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已经成为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头大戏，有一大批研究者正在努力耕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天石先生，被誉为大陆蒋介石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广泛涉猎与会寻最新史料，其研究成果涉及蒋介石的方方面面，既有事件研究，也有人物研究。杨奎松先生本来主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国共关系，近年来也致力于研究与探讨蒋介石。汪朝光、王奇生等诸多学者，在长期解读国民党资料的基础上，近年来加大了对蒋介石的研究。随着蒋介石等民国人物相关资料的开放，如2009年7月1日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了所有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国内外学者更是趋之若鹜。可以说，蒋介石研究无论是在民国史的叙事范畴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显学”。

与此同时，浙江大学历史系在陈红民教授的带领下，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与研究基础，于2007年成立了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它是国内第一个以蒋介石命名的开放式研究中心，其所聘请的客座教授几乎来自国内外蒋介石研究领域中最知名的学者，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全面收藏蒋介石研究的相关学术资料。

尽管如此，目前学术界往往偏重对蒋介石相关具体事件的历史考察，而疏于以历史材料为基石，从宏观上把握蒋介石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与逻辑。针对蒋介石的各种研究中，集权政治是一个很少被研究者关注的领域，从危机应对的视角考察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笔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对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的研究概况进行回顾与归纳，并指出此领域研究之不足。

（一）研究现状

1.关于“九一八”之后中国政治环境的研究

对“九一八”后中国政治环境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探讨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或地方主义意识。二是舆论界的民主与独裁的论争。

关于国民党派系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探讨国民党的政治派系，包括派系产生的原因、派系对政治的影响。有学者以蒋介石与各地方派系斗争为主线，展示出国民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派系斗争史。郭绪印所著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当为全面论述派系斗争的杰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机诈权变：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非常精细地描述以蒋介石为派系斗争的中心，并涉及到了党治体制运作背后的派系和新军阀斗争。张皓著的《派系斗争与国民政府运转关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与国民政府的五院分别予以了探讨。其他关于派系斗争的文章亦不少。⁽³⁾二是以地方派系为研究视角，探讨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台湾学者吴振汉著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以地方派系为主线，探讨国民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他对几个主要的地方派系从意识的形成和演变的角度论述，立意颇新。王续添的《地方主义与民国政治》、邓正兵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陈勤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区域现代化进程——以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为例》等都是研究地方主义政治较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

在派系研究中，宁粤之争是一个热门话题，体现了中央内部的分野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许多研究者着眼于以蒋、胡约法之争所导致的宁粤纷争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争端分析，反映了蒋介石在集权过程中的受阻程度。研究者对宁粤之争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归结为：一是宁粤之争的实质。吴振汉指出，胡、蒋制定约法问题的见解不同，立法院与行政院的争执，以及两派人马的冲突，终酿成了汤山事件。⁽⁴⁾杨天石先生通过阅读海外胡汉民的资料，撰文对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方反蒋势力进行了探讨，指出了蒋、胡之间的关系，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主张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国民党由一党专政发展为个人独裁。⁽⁵⁾金以林则以上海和谈为中心，探讨了国民党党魁之间为利益及权力的争端。⁽⁶⁾二是反蒋政治派别在权力博弈中对国民党中央权力产生的影响。陈红民先生以胡汉民的活动为研究中心，全面探讨胡的人际网络，如通过对胡汉民与张学良的个人关系，试图剖析反蒋派的某些特征。⁽⁷⁾陈先生苦心阅读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全面探讨了胡的个人人际网络与政治关系，深化了国民党派系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模式，也反映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全部函电稿展示的是一幅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以两广为基地，联合地方实力派试图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的全景图。⁽⁸⁾既然权力博弈已经达到了此种地步，中央政府在施政上所遇到的困境可想而知。

