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以妥协方式避免了与日军发生较大烈度的战事，但中国东北沦陷及伪“满洲国”的建立使日军入侵欲望日渐强烈。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标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完成了“法定”程序。日军为进一步巩固侵略成果，“把圣战指向热河省”。日军注意到了张学良在“恢复失地”的名义下，整军备战，从事抗日，以热河为最后根据地，故而“征服热河，具有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领域，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以及巩固满洲国建国基础的重要目的和意义”。⁽⁵¹⁾热河位于塞北，介于东三省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日军若夺得热河，攻可进窥中国华北乃至中原，守可防卫伪满。反之，中国军队如能保有热河，攻可收复东三省，守可屏障平津。

热河危机发生初期，国民政府正忙于“剿共”之际。据张国焘回忆：“1932年5月，蒋介石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50万兵力，等于我们红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⁵²⁾同时，蒋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10月，蒋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后，重点转移至中央苏区根据地。1933年1月1日，国民党军队对赣南中共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

正当“剿共”之时，1933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实现了从侧翼牵制中国长城一线及热河守军的态势，侵略锋芒直指热河。1月4日，蒋介石自记雪耻条曰：“余必使倭寇敕平，国耻刷雪也。”蒋电告北平军分会张学良代委员长：“榆关既失，情势愈重，不可以寻常视之，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本侵占山海关，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希望国际联盟迅速制裁日本侵略。⁽⁵³⁾1月7日，蒋介石由杭州返抵南京，与中央大员会商应对方略。蒋认为：“倭此次目的，乃为牵制我派军进驻热河，及见我军如计入热，不为所制，则彼之企图已为我所粉碎，此后彼必恼羞成怒，继续扰乱华北，或见机而止，以期了结榆案。如后之说，除其自动退出榆关外，不能迁就，唯此时终须先使平津安全为第一也。”⁽⁵⁴⁾即使解决榆关问题，蒋料定日军仍必侵占热河，谓：“非与之一战，对内对日，皆不能解决也。”⁽⁵⁵⁾1月11日，驻日公使蒋作宾电蒋介石，报告日军急欲取热河及扰乱平津情形，“倘中国真行抵抗，或可稍敛其锋”。日军部声明热河为“满洲国”领域，决定入侵。⁽⁵⁶⁾2月9日，日本陆军省明确发表声明：“日军之进攻热河，系在维护满洲国内部的治安……断非日军之侵华战争。”⁽⁵⁷⁾要求国军退出热河。对此，蒋介石表示：“与倭寇无谈话余地，成败利钝不足计，余决拟北上与之一战。”⁽⁵⁸⁾

若蒋介石亲自率军北上对日作战，则“剿共”仍否继续，是两者兼顾抑或何者优先，需要细致思量。从蒋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言之，前两次因轻敌或作战缺陷而失败的话，第三次“剿共”则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导致半途而废。换言之，蒋在外部危机加深之际，曾尝试置抵抗外侮于优先选择，尽管蒋并未在东北有切实可行的抵抗部署，但因此停止“剿共”使红军获得了力量发展的良机。在第四次“剿共”方兴未艾之际，“剿共”与抗日，蒋认为，“必舍其一，而专对其一”。但蒋不敢也不愿重蹈因外患而终止“剿共”，导致共产党武装力量壮大之事复次出现。蒋思索此事：“如专对倭寇，则恐如明末之匪乱，以致覆亡。……唯以天理与人情，以及内外之现状，以定轻重缓急之处置，则寇患已深，而匪患尚小，明知其匪患无穷，亦知非先安内不能攘外，但彼倭已急不可待，绝不能与我以安内息喘之机，故不能不对匪放宽一步……总之，匪患尚能控制，收放自如，主动在我，故今日之事，应以对倭为先也。”⁽⁵⁹⁾在外侮加重之际，蒋欲抽调部分“剿共”中央军北上，将“剿共”任务留给两广地方部队。1月21日，蒋电陈济棠，要其抽调两广部队入赣“剿共”，电文称：“近来江西匪势披猖，致抗日军事，受其牵制，中拟于下星期先行赴赣，布置就绪，再转而北行，以免将来兼顾不遑……”同时，蒋拟定了对日作战方案。⁽⁶⁰⁾为使两广部队参与“剿共”，蒋特派内政部长黄绍竑与训练副监徐景唐奔赴广州，亲向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议两广出兵江西，以便抽出中央军北上。次日，蒋电令“剿匪”区内各省加紧训练民团，令各“剿共”部队限期肃清“残匪”。显然，蒋在“剿共”之时，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抗日高于“剿共”的迫切需要。

