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亲历记

敦煌市博物馆　荣恩奇

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河西，打败匈奴后，为了巩固对河西的统治，保护通往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先后在河里建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和玉门关、阳关。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修筑了长城，开始从甘肃永登（古令居）筑长城至酒泉，元鼎六年（111年）令从骠侯赵破奴破匈奴“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门矣。”（《史记·大宛列传》）。太初四年（前101年），又从玉门以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就这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分段修筑了障塞亭燧，完成了河西走廊两千多里的长城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亭燧的兴废，魏晋以后，河西汉塞遗迹已鲜为人知。

1907年，英国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探险中，由罗布泊以南，沿沙漠占道进入敦煌西部的榆树泉盆地，发现汉代烽燧遗址。随后逐燧进行了考察和挖掘。此次共掘得汉简702枚。1914年，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再次到敦煌一杯的汉塞遗址，进行补充调查和挖掘。这次在敦煌境内又掘得汉简84枚。两次所得汉简均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赴河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夏鼐、闫文儒先生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遗址附近，掘得汉简44枚，现藏台北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再没有出土敦煌汉简，而国内学者研究汉简，只能对已出版的资料进行研究，看不到实物。

为了准确地掌握河西地区汉代长城、烽燧的全面资料，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于1979年6月，由敦煌开始，自西向东对河西汉塞进行全面调查。在省文物工作队岳邦湖副队长（兼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带领下，由岳邦湖、吴礽骧、李永良、时有贵组成调查组，于当年5月底抵达敦煌。敦煌县文化馆文物组（市博物馆前身）派荣恩奇、韩跃成两同志参加。考察队对经准备后于5月31日由敦煌城出发，经西宁堡、干井子、小方盘城至后坑子。因当年小方盘城还没设管理所，而后坑因附近盛产芦苇，建有一院土方，并由孟家桥公社（今敦煌市孟家桥乡）派二人驻后坑，看管芦苇。我们到后，负责人吴效德同志热情接待，腾出两间房屋给我们住。房屋虽破旧，总算有了“大本营”。在艰苦的条件下，调查组全体同志信心十足，团结一致，发出誓言：“斯坦因在敦煌去过的地方，我们要去。他没去过的地方，我们更多要去。我们一定要有新的发现。”

6月1日开始工作，以后坑为基地，由西向东，逐一按斯坦因编号进行考核和调查，每天乘车、步行，工作达十四五个小时，自己动手做饭，晚上还得整理资料，每日紧张有序地工作，很是艰辛。在后坑东面有一沼泽地，名曰马圈湾，在湖滩北面的台地中间，有一片房屋，是当年孟家桥公社硝厂。这里住着20多名民工，在北面的湖滩挖芒硝。司机时有贵同志常开车到这里和民工们聊天。6月6日晚，时师傅回来说，硝厂民工说他们北面的台地上有长城，还有个大土堆，有露出的土坯（土墼），好像是烽火台。我们几个人听后都很兴奋，因为斯坦因的编号没有此处，猜想会不会是斯氏漏掉的呢？当即决定明日早对马圈湾进行调查。