郭绪印指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绝不限于党内，而是波及到党之外的政、军的广大范畴，以致特务系统也构成了派系”。⁽⁹⁾吴振汉从辛亥革命以来山西人的保守意识、国民革命以来广东人的正统意识、北伐以来广西人的疏离意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人的流亡意识等方面对民国时期政治制度予以研究，探讨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该书指出，国民政府是一个由中国国民党建立、指导并代其推行党纲的机构，所以国民党军政、训政时期的国家统一、安内攘外等主张，也就成了国民政府施政的要务。国民政府很成功地清除了北洋实力，但对部分显著省籍情结的地方派系，却始终彻底难以统合。⁽¹⁰⁾王续添探讨地方主义的内涵及广东地方主义形成的原因以及在民国政治的地位，指出了地方主义是产生派系政治的温床。第一，它为派系政治提供了足够的派系和长久广阔的派系政治时空。第二，它亦为地方派系以外的某些派系参与派系纷争提供了一定的庇护和依托。⁽¹¹⁾

这种派系政治或地方政治体现了地方政治集团力量，它必然影响着中央权力的推行。章清指出，集团力量的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形成对应关系的产物。这种集团力量，距离政治共同体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意识的凸显，成为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¹²⁾作为国民党最高层的领导者蒋介石，无论是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很大程度上均为消灭或削弱地方集团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制衡。金以林指出：“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¹³⁾这种政治环境制约了权力运行的顺畅。

在论述中央政府权力运行中所遇到的“反权力”问题时，粤桂或西南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分离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罗敏认为，“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是由1931年宁粤对峙时局而演变而成。福建事变发生后，因外力入侵，救亡统一呼声高涨，在此背景下，受西南内部因素的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活动的推动，西南与中央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但成效甚微。事变解决后，中央虽凭借“地利”、“人和”，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但割据状态依旧，西南尽管在维持自身权力方面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由是观之，无论政争结果如何，西南与中央均非赢家。这种为党内、国内的政治斗争而强化的“成王败寇”的两极化思维方式，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¹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政权由更迭动荡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形式上成为一个权威政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民党并没有也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党权对军事和政治的全面控制。

关于民主与独裁政治争论的研究。“九一八”之后，中国始终存在着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国难日益深沉之际，也是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时期。改革党治或开放党禁等诸多问题，成为了舆论与媒体探讨的话题。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许多政论刊物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有一些暂未被国家图书馆、学术期刊网等收录），专门以《独立评论》为题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已达10篇以上，学术论文达60篇以上。⁽¹⁵⁾其中关于民主与独裁争论的部分较多，大多注意到了学人论政。⁽¹⁶⁾学人论政的声势对政治选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徐思彦于1995年撰文对民主与独裁大讨论的原因与结果时认为，主张以民主宪政取代国民党一党专政，是因国民党的训政已经失败破产，故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高涨。这些民主宪政组织及其活动，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而未能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一个持久而巨大的压力，但它表明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这种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领袖个人独裁，公开主张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论调出现，首先是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独裁政治的出现，使他们认定议会政治已宣告破产，独裁专制成为“澎湃汹涌的世界潮流”。⁽¹⁷⁾

《独立评论》杂志是政治争论的主要阵地，由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所创办，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近期有一些文章注意到了该杂志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论者认为，论战中他们提出的新式专制与民治幼稚论反映出双方急于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契合点，以期达到两者有机结合的心态，也反映出他们期盼民族统一与进步的良苦用心。⁽¹⁸⁾冯锋以《独立评论》、《再生》、《时代公论》、《大公报》、《国闻周报》为基础展开研究，探讨思想界的主张及中国政治问题的出路。⁽¹⁹⁾这种研究思路与日本的一位学者水羽信男相似，她也关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她以罗隆基和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汇集在《新月》，之后不久连续参与天津《益世报》、《自由评论》的活动。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夕，罗、王、闻等人围绕中国思想界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断提出重要论说。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可以说一些舆论的倡导者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中国民主主义运动重要的一部分。⁽²⁰⁾

2.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关系

探讨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必然需要关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或政治关系。在民国人物研究中，近年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研究较多。⁽²¹⁾以蒋介石为研究中心，探讨其人际关系或政治关系如蒋宋、蒋孔、蒋阎、蒋张、蒋冯等人际关系或利益冲突等方面的文章亦不少。也有学者从思想角度解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从伦理、民众、民族、政治四个角度进行了归纳。⁽²²⁾不过，大多学者认为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专制统治。

