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十分强烈。一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未能融入世界市场；二是国民政府通过法币制度等金融改革很快扭转了经济形势；三是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的准备中，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思考的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世界集权主义的影响，法西斯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内精英们与执政者的追捧，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究竟有无市场。

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世界盛行时，《东方杂志》对法西斯运动进行了报道。1921年7月间，该杂志发表了《意大利政潮之剖析》与《意国政界之大变革》两篇报道。其后，《国闻周报》、《中国青年》、《申报》等，又陆续刊载了一些关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及墨索里尼生平介绍的报道和文章。有人深信：“中国的出路，无疑是法西斯蒂的出路。……中国的前途，无疑是法西斯蒂的前途。”⁽⁴⁵⁾大批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籍蜂拥出笼，从1932年至1935年内，国内就出版了《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蒂主义运动论》、《法西斯主义之组织理论》等数十种。⁽⁴⁶⁾

这些刊物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呼声，即对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与意见分歧的不满。当国家与民族危亡在即，对英雄人物的崇拜或依赖立刻得到了发展与壮大的机会。陶百川创办的《汗血月刊》声称，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革命成功与否全系于领袖身上。如意大利法西斯运动成功，虽说完全是墨索里尼和黑衫党的力量，“但没有墨索里尼艰苦卓绝的领袖主持，我们相信黑衫党也不会成功”。因此，该文认为：“目前中国需要独裁，而更需要领袖，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着这个重心而凝结起来。于是党的组织有了中心，革命的力量有了最后的归宿，从此中国便能得到空前的成功。”⁽⁴⁷⁾

不容否认，面对危机，蒋介石对法西斯所表现出的集权方式与手段产生了兴趣。蒋介石曾聘请墨索里尼第一届内阁的财政大臣德·斯特法尼充当其经济顾问。⁽⁴⁸⁾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星子县爱莲池的演讲中，阐述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把各国法西斯共同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三点：“即民族自信，一切军事化，领袖的信仰。”⁽⁴⁹⁾与蒋介石的看法相呼应的是，政界与知识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出于救国的迫切愿望，认为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与强力政策，对医治一盘散沙的中国，无疑是一剂良方。大量的出版物介绍和研究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与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在国民党内，党政军大员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乃至张学良等，纷纷出访德意考察，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与商界、军界代表团也被派往德意学习。⁽⁵⁰⁾

美国学者柯伟林注意到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德国的模式。从军事机构来看，军事本身的一套机构清楚地反映了德国模式，即借助于指挥权与行政权的严格分立，使其自主权更为稳固。六个主要军事部门的划分绝大多数是直接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系统翻版而来；参谋本部（德国的总参谋部）；军事参议院（德皇军人内阁）；训练总监部（军事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国防部）仅有行政功能，而且是理论上唯一隶属于政府的军事机构。⁽⁵¹⁾不过，柯伟林并不认同中国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只是一种与中德密切关系的出现相符合的风尚”。⁽⁵²⁾

法西斯的传播与中国是否采用法西斯体制并非一回事。有研究者指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原因是中国长期积弱和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昂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根深蒂固。至于法西斯主义与蒋介石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蒋介石虽有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他是从旧专制主义角度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德意法西斯主义。⁽⁵³⁾正如柯伟林认为：“外国政治制度或观念在中国的运用，并不总可以用限定性很强的主义来描述。在不少情况下，必须用更普遍的民族的角度来观察。”⁽⁵⁴⁾事实上，众多宣传法西斯的刊物，并没有得到政府当局的大力支持。譬如周毓英等人创办《社会主义月刊》，尽管翻译和出版了大量法西斯主义论著，但仅仅出版了16期即被迫停刊。即使相当赞成集权政治的《时代公论》杂志到了1935年也不得不停刊。

