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粤和解过程中的政治诉求

表面看来，宁粤对峙似成死结，训政初期建构的政治秩序有可能被颠覆，政治系统有可能解体。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面对地方政府的挑战中，是付阙如中原大战般的激烈战事解决争端还是另有转圜，面临着艰难选择。不过，政治人物往往会借助一定契机寻求政治妥协。“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各方实力派提供了一个相互妥协的机会。

当蒋听闻“九一八”事变消息时，“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¹⁷⁾9月21日，蒋甫返南京，即召集中央要员商讨应对方略。关于对粤态度，蒋指出：（1）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2）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3）胡汪蒋合作亦可。⁽¹⁸⁾9月22日下午，蒋邀请吴敬恒、戴传贤等，“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¹⁹⁾此后，“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得到了蒋的高调渲染。9月28日，邵力子在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谈话，谓“一星期来，中央诸同志，天天开会，决定应付此事。先从团结入手，已致电粤方，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邵力子还表示：“我相信如有屈辱签约之事，中央同志必将全体自杀。”⁽²⁰⁾宁方在国难当头希望与粤方合作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宁粤双方军事敌对状态迅速收敛。侵湘之粤桂军已先自动退却，宁方的何应钦亦中止入湘。蒋令陈铭枢携亲笔函赴粤议和之询。25日，张继、蔡元培、陈铭枢由沪赴港，与粤方首领会商和平办法，粤方参军处及参谋团结束停止办公。陈济棠于27日下午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撤兵后之治安问题、防务分配办法及应付日兵等问题。10月1日，粤方裁撤运输总站。⁽²¹⁾10月2日，蒋电陈铭枢并转蔡、张，继续强调和解的三原则：“（1）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2）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3）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²²⁾

在宁方表达政治和解时，粤方对于蒋氏之统领党政军三大权，颇不赞同，希望蒋氏放弃党政专事治军以展其所长。其次，请胡汉民出任政治，共挽危局。⁽²³⁾蒋原拟10月14日晨访胡，谈粤事。胡以国难日急，非力谋团结不可，乃决定亲访蒋协商。13日下午胡与陈铭枢、吴铁城商谈后，三人即往陵园谒蒋，相谈甚洽。⁽²⁴⁾蒋表示“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承错误”，胡汉民“亦感动”。⁽²⁵⁾10月14日，胡汉民得到了释放，蒋决定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陈铭枢等陪同胡汉民到上海，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会议。

汪精卫对宁粤和解亦积极响应，抵沪后发表了粤方主张，“对内以建立民主政治，推倒个人独裁为目的，对外以贯彻打倒帝国主义之侵略，求中国绝对平等为职志”。⁽²⁶⁾换言之，粤方反对宁方的政治武器是以民主政治为口号，反对蒋介石个人集权或领袖集权，希望以党权支配军事权力。

此时，蒋对宁粤和解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10月22日，蒋飞抵上海，下午至孙科寓所会晤汪、胡，请他俩主持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并相邀入京，共赴国难，蒋、汪、胡相继握手。蒋表示效果极佳，和平基础已定，已采粤方主张，用会议形式，会议党务政治诸问题，决由胡召集开会，自24日起举行。蒋并表示：“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想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²⁷⁾汪精卫代表粤方表示：（1）国民政府主席如德国的总统那样，实际上不负责任，行政院应负责任；（2）废除总司令职；（3）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同负责党务。蒋、胡决定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

对于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无论是宁粤双方抑或地方党政大员，多寄予厚望。于右任认为：“为一致对外，不仅要京粤合作，应更进一步谋全国整个团结，且西南之川滇黔军政纠纷，西北之五马问题等，一切隐患，均应通盘筹划，作一劳永逸之计。”李济深乐观认为：“国难当头，国内和平统一自能实现。”邹鲁希望此次会议“应谋永久和平，不可暂时的或分赃式的和平，今后再无诚意团结，致国家破碎，实丧心病狂之徒”。伍朝枢认为：“对和会意见，仅八个字，即和平统一，共赴国难。至军政权限划分，余等向主张军权受党与政府之支配。”⁽²⁸⁾