蒋决定率军北上抗日而断定其会中止“剿共”，未免过高估计其抗日的决心。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言之，对日作战将会是持久战，它涉及到国力强弱，战争准备程度，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否形成等诸多因素。如果中国未能形成统一局面，采取一致对外态度，则殊难与日本决战，收复东北。正因蒋考虑到抗日的持久性，希望“剿共”方略布置妥当后，便转移战略重点至北方。蒋此举大致基于三个前提：其一，希望两广方面能爽快答应出兵“剿共”，否则中央军一时无法大量抽调北上，抗日难以获取胜机；其二，蒋在第四次“剿共”完成了鄂豫皖及湘鄂西根据地的战事，消灭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指日可待，“剿共”正值关键之际，不敢轻易停止，以免坐失良机，重蹈覆辙；第三，蒋相信张学良在北方应当能组织有效抵抗，热河不致短期内沦陷。因此，尽管蒋决定择机北上，但对“剿共”亦表达了较强的决心。1933年1月29日，蒋到达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表示“余先剿赤而后对日，此次来赣，即所以决定大计也”。⁽⁶¹⁾与前次之表述有所不同，凸显其内心的矛盾心态。2月6日，蒋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在南昌设置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同时电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代理委员长，负责处理北方军事，筹办兵站粮秣与运输、防空等事，以防日军侵犯热河、华北。

热河战事迫在眉睫，蒋对北方战局抱有念想，希望张学良在热河的布防使日本关东军知难而退，至少希望张能抵抗相当时间，以便中央军迅速完成“剿共”，然后驱兵北上，力保热河与华北的安全。然而，蒋亦担忧因“剿共”而被日军利用。1933年2月6日，蒋在日记“雪耻”栏详论日军侵犯热河事：(www.daowen.com)

倭寇是否待我内乱，再取热河，抑藉国联干涉之口实，强取热河，其或先用飞机毒药轰炸，然后乘机进取矣。以意度之，去年我派兵入热严防，倭或不敢进犯，且其目的敌乃苏俄，作战准备亦为俄也，果倭与我作战，迁延时日，则与原目的敌背缪矣。如此，则滞延时日，乃为我之上策，但不能不急急准备，如果彼倭今春不来侵热，则余之计成也。⁽⁶²⁾

蒋要张学良敦促张作相尽早赶赴热河，做好抗战准备。1933年2月8日，蒋电令张学良：“辅臣（张作相）赴热，不可再缓，务希付与实权，并给以相当经费，使其能安心尽力，此时用人，不可稍有牵制，而存彼此之意。否则，倭寇侵入，同归于尽，岂尚有彼此可分乎。务促其速行，此实为抗倭之先着也。”⁽⁶³⁾

由于日军侵略热河的危险增加，2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以军事委员长为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长。次日，蒋介石得报，日军扬言攻取热河，将以八师兵力进犯。蒋料定：“倭寇攻热，将在本月之内，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不再失守。”⁽⁶⁴⁾2月14日，蒋对第9师、第51师49团官兵训话：“要知道，先安内而后攘外，本是我们既定的方策，然而现在的外患实在太严重太紧急了，……对内剿匪的工作必须于最短期内完成，乃可使我们能用全国力量一致御侮，然后才有胜算。”⁽⁶⁵⁾蒋尽管在训话中强调了先“安内”而后“攘外”，但并非为“安内”而放弃“攘外”，反而认为国民政府首要的政权危机来源于外患。其一，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具有相对武力优势，如在抗日之前快速完成“剿共”，便能集中力量抗日，通过胜算颇高的“剿共”树立军事权威；其二，蒋受日本入侵所蒙受的耻辱使其产生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对外侮的放任自流显然与一个自诩为革命性的政府领袖身份并不相符。无论如何，蒋需要北上抗日并有所行动，危机发展至一定程度甚至需要停止“剿共”，而专心抗日。

当南方“剿共”处于关键之际，北方热河战事日渐吃紧，蒋决定抽调部队北上。1933年2月23日，蒋电何应钦部长，告以鄂东剿共部队第3、第83师已可抽出，准备北调，惟需在半月以后。第87师先调过江，以便随时北运。“如此，则华北紧急，至少可调第2、第3、第25、第87之四师增援，当可一战也。”⁽⁶⁶⁾针对抗日与“剿共”，尽管蒋重视“剿共”，亦力图保证热河成功防守，巩固平津。同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亲赴北平，与张学良一同赴热，督促汤玉麟抵抗日军进攻。2月28日，蒋确定第2、25、3、44、4、32、5，83师共八个师北上。通令各师，此后关于部队调动，务须严守秘密，以利我机为要。⁽⁶⁷⁾3月1日，蒋决定亲自北上，并电约军政部长何应钦同行。蒋认为“中央军既北上，倭必图在平津正式作战，余果北上，则倭寇必扰及长江”。电令朱培德等，指示长江防务。⁽⁶⁸⁾

不难发现，蒋在热河危机初期，尽管一面致力“剿共”，对抗日有所顾虑和犹豫，但亦表达了较强的决心，并有所准备与应对方略。蒋逐步从南方“剿共”战场抽调中央军北上，战略重心向抗日转移，以应对热河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