一面欲协议停战之时，蒋之态度已渐明朗，致电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同意以不形成文字性条款为前提与日停战：“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惟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且将来协议条款，必有种种难堪之苛求，或甚东北三省及热河字样亦杂见其中，无异割让之承认。”⁽⁸⁶⁾5月25日，蒋听取各方报告与研究策略，认为“对倭交涉，手段不妨和缓，决心不可不坚定也”。再次电何应钦、黄绍竑，切嘱坚守北平城。“我军如能在北平城坚守一月以上，深信中日问题，必有一解决之途径，倭寇对我停战，必无诚意，但不妨敷衍延缓，俾我能多得设备之时间，惟最后必出于死战，是吾人至大无上之决心。……如口头休战，则不妨依然行之，若用文字方式，余总以为不妥。”⁽⁸⁷⁾

东北的沦陷已使国民政府如坐针毡，如承认热河被日军“合法”占领之停战，易于激起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情，成为各种反对力量挑战中央权威的借口，国内局势更难控制。但是，“战则兵力不胜，势为节节败退，和则屈辱虽安，国人群起反对，尤可惧者广东近有出师湘省之举动，曰剿共抗日，实则形迹可疑，江西共匪则仍未肃清”。⁽⁸⁸⁾对此，蒋一面希望通过交涉停战，一面表示对日作战，同时督促部队准备继续“剿共”，表面上体现了战略选择的矛盾性，实际上却把停战作为了暂时选择的重点。

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之时，对日停战，易于被当成妥协退让而遭舆论谴责，并进而酿成政府的治理危机，蒋不愿在停战协议上授予文句妥协的口实。蒋电黄郛对日交涉时，亦注重于守城，“绝不能涉及伪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弟以为非有我北平一战，决不能制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之谅解也”。同时，蒋电蔡廷锴，催闽粤抗日部队兼程北上，并劝陈铭枢共赴国难。⁽⁸⁹⁾5月28日，蒋再次电何应钦、黄绍竑并转黄郛，指示对倭交涉，令竭力避免文字协定。⁽⁹⁰⁾5月29日上午，蒋介石与汪、孙谈话，决定延缓全国代表大会日期及对内外发表声明，说明对倭仅为协议停战之意。⁽⁹¹⁾5月31日，蒋察内外情形，有非暂行停战不可之势，又明确表示：“只能于协定内容妥斟酌，力避伪组织之承认及东四省之割让或与之内似足为影射之文句为要。”⁽⁹²⁾(www.daowen.com)

在蒋看来，停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蒋在电上海市吴铁城的电文中谈道：

吾人对日时而抗战，时而缓和，纯为国家之实际厉害着想，能抵抗而不抵抗，能缓和而不缓和，其误国殃民之罪维钧。今华北抗战，悠时三月，匪恃国际只有无裨实际之同情，即国内亦仅闻共赴国难之虚声，华北各军，苦战恶斗，伤亡忱藉，中央直辖各军尤甚。22日23日两日，敌人积极压迫，致全线崩溃，平津已危在旦夕，倘有专赖军事而不设法缓和，则平津必陷，华北全亡。失地愈广，则光复愈难，此岂真正爱国者所宣出，次停战谈判，仅属军事，不得涉及政治范围，尤不得有承认伪组织及割让东四省或疑似影射之文字之规定，则与松沪停战协定相同，绝非屈服。⁽⁹³⁾

1933年6月1日，停战协定成立。蒋即电汪精卫，“实与去岁淞沪协定无甚差别”，“纵观全文，尚不失为纯粹之临时军事协定，并未涉及政治范围。既经我方军事代表与对方磋商完成，惟有吁请中央，依然核定，以免节支横生，……中正身为军事最高之长官，既授权处置，尤愿其受处分，独负责任”。⁽⁹⁴⁾

《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的“国界”扩展到长城一带，平津门户洞开。王子壮认为：“平津停战协定主要目的是在规定中立区于长城之南，然则城北无形中默认为日军之势力范围。以日军之称霸，此种战争协定，固绝不能压其野心，而我已萌城下之辱。即以协定，恐无日人对于国际形势有所顾忌而出此也。”⁽⁹⁵⁾对日妥协尽管有利于“剿共”，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动辄提出协议违背的无理取闹”，作为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逐步成为了妥协的代名词，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⁹⁶⁾此后，华北危机加剧，国内亦发生了以抗日为借口的多种政治或军事事件，“抗日”成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也成为各实力派争夺政治权力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