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宁粤冲突、和解与制度变迁⁽¹⁾

1931年的宁粤对峙是国民政府的重大历史事件。因约法之争，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囚禁立法院长胡汉民为导火线，反蒋势力迅速集结，一批国民党元老如古应芬、萧佛成等中央执监委南下，与粤方军事实力派陈济棠等迅速结成同盟，在广州成立非常会议，声势颇大，全面挑战国民党中央权威。“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宁粤和解提供了可能，各方奔走呼号，呼吁停止冲突，共赴国难。几经周折，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双方初步和解，中央政制亦发生了很大改变，影响了其后国民政府的政治秩序与抗日准备。

对于因约法之争导致的宁粤对峙与和解的过程，目前学术界作出了不少考察或诠释，研究水准已达到了相当高度，金以林先生更是该事件研究的集大成者。⁽²⁾金先生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民国档案》等名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使用了大量有关该历史事件的珍贵海内外档案资料、要人往来函电、口述材料、相关人物的日记或回忆录等，试图复原宁粤对峙事件的来龙去脉，探讨国民党内蒋、汪、胡各派系的政治表现及其合纵连横与权力之争，精细勾勒出了宁粤对峙的历史过程。

在金先生的几篇大作中，有几个观点颇为引人注目。第一，金先生强调，“宁粤之争是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非领袖的不同政治态度”。（见《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一文）譬如，论述汪精卫在宁粤和解中的态度时，金先生判断，汪精卫已和蒋介石达成妥协，合作前景日趋明朗，自然不愿支持胡汉民，粤方的孙科对宁粤合作态度也相当积极。故而，其结局是蒋、汪合流排挤了胡汉民，孙科也因与粤方分裂得以出任了行政院院长。换言之，这种斗争只是由谁掌控国民政府中枢的问题。(www.daowen.com)

第二，金先生认为，“九一八”事变，迫使粤方接受政治解决宁粤对峙，上海和谈的最大成果，就是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结束党内政争。但“由于粤方内部的分化导致在和谈中对蒋做出了过多让步，从而使粤方改革制度的目标完全落空”。（见《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一文）金先生认为，对于蒋、汪、胡之间不管哪一种组合，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另一方只是陪衬而已。伴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国民党基本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如果笔者理解无异议的话，金先生的结论是，在宁粤和解中，粤方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的制度改革完全违背了粤方的初衷。

笔者并不否定宁粤对峙与和解中，蒋、汪、胡及其各派系的相互妥协与权力重组，但以为，对该事件的理解，除复原其过程之外，恐怕还需考量几个问题。第一，宁粤对峙尽管因蒋介石囚禁胡汉民而引起，如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宁粤双方会和解吗？第二，如果粤方在和解中被迫让步，则是否有其让步的底线？如和解结果在其底线之内，粤方制度改革愿望完全落空的判断能否立足？如果是宁方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能否判断宁方为谋求统一，有整合政治资源、推进制度化的诚意？第三，如果粤方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解后是否在制度上得到了体现或保证？第四，宁粤和解对政治制度的变迁产生了何种影响？预示着何种政治制度才能避免地方挑战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