马振犊指出，蒋介石通过“蓝衣社”来推广“新生活运动”，这是一个试图向法西斯主义学习的组织。在整个蒋介石时代，他在执政思想理论基础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只不过是在继承和阐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时，对其进行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修改与演绎，主要是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唯心主义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嫁接，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消极成份扩大，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精神。蒋介石对日本武士道军国主义及德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向往与崇拜，是他的思想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提出了“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²³⁾

抗战爆发前夕，日本学者石丸藤太对蒋介石所采取的独裁表示怀疑。他说：“现在很多人以为蒋氏独裁，说是南京政权渐渐地变成以蒋氏一族为中心的毫无理想的权力集权，在向着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封建式的帝制化的道路上突进，然而事实上果真是如此吗？”不过，他肯定了蒋处事上的深思熟虑与行动上的决断果敢，“蒋氏平时好听别人的发言，而他自己对于一切却不愿意表示赞成或反对，但是他每次听完他人说话，一定要经过一番思虑，然而才肯下决心，并且一旦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实行到底”。⁽²⁴⁾

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思蒋介石能否独裁的问题。杨天石指出，“九一八”之后，由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国民党内或明或暗地翻滚着多股反蒋抗日的潮流。⁽²⁵⁾国民党高层一直都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一个真正的核心。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合纵连横的政治局面，无论是为权力斗争还是别有其他意图，均标榜各自的政治主张。表面看来，国民党领导人之间不能合作，是因政治主张之差异。冯玉祥认为：“孙出去的原因，纯系同蒋意见不同。蒋则对外不战，对内用武力统一。汪则不能独立……处处以蒋之意旨为意旨……胡则坚持打倒独裁，并分化蒋之实力，同时主张惩张（学良）。孙之意见近于胡，且谋独树一帜。”⁽²⁶⁾

对于蒋介石政权的研究，易劳逸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为蒋氏国民党政府铺设了一道深固的“路基”：与中国传统政治不同的是，国民党政府是举着政党的旗，扛着军阀的枪，披着现代的外衣。蒋介石“继承的是个已经分崩离析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军阀时期（1916—1927）几乎寿终正寝，国民党人如果能够改变这种国家分裂的趋势，这无疑将会提高他们的声望。然而，国民政府的权力却仍然受到继续存在的各省军阀的限制，受到乡村豪绅阶层的抵制”。⁽²⁷⁾(www.daowen.com)

在反蒋的国民党准权威人物中，“九一八”后最坚定是胡汉民。杨天石先生认为，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经广为联络，组织力量，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²⁸⁾自1933年1月起，胡汉民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月刊》，作为反蒋舆论机关。王宠惠南来前后，胡汉民多次致函《三民主义月刊》和邹鲁等人，要求加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胡汉民被释后，即积极提倡“均权”。1931年11月，胡汉民从上海到广州，在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²⁹⁾广州“四大”中，胡汉民又与孙科、陈济棠、李宗仁、伍朝枢共同提出“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1934年2月至3月，胡连续发表《论均权制度》、《再论均权制度》等文，提出具体方案，同时指责南京方面标榜集权，实为“集权于南京军阀”。胡汉民声称：“实行均权制度，是中国今日唯一的需要。”换言之，胡汉民是以均权反对蒋介石的集权。

在探讨胡、蒋的分歧问题上，罗敏利用陈红民教授辑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等珍贵资料，指出胡在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³⁰⁾