当然，粤方在宁粤和解中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反蒋的精神领袖胡汉民亦宣称在上海和平会议中持“超然的中间立场”，对被宁方推为和会代表，坚辞不就，事实上已经昭示粤方的分裂，这种政治现状为宁方通过分化与拉拢逐步瓦解粤方提供了契机。不过，在政治态度的外部表达上，胡、汪的政治观感并无二致。胡氏认为政情的病情在于制度上有缺憾。胡对外界言，对蒋本人频加称许，而谓制度及环境不佳，故制度的修改是非常重要的。10月24日，汪精卫发表谈话，“为使政治从军事支配中解放出来，为二十年来待解决之问题，中国必须做到此着。始能成为现代国家。现役军人如果要从事政治，必须先把军职辞却，继不致挟持军力以威胁政治。”⁽²⁹⁾(www.daowen.com)

宁方坚持法统与制度不宜发生很大变动，但不反对容纳粤方或由粤方在法统基础上组织政府。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会谈共进行了七次。⁽³⁰⁾开会当日，汪精卫对记者谈话，重申粤方主张，谓政治上惟望做到军政分开，政治摆脱军权支配，论事不论人。胡汉民虽未与会，但自述为最爱惜蒋者，盛称蒋在党国之大功，本人爰人以德。胡谓其最大决心，维持国民党，不使成为元二年进步党，渐至渐灭。在上海会议中，宁方代表认为：（1）政治中枢不宜更动，政制亦未宜轻改，主席权限一原则无成见。军方总司令部尽可取消，使陆参各部之常设机关负责。（2）党统不能有问题。粤方却坚持由统一会议组织统一政府，国府采德法总统制，行政院如责任内阁制，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任之，军人不得当选等七条。⁽³¹⁾最后决议宁粤双方各在广州和南京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并提出改革中央政制。这样，分裂、对峙的双方就找到了团结统一的途径。⁽³²⁾

粤方内部的分裂，是宁粤之间政治妥协能够达成的重要因素。如蒋所记：“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³³⁾胡汉民在12月5日举行的粤四全大会闭幕会上称：“此次大会高揭‘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第二个口号为‘推翻独裁，实行民主政治’。今人以为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在四全大会的宣言中并提到“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军权必须决之于党，而由政府负责执行，军权隶于行政院。⁽³⁴⁾坚决表示要求蒋下野，进行政治改革。

在外部压力之下，国民政府谋求各方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共同的心声。在倒蒋风潮中，12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通电，宣布第二次下野。蒋在“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中称：“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权，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解职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赋，尽党员之责任。”⁽³⁵⁾不过蒋在下野前当天，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苏、浙、赣、皖四省省政府，分别由其心腹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任主席，并由贺耀祖任甘宁青宣慰使，⁽³⁶⁾自己飞回了浙江老家。

至此，宁粤双方在蒋下野后，得以汇集于宁，全面解决政制问题。粤方在沪代表，除汪精卫因病留沪外，孙科等皆于17日入京。惟胡汉民仍称病留粤，中央执行委员会定21日召集第四届中执会第一次会议，一切党政改革及国府主席诸重要问题皆将取决该会。京粤要人皆主张开放政治，进行宪政。⁽³⁷⁾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宁粤在和解中的政治诉求：

第一，粤方以民主政治为口号，要求蒋下野，实现粤方组织政府的愿望，实现高调倡议的党治政府，希望利用党权遏制军权；从制度上保证蒋不再重返个人集权，但不排除发挥蒋在军事上的能力为国家所用。这种主张的直接实现就是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废疏或漠视由蒋主导的《约法》。即使粤方汪、胡分裂，且演化为粤沪之争，但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及要求蒋下野，赞成以党权制裁军权、重组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二，宁方希望在坚持党统法统的基础上组织共同政府，共赴国难。蒋虽表示可自愿下野，内心深处并不愿放弃权力。蒋个人下野在宁方内部亦未取得一致意见，蒋与宁方元老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及其他将领熊式辉、何应钦等人进行过磋商，彼此意见亦不一。⁽³⁸⁾这也是蒋在面对粤方逼迫下退步的重要因素。

第三，宁粤双方具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均表示共赴国难，承认国家统一，分歧是在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以何种方式保证党权高于一切的问题。此次政潮并未演化为内战的原因即为日本的入侵，这种利益共同点也是宁粤实现和解的政治背景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