6月7日，早晨天未亮，大家就起床，做饭，准备出发。旭日东升，天空格外晴朗，大家说天气这么好，可能是个好兆头。后坑负责人吴效德也搭车与我们同去，硝厂厂长那祥同志见我们到来非常高兴。当了解我们的意图后，他说：“就在我们硝厂北面坡上几百米远。长城很完整，有个大土堆我看过，有露出的土坯和苇子。附近还有破布片子，我看是个烽火台。我领你们去看。”他为我们带路前往。汽车由硝厂驻地向北——上坡，雄伟的汉代长城久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这段长城残高2.3米，较完好的有100多米长。在长城西边内侧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土包，部分外露出有土墼夹芦苇建筑痕迹。无疑这是斯坦因遗漏的一座汉代烽燧。同志们察看了马圈湾腹附近的地形：马圈湾烽燧遗址位于敦煌市西北95公里，东距小方盘城11公里，西距后坑2.7公里，北距疏勒河下游苦水沟8公里。遗址东侧没盐池湾湖滩，隔湖滩与广汉燧（王莽时改名“广新燧”）遥望。西侧为马圈滩湖滩，在两湖滩中间有一南北走向的戈壁走廊。汉代塞垣（即长城，汉代称“塞”、“塞垣”）由东北向西南，从盐池湾沼泽中穿过，横贯隔壁走廊，进入马圈湾湖滩，再登上后坑沙梁，经后坑墩（临要燧向西延伸。在隔壁走廊的汉塞内侧，有一面约5600平方米的平垣地面，南临羊圈湾湖滩，戈壁与湖滩北部边缘之间，为东西大道。马圈湾烽燧遗址即位于塞垣内侧3米的这篇平垣戈壁上）。

对这一新发现的烽燧遗址，考察队编号为D20（“D”为敦煌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经踏察，发现烽燧遗址的西、南、东面有很多灰层，尤其是在其西南侧，灰层表面部分暴露有麻布、丝绸等遗物。经试掘，当即就出现了汉简。大家非常激动，不一会儿，你发现一枚，他也发现一枚。吴效德同志粗识字，他不知什么叫“汉简”，他误以为是叫“汉奸”，于是当他捡到一枚汉简时，他就说：“我也捉了一个汉奸。”把大家逗乐，为野外工作增添了情趣。这天的调查试掘，就出土了56枚汉简，其中完整的有12枚，还出土了一些丝绸、麻布等遗物。因为考古调查不同于正式考古发掘，为了不破坏层次关系，不能为了“挖宝”而多挖一些。经商量，决定第二天进一步调查。一天出土了56枚汉简，大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要知道这可是自1944年夏鼐、闫文儒先后发现敦煌汉简之后35年的又一重大发现。回到驻地，当晚炒了几个菜，特意为每人煎了荷包蛋，拿出了酒，考察队队员们含泪举杯庆贺。这一夜兴奋的心情使同志们久久不能入睡。6月8日，又对遗址继续调查，又出土了53枚汉简，其中有完整的汉简18枚。为了不影响以后的正式考古发掘，停止了前期工作。岳处长表示，回兰州后立即向省文化厅领导汇报，上报国家文物局，争取对这一重要遗址尽快进行考古发掘。此后，考察组又对其他烽燧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第一阶段的调查暂告一段落，即刻返兰州，准备下一步打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7月27日凌晨，敦煌党河上游山洪暴发，党河水库副坝被毁，洪水直奔敦煌县城。顷刻间房倒屋塌，党河大桥中断，县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建筑被毁，成为一片废墟，损失惨重。一时安置灾民、食品供应、抢险救灾，重建家园，成了全县急中之急的大事。考古发掘工作便暂被搁下了。

1979年9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对马圈湾汉烽燧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发掘。中旬，省文物工作队由岳邦湖同志带队，吴礽骧、李永良、韩集寿、司机庞述谦一行来到敦煌。当时敦煌正处在救灾的困难时刻，尤其缺乏服食、汽油等。我陪同岳处长向县委领导汇报，县上领导当即表示，我们的困难再大，也要全力支持这次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并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设法满足考古队的需求。就这样，在敦煌最困难的时候，给考古队批了肉、蛋、大米、食用油，还给汽车批了足够的汽油。民工的征集也很顺利，在孟家桥公社党委的支持下，基于交通方便，决定由车辆往返经过的西宁堡大队二队解决20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于9月15日进驻马圈湾孟家桥公社硝厂。硝厂那祥厂长，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将三间大上房腾给考古队住，又给了一间伙房。民工住帐篷和几间小房。县文化馆抽调文物组荣恩奇、韩跃成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现为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张瑞峰和边力平二人，作为民工也参加了发掘和炊事工作。敦煌西湖一带湖滩较多，历来就是敦煌的放牧区。为了预防疾病的发生，县防疫站专门派来了医生给考古队员和民工们注射了防疫针。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使这次考古发掘如期顺利进行。

