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粤对峙的动因与焦点

探讨宁粤对峙，首先应当分析其对峙的动因及焦点之所在，即对峙因何而起。一般而言，宁粤对峙之起因大都解释为约法之争，并因约法之争而解释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之争，事实上并非尽然。从对峙的形式而言，是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而其源流则需要追溯到训政初期的政治模式。按照胡汉民的政治设想，国民政府是采用党权至上的训政模式。在政治实践中，其所主管的立法院具有对行政院的权力制衡，而非单纯的五权分立或权力平均。

这种制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央政府应当是万能政府，能够具有相当的政府权威与顺畅的权力运行路径。如果政府权威未能树立，必将出现持续的地方对中央的政治挑战，甚至发展至军事冲突。换言之，如果训政初期的国民党能建立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政府，完全统一全国，则断不会出现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政权的挑战。事实上，国民政府能有效控制的省份非常有限，中央权威未能确立，党内派系冲突持续不断。政治主体最难处置的问题是，地方军事实力过分强大，一方面耗费无数军费，亦不利于国家真正统一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因此，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军事领袖共同商议立法程序（编遣会议），以和平方式清除阻碍国家统一的要素，使军权由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使军队成为真正的国军，完成国家实质的统一，进而巩固国民政府的力量。⁽³⁾如蒋介石所言：“如果政府不能整理，则决心束身引退，以谢天下而已。”⁽⁴⁾蒋希望借助编遣机会以整顿政治，加速国家统一。“谁知以后的反复内战，却由这个编遣计划而种下恶因。”⁽⁵⁾蒋因整编军队，引起了各实力派的反对，并遭受舆论界之责难。有舆论认为，蒋“乃不幸其人不学无术，以偏私之道治军事，且行贪婪之政，遂致国家再乱”。⁽⁶⁾

通过军事行为虽然可以迅速提高军事胜利者的权威，但也让其他领导者害怕军权的膨胀而瓦解党权至上的政治关系。因而，必然出现持续的党权与军权、党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蒋介石利用武力威慑或分化瓦解，取得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胜利，意味着在权力膨胀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个人权威推进中央集权制度的进程。介入政治领域的蒋介石希望在政治上尽量发挥其作为，蒋亦加强了对政治的学习与研究，以全面改革中央政制。如蒋所言：“政治自愧无学，对于现下适宜制度与国民会议皆有研究，余甚觉党中范围太狭，书生私见太深，所以国不能平也。”⁽⁷⁾面对国民党内的分歧，蒋认为：“应牺牲一切成见，赴其全力，以达成统一之一点，其他只要不越出本党主义之外与不兴兵破坏统一，则一切要求皆可允纳也。”⁽⁸⁾换言之，蒋在整顿或推进政治改革中，并非完全依赖军事行为，而是蕴含着诸多政治妥协的成分。1930年9月22日，资历极深但甘居蒋之下的行政院长谭延闿病殁。1930年11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改革案，加强中央政治会议，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中心，加强行政效率。⁽⁹⁾议案宗旨在于由委员制发展为集权制，提高行政效率，保证中央集权，保证中央政治会议对国民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会议决定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因而，蒋介石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中常会不设主席，采用委员制的方式防止个人专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五高职于一身。

通过树立中央权威而建立协调的政治关系本为政治必然之事。作为通过军事行动地位急剧上升的蒋介石而言，踌躇满志。然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集权政治诉求必然会遭到了一些实力派的强烈反对。胡汉民充当了反蒋的精神领袖。如蒋所言，“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人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彼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图其私利，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¹⁰⁾胡汉民曾助蒋战胜过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并成为国民政府训政制度的“教父”。然而，胡的书生意气与对别人的过分苛求使他易于失去支持者，⁽¹¹⁾且胡并无自身军事实力为其支撑。但胡长期阐释三民主义的理论威信及身为立法院长的政治身份，又会驱使他走上极易受伤的政治舞台。胡对立法居于行政之上的西方政治理念，必然使他为民国政治的现代化与法制化作出反蒋集权的实践。胡在与蒋的交锋中，试图净化党治基础，选择维护党权以获得党内外尊重的方式。简言之，蒋试图建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集权政治体制，而胡却试图通过政治方式或法律方式强化党权，以遏制个人集权。(www.daowen.com)

在这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中，胡汉民反对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演化的约法之争，成为宁粤对峙的导火线。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囚禁了胡汉民，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风暴。针对囚胡之事，粤方认为此乃蒋的个人集权，是军事独裁的复活。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四中全会以后，“对蒋已失望”。⁽¹²⁾朝野内外及舆论认为，这种政治以武力为转移，最要紧的是恢复法治，遏制军权的坐大，“兵权所在，万恶包围，军必成阀，环境所造”。⁽¹³⁾这一事件，使潜在反蒋实力派迅速有了聚集的机会与争斗的矛头所指。

面对反蒋势力的冲击，蒋介石依然于5月5日至17日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各院院长及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此一草案的通过，实际上是蒋为突破《训政纲领》对国民政府权力的限制，使政府治权的最高地位取得法律上承认，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

胡汉民落难后，国民党内文职官员如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军事将领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地方实力派联合组成反蒋阵营。⁽¹⁴⁾5月25日，林森、唐绍仪、古应芬、孙科、许崇智、陈济棠、陈友仁、李宗仁、陈策、李文范等在广州联名发表通电，催蒋介石于24小时内辞职。5月28日，成立广州临时政府，历数蒋介石罪状，谴责蒋介石“假行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政见不同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已”。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¹⁵⁾并欲讨伐南京。一场政治风暴有可能重新演化为粤方挑战中央权威的战争。

从宁粤对峙的起因不难发现其焦点所在：第一，作为国民党后进的蒋介石，此时未能全面掌控党权与解释党义，只能依靠军权为后盾，利用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院长之职位，试图制定《约法》以规范政治运行方式，扩大政府的自主权，谋求政治统一。换言之，蒋制定《约法》至少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即依靠集权方式，维护党内统一，加强政府权力，使政治权力能够合理运行。⁽¹⁶⁾但蒋的个人权威及其所主导的政府权威均未形成，集权意愿受到了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无奈之下，蒋采用了非常规方式，软禁集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胡汉民，以实现其政治意图。第二，粤方形成了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反蒋阵营，有党内元老派古应芬、萧佛成等人以及军事实力派陈济棠、桂系的支持。广东是国民党的发源地，是国民革命的摇篮，关系虽盘根错节，但有党内粤籍元老派坐镇，在民众中影响自是不小。胡汉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且胡在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总理遗教的理论阐述与确立训政制度、建立国民政府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威望颇高，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宁粤对峙的处置成为衡量中央权威的指针，也是集权制政治模式能否得以推行的重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