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

当日军分三路猛攻热河，逼中国军队退出热河时，3月3日，蒋介石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告以“此时成败关键，在使张学良速赴热河，务请于今夜乘车北上，协同张学良抵御外侮”。⁽⁶⁹⁾此时，国民党军队因抽调部分中央军北上，“剿共”遭遇了重大失利。3月4日，陈诚统率之第52师、59师被红军全歼，蒋介石特致电陈诚予以慰勉。⁽⁷⁰⁾不过，蒋并未因此而放缓北上抗日的准备。蒋决定3月5日亲自乘机北上保定。因天气恶劣，蒋电张学良：“明日恐不能起飞，而热战紧急，兄须速往承德督战，不必待弟到平，免误时机。诸事请与敬之兄直商，勿稍客气，兄既赴前方，则后方诸务，弟必负责，请兄放怀。天气稍好，弟必北来，决勿使兄在前方独任其难也。兄能早行一刻，则战事即早得一分之胜利。”⁽⁷¹⁾3月4日，日军侵犯热河省会承德。当天，承德失陷。次日，张学良电蒋介石，告以此事。

早在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全国人士纷纷宣言抵抗，许多军人纷纷打电报给蒋请缨抗日。丁文江认为，面对热河危机，蒋应当“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⁷²⁾3月3日，丁文江、翁文灏与胡适三人会商，即拟了一个电报，用密码打给了蒋介石：“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次日，翁文灏即收到了蒋介石复电说将于3月5日北上。3月13日，丁、翁、胡三人同到保定去看蒋介石。⁽⁷³⁾然而，旬日之间，热河沦陷，舆论大哗，朝野震惊。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张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余个人主张，中央应具决心，下令将其（张学良）免职。”⁽⁷⁴⁾

热河沦陷对蒋介石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两难问题。如全力对日一战，力争收复热河，必然影响“剿共”，且对日作战并无胜算；如任日军占领热河，威胁华北，易于激起民愤，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情势下，影响国民政府的稳定，各方反对势力亦会以抗日为名，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乘机飞抵汉口，晚上乘火车北上指挥抗日军事，致电杨杰，请其电告张学良、何应钦反攻的战略，并转告宋哲元、商震及庞炳勋诸将领，请他们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同时，蒋责成“剿共”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及“剿共”司令部参谋长贺国光负责继续进剿中央苏区。(www.daowen.com)

对于蒋北上抗日，时人期望甚高。王子壮认为：“蒋委员长乘车至新乡北上，北方军事或稍有办法也。”⁽⁷⁵⁾3月7日，张学良因承德失陷向国民政府引咎辞职，蒋照准并令所有部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管辖，令何应钦暂代北平军分会军事委员会代委员长。蒋介石过郑州时发表讲话，表达了收复失地的决心，云：“失地一日不复，则抗战之责任，绝不敢一日放弃。”⁽⁷⁶⁾3月8日，蒋至石家庄。晚上与何应钦等商定：（1）准张学良辞职；（2）取消北平军分会，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指挥各部；（3）在北平、天津、察哈尔设戒严司令；（4）编配于学忠、庞炳勋、商震、何成浚、宋哲元、冯钦哉、万福麟、孙良诚、傅作义等部队。3月12日，国民政府令准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3月16日，蒋决定华北作战方略，重新部署区分指挥系统。3月20日，蒋考虑到抵抗日军的策略，“对日只有抵抗到底，对内只有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由此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之大业而已”。⁽⁷⁷⁾

蒋之北上或许表达了一种抗战姿态，但南方“剿共”失利，使其认为因共产党的存在而导致政府抗日分心，甚至迁怒于共产党而痛下“剿共”决心，以挽回因抵抗外侮失利所丧失的自尊。3月23日，蒋介石接陈诚来电，称“剿共”失利。次日，蒋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明确宣布第四次“剿共”失败。由于热河的失陷与“剿共”的失利，蒋介石陷入了困境之中。再三权衡，蒋认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对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其根本问题，乃在整理部队，培植地方民团，消灭反侧，严防变乱，于寇患与共匪两者，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⁷⁸⁾蒋对日军入侵决定采取守势，战略重点重新转移至“剿共”。此种选择的出发点，在于张学良未能在热河进行成功防守，迫于强大舆论压力作出北上抗日的危机应对。因抽调中央军北上，国民政府未能获得热河战事的胜利，又削弱了南方的“剿共”力量。蒋需要寻找北方军事失利的借口，一面以张学良辞职作为热河失陷的负责对象；一面使民众相信，因共产党对政府的武装进攻导致了中央军无法大规模集结北上抗日，再次将矛头指向共产党。

热河既已沦陷，重新编组的中国军队在沿长城一带进行了艰难抗战。蒋于3月26日返抵南京，决定重新部署“剿共”战事。4月4日，蒋由南京乘舰赴赣，主持“剿共”军事。4月15日，电告陈济棠，请其负“剿共”全责。对于“抗日”与“剿共”两难兼顾的局面，大员们多表示担心。王子壮认为：“近日人又以全力向长城各口进攻，滦东亦发生激战，似颇失利，然则北方战事急头，江西共匪仍无清剿之希望，兵力仅如此许，然则著何？”⁽⁷⁹⁾5月1日，蒋介石电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告以不宜分兵北上，“剿匪即为抗日，义无二致”，“中意此时北上兵力，应即中止，先清匪患，以固根本为上”。⁽⁸⁰⁾再次体现了蒋在抗日与“剿共”的矛盾心态。对于在北方抗日的兵力，蒋不愿再抽调大批中央军北上。4月25日，蒋电北平何应钦，“华北局势无论能否缓和，我军不能不积极筹防，其范围之可以中央军在北方之兵力为度，切勿过大，盖危机时，各部未必皆听从指挥。故只可能切实指挥之部队，使之共死生同存亡”。⁽⁸¹⁾同时，决定以保平津为对日长期抵抗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