9月16日，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分成两个小组：吴礽骧、李永良为一组，韩集寿、韩跃成为另一组，岳邦湖全面负责，荣恩奇协助岳工作，并负责后勤、测绘等工作。在这片遗址上，先后开10×10米探方19个，发掘面积达1900平方米，对遗址进行全面的科学发掘。秋后的马圈湾风较多，挖出的灰烬，用铁锨往车里铲，风就将灰吹上高空，如同扬场，整个工地灰尘弥漫。下工一看，每人的身上脸上，都是黑灰，好似一群“非洲人”。发掘工作，又脏又累，但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民工在内，大家都很乐观，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文物出土。一天，岳邦湖、吴礽骧和我正在烽燧南面坞墙外分析情况。北面10多米远的2号探方（房屋遗址）民工老吴正在向架子车发掘后的废土，突然，我看见他躬下身在地上拾起什么，用手一团，就要扔进车内。我急忙问他：“你扔的是不是纸？”他回答：“是废纸。”“是不是从房子里捡的？”他说：“是房子里原有的，就在这些土的下面发现的。”吴礽骧也说道：“下面的还没做工作，怎能随便挖？”我说：“我们就要这‘废纸’，你快拿过来。”老吴拿来后，我们一看，果然是两块白麻纸，而且面积还较大。吴礽骧同志及时作出了现场记录。根据该房屋遗址同出的有纪年的简对表，为西汉末、新莽时期的麻纸，但这两块仍是已知的我国早期麻纸。加之，后来其它探方出土的几块西汉麻纸，把我国的造纸术，由东汉的蔡伦造纸，提前了170多年。从而，敦煌马圈湾麻纸的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www.daowen.com)

马圈湾这块地方，由于附近湖滩多，地下含盐碱大，有点灰层别后期碱土覆盖，一遇雨水形成坚硬的碱盖。9月19日，韩跃成同志在5号探方北面灰坑发掘，开始还很顺利，出土了一些汉简遗物，随后，遇到了黄绿色的硬土，好像已到生土层，给人一种假象。韩跃成同志有较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他曾参加过额济纳旗居延汉简的发掘工作。这时他用手铲把硬碱块一点一点敲碎，奇迹就出现了！在碱盖的底下，仍然是灰层，而且一下子就出土了57枚汉简。位于同一探方的南面灰坑，也遇到了同样情况，韩集寿眼看挖不下去了，正在一旁休息。我过去用手铲将碱盖敲碎后，眼前的情景简直叫我目瞪口呆：一大批汉简在一起同时出土。我立即派张瑞峰去驻地喊岳处长来照相。不一会儿，岳处长与新华社摄影记者成大林、小戚一起赶到现场。成大林他们刚到，正赶上了这一难得的机遇。于是他们几个摄下了这惟一的“马圈滩汉简出土情况”的照片。经清理，这一灰坑可能是“厕所”。仅此一处，就出土了汉简297枚，其中完整的汉简达253枚。这一天，仅5号探方就出土了汉简354枚。是整个遗址发掘过程中“丰收”的一天。

野外的发掘工作时非常艰苦的，而周围的环境又是那样的寂寞。除了我们硝厂的民工外，平时再见不到其他人。每到庞述谦同志出车进城买物品或为民工拉生活物资，只要天黑车没来，大家不约而同的都到附近的高台地上，急切的盼着，看见车灯光，就用手电筒打着信号。庞师傅一到，大家欢呼雀跃，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这就是“戈壁人”的情怀。叫人最难熬的是马圈湾的蚊子、模糊子（蠓虫的一种，很小，又叫“小咬”），比苍蝇大的多的瞎蠓（牛虻）多得不得了，实在无法入睡。为了防虫咬，只好每天向屋内各处喷敌敌畏，蚊虫倒是少了，可是人却被薫得头晕脑胀的。为了考古事业，再苦再累，谁也没有怨言。

