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自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后，传统中央集权快速解体，政党政治成为填补权威真空的试验品。中国在民初总统制与内阁制不断更换门庭后，终于迎来了国民党形式上完成统一的局面。1928年10月，国民党推行训政制度，实行“党治”。国民党党内政治斗争与政治妥协此起彼伏，各种利益集团实现了暂时联合。同时，民主宪政常常作为各政治派别攻讦中央政府的藉口。“党治”体制下的国民党，自孙中山去世后，权威长期缺失，三民主义信仰缥缈不定。制度权威难以构建，中央政府的权力运行是回归传统，抑或采取现代模式，犹如雾里看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考验着危机时代国民政府之党、政、军三者关系的处置。个人权力如何规范，政府职能如何运转，此乃国民党政府的现实问题。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时代，国民政府需要对制度进行合理调整，它受到政治组织与政党制度的制约，也受制度主体特征的影响。如果制度主体未能形成权威，无法满足恢复政治秩序的需要，则不足以挽救生死存亡的危局。此时，传统的个人集权有可能重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化与政治环境有着必然的关联。本书正是探讨此政治背景之下，蒋介石与集权政治的关系问题。

“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主导下编遣军队，遭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中原大战之后，蒋挟战胜各实力派之余威，尝试党政军大权集中的制度模式，试图通过制定约法以规范政治运行，引起粤方元老派与各反蒋势力的联合抵制，宁粤对峙发生。“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中，在多方反蒋势力的冲击下，蒋被迫下野，国民政府的信仰与国民党的法理权威遭到了严重挑战：其一，日本入侵危机加深，国土沦丧，国民党如不能力挽危局，其合法性必然受到诸多力量的挑战。其二，国民党权威缺失，派系斗争加速，党内元老们未能真诚合作，虽然他们大多以“共赴国难”作为政治动员符号，但已严重影响了政治资源的整合。其三，共产党武装力量快速发展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基层推行土地革命，社会动员与影响力日渐扩大。此三者之间，抵抗外侮是国家生存的首要前提，是增强政党威信与政府信仰的重要机遇，抵御外侮的社会号召力也是检验政党威信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在政党政治健全的国家，政党威信的树立与党魁的人格是息息相关的。在危机时代的政治环境中，重塑政府权威、整合政治资源、建立集权政府是国民党潜在权威人物的追求。不过，危机时期的救国方案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各种主张比比皆是，民主宪政呼声日渐高涨，舆论界热议时政不断增强。国民党依赖何种体制迅速恢复与稳定局势，加强政权建设，增强政党威信，成为国民党准权威人物的一道难题。通过军事行动在国民党内地位迅速上升的蒋介石，在国难日急的政治环境中，其集权诉求虽遭受诸多抨击，被置于时代褒贬的风尖浪口，但在权威缺失时代，也易于受到舆论或媒体为拯救国难的无奈拥护或推崇。当这种外部推崇与个人救国意识有了融合之机，政治体制必然打上个人的深深烙印。通过对“九一八”后蒋介石与集权政治的研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政治环境、制度主体与制度选择的关系

政治制度总是需要与政治环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选择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存在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受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要应付环境或主动适应环境，尽量避免因政治环境的变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政治环境是动态的，政治制度总是落后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速度，制度的修正总是滞后的。“九一八”事变后，为适应政治环境的改变，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逐步从责任内阁制向集权政治转型。这种集权模式对加速抗战准备，加强国家经济建设，整合政治资源起到了一定的功效。问题是，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导致了责任内阁制的出现？此后短短几年时间，集权政治是否已经形成？集权政治形成的标志与特征是什么？集权政治在舆论上受到了多大的支持？当它形成后，集权政治与舆论空间的关系如何？

在制度与人事的互动中，制度常常体现制度主体的特征，不同的人可能设计出不同的制度。正因如此，制度设计中常常掺杂着制度主体的意图、努力与智慧。在集权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涉及制度主体或利益集团的主张，即制度主体对政治制度的设计或推动以及对制度的遵守。譬如，“九一八”后的宁粤冲突与和解，究竟体现了宁粤双方何种政治意图？对集权政治的形成具有何种影响？在国民党潜在权威人物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关键人物的关系，尤其是胡汉民在宁粤冲突后成为了最大的在野派，在军阀加政客的模式中，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个人集权究竟能产生多大阻力？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其政治口号是民主宪政还是倾向于个人权力的把握？高喊宪政的孙科是否逐步转向或赞同蒋的个人主张？蒋介石选择集权政治的主因是什么？集权政治是否一直是蒋的政治诉求，还是仅仅作为追求个人权力的一种政治模式？蒋的集权意向与民主宪政是否是一对矛盾体？(www.daowen.com)