无论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如何，甚至他公开宣称中国不需要法西斯，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陈之迈谈到传统政治不能持续的原因之一是西洋文化的传播。⁽⁵⁵⁾很难认同蒋介石在其个人权威的树立中，在其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构建中，照搬法西斯思想，采用法西斯制度，但其崇尚集权政治以建立政府信仰的态度却是相对明确的。或者说，世界范围内的集权政体无疑给予蒋权力集中的刺激或效仿。崇尚权力集中，并非意味一定通过军事手段或极端暴力方式解决党内外争端。相反，在具体的实践中，暴力以外如政治妥协的方式常常得到了运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王亚南认为，尽管国外乃至国内的政府反对派不时用“法西斯”这个字样攻击政府，但我们的新官僚政治体制就是发达到了极高峰的今日，依旧与轴心诸国当时的垄断与独裁的政治组织不能混为一谈；那显然不是伦理上的善恶好坏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经济本质和结构所区别的差别。⁽⁵⁶⁾

总之，清末之后中国传统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政府权威与个人权威缺失，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下，在民主共和的观念中，国民党推行党治的训政制度。任何权力的运行模式无不与政治环境有关，与制度主体的思维意识、道德基础有关。“九一八”后，集权政治作为一种权力掌控方式或权力运行模式，在中国具备了复活的机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国难危机。在内部统一尚未完成之时，无论以何种方式，中央权力的集中总是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集权政治体现的是中央集权。但是，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集权政治常常以个人集权的方式体现，个人或少数几人采用一种极端的集权方式，进行独裁式的权力运用。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到何种层面，除了考量中国的政治传统、国际环境外，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选择，尤其是国民党的领导群体以及蒋介石本人对制度选择的意图。

【注释】

(1)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4—205页。

(2)王学辉、宋玉波：《行政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3)［日］佐藤功著，刘庆林、张光博译：《比较政治制度》，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4)马起华：《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81页。

(5)马起华：《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50—651页。

(6)郭济：《政府权力运筹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7—128页。

(7)王学辉、宋玉波：《行政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8)曲福田、盛邦跃：《行政管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9)宋玉波：《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10)［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2页。

(11)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4页。

(12)［日］佐藤功著，刘庆林、张光博译：《比较政治制度》，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31页。

(13)《权能分治之理论与实施》（上下册），1945年2月26日，第121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档案，全宗号718，案卷号386。

(14)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

(15)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6页。

(16)孙哲：《权威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Cad Friedrich，Totalitarial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转引自高兆明：《集体主义会导致极权主义吗？》，《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8)孙哲：《权威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9)斯拉沃热·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69—771页。

(21)［日］今次中磨：《独裁政治概念之今昔》（续），《国闻周报》第7卷第30期，1930年8月4日。

(22)评论选辑：《现代独裁政治之特征》，《国闻周报》第7卷第34期，1930年9月1日。

(23)罗富尊：《祛除独裁的阴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模式解读》，《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

(24)孙哲：《权威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81页。(www.daowen.com)

(25)张佛泉：《建国与政制问题》，《国闻周报》第11卷第26期，1934年7月2日。

(26)程瑞霖等：《宪政与独裁》，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页、第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7页。

(29)连朝毅：《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视阈的“中央集权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32)《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306页。

(33)朱镜宙：《民国政治改造论》，出版社不详，1918年，第6—7页。该书由伍廷芳题写书名。

(34)有关于孙中山处理革命与妥协的问题，参见闾小波：《在革命与协商之间——论孙中山政治思维的两重性》，《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5)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36)［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37)温剑南：《总理以党治国的主张之认识》（专论），《中央周报》第138期，1931年1月26日，第6页。

(38)《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39)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40)蒋廷黻：《三种主义的世界竞争》，《国闻周报》第12卷第38期，1935年9月30日。

(41)崔新京：《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特点》，《日本研究》2003年第3期。

(42)徐勇：《两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外扩张理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43)资中筠：《也谈罗斯福新政》，《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24期。

(44)缪愫生：《论斯大林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对民主与法治的影响》，《法学》2000年第5期。

(45)陈穆如：《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社会主义月刊》1卷7号，第22—49页。

(46)潘国琪：《三十年代国民党内法西斯主义的泛起及其原因初探》，《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47)董文渊：《中国需要法西斯独裁》，《汗血月刊》4卷3号，第549页。

(48)刘文岛：《意大利史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90页。陈祥超：《意大利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49)《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565—567页。

(50)马振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51)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52)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53)陶鹤山：《关于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4)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2页。

(55)陈之迈：《中国政府》（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2页。

(5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