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收获。截至9月，已出土了1000多枚汉简和300多件各类文物。考古工作者以优异的成果，向建国三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9月30日，县上和文化局的领导到工地看望慰问了大家，带来了肉、西瓜、葡萄等慰问品，还将敦煌还没上映的《保密局的枪声》等两部新片，优先在考古工地放映。工地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按照野外生活的惯例，庞师傅开车到附近的硝矿、放牧点，把那里的人一同请来，一起看电影。有的人离马圈湾10多公里也赶来了。这一晚是马圈湾多年来最热闹的一次大聚会。有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考古队员们决心认真地完成最后阶段的工作，向党和祖国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发掘工作进入尾声，现场测绘、摄影工作也基本完成。10月4日，民工工作已结束，准备次日返回。所剩收尾工作，由考古组和张瑞峰几人完成。谁料想10月5日这天，竟获得了又一丰收，出土了三个“最”：在最后清理7号探方的西边时，出土了一个四边形觚（汉简的一种），每边都有较大的字，是字书类《苍颉篇》，是全部出土简牍中最大的觚：出土了一枚长39厘米的简，是全部出土简牍中最长的一枚简（一般简长23.3厘米即汉尺一尺）；最后出土的是一枚三面形的觚，上书有“本始三年正月……”等字。“本始”是汉宣帝年号，本始三年，即公元前71年。是马圈湾出土纪年简中，年代最早的一枚。自9月16日至10月5日，历时20天，发掘工作就此全部结束。

此次发掘，包括6月份调查时发现的简牍等遗物，共出土简牍1217枚、帛书一件，各类器物343件。经发掘后的遗址，原貌清晰的展现在眼前。烽台距长城南侧3米，用每三层土坯夹一层芦苇的方法垒筑呈长方形，底基7.6×8.35米，残高1.87米。东侧有残存的四级登顶台阶，紧靠烽台的东、南侧，有房屋6间，并筑有宽厚的坞墙。坞墙的东南角外，有一存放苣的方坑，东西1.95米，南北1.55米，高0.45米。整个建筑先后分四期完成。烽台东南侧的平地上有水井、灶及住房遗迹。烽台南方平地有畜圈。从出土的纪年简可知，此遗址上限在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下限为王莽始建国帝皇三年（32年）。历经90多年，为西汉至王莽时期的烽燧遗址。经对出土汉简研究，马圈湾烽燧遗址为西汉敦煌玉门都尉所属玉门侯官的治所，其烽燧原名当为“候官燧”。

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地区首次按考古发掘程序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斯坦因等人前三次发掘的总和，而且在一个地点，从层位、断代上，取得了确切的科学依据。对全面研究汉代敦煌郁门都尉的军事建置、管理制度、玉门关址、中西交通的诸多方面，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实物资料。马圈湾汉代遗址的发掘和出土的汉简，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出土的汉简和其他文物，也多次在国内外展出。

马圈湾遗址的发掘报告、出土汉简的释文及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由甘肃省文物研究考古所编写完成。书名定为《敦煌汉简》，由中华书局1991年6月正式出版。

今年，距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整整过了20年。参加发掘的岳邦湖、吴礽骧、韩集寿同志业已退休，我亦到了退休年龄。每想起当年的普查、发掘工作，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深深地怀念当年同志们一起团结拼搏、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情景和那一心为着考古事业的敬业精神。以后的年代，敦煌酥油土、月牙湖等地又出土了几批汉简，九十年代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两万多枚汉简。这几批简牍的出土，不仅为国争了光，而且为“敦煌学”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更加广泛的内容——“敦煌简牍”。

（原文刊载《敦煌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