（二）政治权力的协调与运行

政治体制之根本在于政治权力的协调与运行。有论者谈到，“政治之研究，研究权力之向背而已”。⁽¹⁾朱伯康在庄心在的《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一书的序言中亦谈到：“我以为政治，到底是一种权力的关系。”⁽²⁾一般而言，面对危机，大多数国家会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个人或政党加速权力集中的步伐，此乃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流行集权主义思潮的主因。然而，中国并未能形成意志坚定、权力集中的政府。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难以在短期内烟消云散，党治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时常表现出无序状态。形式上统一的国民政府时刻存在一种虚弱倾向与分裂危机。军权政治和党派之争持续交织，专家政治的理念在自由知识分子中落地生根，虚弱的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惟有寄希望于强势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在蒋、汪、胡等国民党潜在权威人物的合纵连横中，个人意志与愿望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得到部分体现，民主与专制常常成为时代争辩的主题，且在适当时刻为摆脱危机，出现了两种对立制度的联姻，政治权力的协调与运行难以正常解决。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最需考量的几个问题应运而生。即在危机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如何在各省市运行？党、政、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如何？中央政府权力运行的依靠力量是什么？中央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遇到“反权力”？当权力不能正常运行时，权威人物会倾向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其个人意志？权威人物会在多大程度上推行其制度革新？

（三）集权政治的需求与价值

“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未能成为高度统一与意志集中的政党，准权威人物以各式藉口继续着政治资源的内耗。以军权为后盾的蒋介石，在民主宪政与新式独裁的争论中，初步完成了集权政治的重建，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迹。尽管当今一些研究者尚停留于蒋介石个人独裁或法西斯统治的传统论断，而未能细究其所处时代对政治力量的凝聚价值。事实上，受历史延续性的影响，政治制度的构建总是难以脱离传统政治之窠臼，并对其后的政治发展与制度选择继续保持着惯性特征。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政治主体在合纵连横的政治场域中，面对集团利益与国家生存需要作出符合时代的选择，与传统政治及国际潮流或契合，或游离，但政治主体的理性向往与现实选择未必相符，传统集权政治或许能够得到重新焕发的机会。政治人物在各种争执中异常活跃，一旦拯救危局的大众需要与个人价值追求轨道径相吻合，便能显示出对历史进程的推动能力。

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自由、民主与尊重个人一直是永恒不变的制度追求与价值取向。在实际政治运行中，“九一八”之后，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口号下，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使用与国防建设的开展，军事权力逐步介入政治领域，随着专家政治的运用，个人形象逐步得到改观，个人权威逐步树立。令人费解的是，集权政治究竟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内部统一与抗战准备的目的还是手段？这种集权政治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是否在形态上保持了一致？集权政治形成的路径依赖如何？集权模式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蒋介石虽然尽量阐释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也试图通过制度以规范政治运作，但其个人集权愿望与中央集权制度始终存在着偏离或相交。基于考察的方便，本书选取的时间段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着重于“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底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从国际背景言之，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国际政治模式变化最为明显，德意日逐步走向法西斯，英美加强了总统或首相的个人权力，苏联的无产阶级专制更是一种典型的集权政治。从国内背景而言，此一时期是国民政府为应对危机与整合政治资源的关键时期，决定着国民党政府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伴随国民党政府政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始终表达民主政治诉求与争取政党合法地位。基于此，本书虽探讨“九一八”之后中国的集权政治，却并未着笔于中共的政治主张与选择，重点在于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的关系研究。

因此，本书理论上的意义主要为：一是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危机应对时期的政治选择；二是考察各政治人物把握政治环境的能力；三是探讨蒋介石在政治发展中的主观意愿与对政治发展的推动；四是考察中国集权政治的需求与历史定位；五是考察集权政治的运作模式。从而推动民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维度，深化蒋介石等国民党主要权威人物的研究，对国民政府之党、政、军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意义而言，该研究有助于政府面对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的政治环境中的政治选择，政治权威人物在制度上的危机应对方式；对于中央权力运行中所存在的“反权力”现象，中央政府应如何集中和掌控权力，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安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