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尽管扩展为一个全国性政党,但其政权建立伊始的权威缺失,内部元老级人物纷争不断,党内的派系林立制约了其在统一后实施训政的成绩。在大革命后期的“清共”更使其失去更多的支持者。当政治主体在支持者尚有较大欠缺的情况下,即便欲推行民主政治,采取五权宪法,亦会较多采取军事手段,重新树立政治权威。党内威权的真空导致实力派的相互妥协与争斗,削弱了政治中心的控制力。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与重组,通过北伐与“分共”后,于1928年10月最终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通过《训政纲领》,确立训政体制,基于五权宪法的五院制度建立。国民党训政体制的内涵是以党治国。在孙中山的政制设想中,“真正的以党治国,乃以本党的主义治国,故本党治国,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这是本党党治最特殊的地方。本党既主张以党治国,所以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不便容许反对党派之存在的”。(37)孙中山表示以国民党的主义治国,但始终强调国民党在治权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或者说以国民党的专政作为主义治国的基本前提。(www.daowen.com)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欲恢复权威与重建秩序,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党本身需要树立权威,成为权威的核心,应当具有严密的组织,具有崇高的理念,具有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危机时代还需高级的有革命激情。二是在人格魅力上具有说服力的党魁或高度团结与富有战斗性且宽广眼光的领袖群。三是无论政党还是个人,需要具有历史继承的合法性。从现实观之,虽历经数年政治资源整合,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形成了表面上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但为权力争斗的持续性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崇拜的特点。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但蒋在党内并未拥有显赫地位与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不过,依靠军事起家的蒋介石的北伐完成及中原大战的胜利,个人威望日增。1930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兼任了行政院长,逐渐具备了充当权威替代者的可能。在内外危机的压力之下,国民党内部对政治稳定的呼声不断高涨,媒体对权威的希冀不断增加。同时,反对蒋介石集权或专权的声音亦不断增大,集权与反集权成为主要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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