胡汉民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并非一致。加拿大学者巴雷特教授指出，在胡汉民看来，法西斯主义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均不相容。中国并没有传播法西斯理论的土壤，但像蓝衣社之类法西斯组织的破坏活动及强迫其他领导人崇拜蒋介石的种种努力，构成了实现三民主义的障碍。所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必须坚决反对之。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意味着孙计划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特征永远不能实现；同时孙计划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也意味着国民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寻求革命性变化的、有群众基础的党。⁽³¹⁾这也是胡汉民自宁粤冲突后长期在野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30年代的民国政治人物图谱中，孙科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孙短暂担任行政院长后，1933年初任立法院长。有研究者认为，孙科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法原则，反对立法的完全西化，主张应当适合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在立法实践方面，抗战前，孙科领导立法院除制定“五五宪草”外，还主持通过了许多普通法律，适应了国家发展形势的需要，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³²⁾孙科随着自己政治角色的变化，更多维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权力，政治上向蒋靠拢。⁽³³⁾尽管孙科在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主持宪法草案等工作，但因他政治态度不断发生改变，逐渐向蒋靠拢，这样制订出来的宪草，虽和民国以来的其他宪法相比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它只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律的外衣。⁽³⁴⁾不过，孙科的主张受到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对，如监察院长于右任等激烈反对孙科的主张，认为结束训政就是放弃国民党的政权，硬说“无党则无国”。⁽³⁵⁾

汪精卫在蒋、汪合作的政府中，对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汪精卫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主张必须经历国民革命阶段。而国民革命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其理论内核是建设以党治为前提的民主政治。在具体运作时，汪精卫则将民主政治作为权力斗争的招牌。⁽³⁶⁾

其他一些国民党人的政治主张对蒋介石也会产生影响。张学良就明确支持蒋介石的独裁领袖地位。张学良认为：“民族领袖的伟大和大众对于领袖的信心，这乃是民族生存于今日之必不可少的两个相辅而行的基本条件。领袖有着为民族谋福利的热情和能力。如民众对于领袖能够绝对服从，竭诚拥护，则领袖的成就必能更大。”“中国今日之情形，与希特勒秉政前之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一无限权利之独裁者，以出人民于战后痛苦纷扰之境。今日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那么谁是今日中国所要奉行的独裁领袖呢？张学良最后告诉说：“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³⁷⁾

3.关于民国时期中央集权政制的研究

在党内派系分野严重的政治环境中，国民党难以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30年代的政治模式如何定性，也是研究者的难题。一般认为30年代国际上流行的集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君主专制模式、法西斯模式、斯大林模式。⁽³⁸⁾关海庭主编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认为30年代的政治模式有三种，分别是蒋介石集权主义政治模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英美现代化模式的追求、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追求、蒋介石集权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³⁹⁾该书认为，蒋介石学习德国，建立军事独裁专制体制，以法西斯主义作为统治的基础，将法西斯主义同中国传统道德相结合，而发起新生活运动，加强经济统制。不过，该书并未从权力运行的角度进行系统阐述，而只是宏观论述。

有论者认为，集权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中西政治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集权；第二，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第三，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治与一党专政。民国政治首先应当塑造一个强有力的主权国家和集权政府。为了进一步稳固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1935年11月五届一中全会后，蒋介石对国民党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变，将委员制改为主席制，中央常务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部改为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三处三部十二个委员会。随着“领袖集权”主席制的实施（1938年3月改为总裁制），从而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⁴⁰⁾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集权政治等同于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或法西斯政治，并采用完全的否定方式，而鲜从政治环境的角度进行合理性论述。譬如，有论者认为，南京政府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主体，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核心的高度集权。⁽⁴¹⁾据此推论，国民党政府就是蒋的政府。翁有为的《南京政府（1927—1949）政治制度批判研究》一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政制。南京政府建立后，把孙中山先生的“万能政府”观点发挥无限，极力强化行政部门的权力。⁽⁴²⁾张皓从考察党国体制入手，认为1928年初的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虽然形式上建立起来了，实行的结果却是蒋介石在十年时间里建立起个人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体制。⁽⁴³⁾

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设计采用分权方式，与传统集权并非一致。有论者认为，五院制政府的形式，既可防止西方式的议院专制，保证政府有能，又避免了个人集权专制的危险。五院制政府在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时期试行，为宪政时期成立完善的五权宪法式政府做准备。其中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精神和原则是积极的、可贵的，但也有不足之处。⁽⁴⁴⁾在具体实践中，在这种党治体制下，集权政治并未集权于国民党。王奇生通过全面探讨国民党党组织的活动后，指出了国民党清党后，国民党地方党部托党无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国民党党争使有史以来地方政治控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转变，党治在地方层级几乎处于一种虚拟状态。⁽⁴⁵⁾党部如此情形，党对政府的实际指挥与监督能力可想而知，这种政治状况为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

面对危局，国民党政府应当如何改进，在当时学界存有明显争议。彭学沛著的《政党》一书，分析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认为世界上以党治国的只有国民党，它有两层涵义：“（1）党外无党，（2）一切权力属于党。”⁽⁴⁶⁾突出了国民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关键地位。国民政府面临治理危机之时，一些政论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暑木认为，政治强化的先决条件，必须有贤明的中心领袖和精干的干部。强有力的政治必须有万能的政府，他赞成运用独裁政治。⁽⁴⁷⁾萨孟武认为：“目前中国急宜解决的，只要二个问题：在中央，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地方，赶快振兴农村经济。”⁽⁴⁸⁾在如何应付国难问题上，杨公达也认为，国难时期政府应该强力化，赞成取消五院制，不如采用元首制。⁽⁴⁹⁾杨公达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对。阮毅成认为，其实政府何尝不强，何尝不力，不过他有时极力在那里发挥强力，有时又极力不发挥而已。⁽⁵⁰⁾诸如此种争议，出于对时政的担忧，对国民政府政治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有论者指出，训政为专制独裁的滋生创造了空间。⁽⁵¹⁾

因此，对民国政治制度的定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有论者指出其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形式近似‘专政’，其内容又似‘执政’，却和两者都不同，它是‘训政’。在训政时期，其形式固然是独裁的专政，却有它的特殊之处，第一，它是某一阶段的专政，其二，它是为实行主义的专政”。因为“国民政府是党治下的政治机构的最高机关，也就是负建国责任的总枢纽，到建国工作完成之时，它便要解散，把大权奉还国民——民选的新政府”。⁽⁵²⁾

（二）研究之不足

对于本书而言，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尚缺少对“九一八”后蒋介石与集权政治的系统论述，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简单认为“九一八”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就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或法西斯统治，或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在论述国民政府中央政府体制时，从法理的角度有所涉及，但未能对其政治模式进行动态分析，未能通过解读原始资料进行客观公正的论述。对人与制度的关系更是鲜于探讨。

第二，未能从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政治制度的选择进行论述。“九一八”后的几年时间，政治环境急遽变化，驱使国民党进行制度调试，以安定内部与加强抗战准备。制度优劣在于是否适应环境，足够应付环境，如此，并不能一概认为危机应对中的集权政治之不合理。实际上，集权政治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研究成果过多强调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或权力斗争，而忽略国民党领导人的政治合作，尤其忽略蒋介石对推进现代化的政治态度与尝试。然而，无论是传统史观或对新史料的解读，大多论者的思维模式难以摆脱个人权力之争的判断，很少有文章探讨蒋、汪等国民党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及合作关系，至于将国民党领导人作为群体研究更为鲜见。如此，很难准确解读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刷新愿望与实际效能，亦很难理解国民党内广泛存在的政治妥协。

第四，几乎没有文章探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权政治权力运行模式。如果蒋介石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制度，则蒋介石的军权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权？如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则国民党如何专政？而国民党羸弱的执政能力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即国民党本身的组党原则与党员的数量与质量均难以达到专政的效果。如果是国民政府独裁，国民政府主席处于虚职，则只能将独裁让位于行政院，而行政院在汪精卫任院长期间并未能如愿。缺少权力中心的政府，显然难以有效应对危机。故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中华民国均需迅速形成一个权力中心，方能挽救内忧外患中的党政命运。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似乎大权在握，军权介入了行政权。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权力如何运行，目前学界尚为一片空白。

第五，很少有研究成果探讨“九一八”后集权政治的必要性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集权政治一直被当作旧有政治形态而被加以鞭挞。实际上，现代化观念一直是研究近代历史的一个视角。即便研究者认同30年代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亦不能因此忽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愿望。现代化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推进需要稳定的国家环境与政权的统一，其发展方向是民主宪政。因此，这种集权政治的路径依赖如何，很有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