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东千佛洞西夏壁画艺术

瓜州县文物局　李宏伟

东千佛洞，又名接引寺，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城东南92公里，距莫高窟148公里，距榆林窟约75公里，因位于莫高窟和榆林窟以东而得名。洞窟开凿于长山子北麓的古河道两岸，现存23窟，东崖9窟，西崖14窟。保存有壁画塑像的9窟，其中西夏5窟、元代1窟、清代3窟。首次编号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任安西县长的曹馥所编，现在采用的编号为1982年10月2日著名敦煌学家常书鸿先生之编号。壁画总面积486平方米，彩塑56身。此外，东西崖的中下部还有几十座墓穴窟，从坍塌的几座看，有带棺木的；有墓穴式的较小的窟，内有尸骨，衣物等。日本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人吉川小一郎考察安西东千佛洞，在第二窟留下了铅笔书写的题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时，这里还住着一位道士，然而却得了重病，即将面临死亡。”说明当时这里也有修道者住守。

东千佛洞始建于西夏时期，这与西夏时期在安西（古瓜州）设立瓜州西平监军司有密切的关系，这里一度成为统辖河西地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这也是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佛教艺术远胜于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原因。从河西和全国的西夏壁画艺术综合情况来看，榆林窟、东千佛洞的佛教艺术代表了西夏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1996年11月20日，东千佛洞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千佛洞的佛教石窟艺术以密教题材为主，兼有汉、藏密教成分。部分西夏佛教遗留的洞窟，被元代所沿用。东千佛洞坐落在荒僻的山野河谷之间，窟区内发现的修行窟和僧侣墓穴，表现了禅行在西夏宗教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当时，入山修行蔚然成风，东千佛洞远离村镇，有四眼古代水井，可赖以生存，是禅僧自我修炼的理想境地。西夏时期，重视禅宗，将禅宗重要经典《六祖坛经》及唐代《禅源诸全集都序》等译成了西夏文，入山修行和藏传密教结合起来，被赋予新的内容。

西夏中晚期，经济发达，大兴佛事，公元12世纪下半叶，西夏权臣弄权分国，西夏仁宗李仁孝一度被迫迁居瓜沙，内政不修，唯重佛事。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夏时期洞窟的开凿可能与这一历史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东千佛洞的西夏窟，以性质分，大多是佛窟，有个别影窟。这种影窟有高僧纪念堂的性质，最明显的是东千佛洞第4窟，其窟形和壁画布局同佛窟相似，但在中心柱正壁开凿一覆钵塔形龛，画一身高僧像，这种形制通常用于舍利塔。我们认为，这样的洞窟是为了纪念某位高僧而建造的影窟。高僧在西夏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供奉高僧是西夏社会的普遍习俗。

各窟壁画的布局有相似的地方，也富于变化，其西夏窟的形制多为中心柱窟，由前室和后甬道两部分组成，也有的洞窟在窟后外侧又开凿可以绕行的通道。壁画的内容主要有：观音曼荼罗、文殊变、普贤变、净土变、药师净土曼荼罗、水月观音、供养菩萨，八臂观音、十一面观音、绿度母、金刚、力士、接引佛、舞伎等。中心柱背面画涅槃变，与其相对的窟室后壁绘说法图，中心柱左右两侧绘救苦观音、坛城图、十一面观音等不同画面。

东千佛洞壁画的宗教内容，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汉藏结合，显密双修。从绘画题材上看，有宗教故事画、尊像画、经变画、各种曼陀罗、供养人、伎乐、装饰图案等。

东千佛洞第2、5、7窟的涅槃变和说法图，是西夏时期的巨幅杰作，旨在表现释迦成道和寂灭这两个中心内容。其数窟后壁的说法图与中心柱背面的涅槃变相对，在这空间紧凑光线晦暗的后甬道里，产生了一种幽奥神秘的艺术效果。东千佛洞的几幅涅槃变都只取释迦于娑罗双树间右胁而卧，为众弟子说《大般涅槃经》，诸天人众闻之释迦将涅槃，纷纷前来做供养，释迦寂灭，神态安详、庄严，诸天弟子举哀，悲痛欲绝，神态各异，生动感人，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抱头痛哭，有的咬破舌头，有的抓破脸面，有的昏厥不醒，有的悲痛过度，不能自持，种种情状，令人难忘。

在绘画风格上，东千佛洞第2窟涅槃变严谨细腻，第5窟笔触奔放，第7窟色彩叠韵、明艳醒目。每幅的构图都反映一个主题。就瓜、沙地区而言，自公元848年张议潮统治时期至西夏早期的近280多年间，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没有留下如此规模的涅槃变，东千佛洞这一巨幅杰作的出现，表明了西夏佛教的最新突破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画面中的佛，菩萨和弟子诸圣众，其形神庄严，装饰华美，用色艳丽而富于变化，绘制精工而疏密有致，表现了东千佛洞西夏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

水月观音图，也是东千佛洞西夏壁画的杰出代表。水月观音，即观水中月之观音，是中国佛教三十三观音之一。它没有佛经依据，是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题材，最早出现于中唐。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载“周昉……妙创水月之体”可知水月观音乃唐代著名画家周昉始创，水月观音的形象出现以后，颇受人们的欢迎，自中、晚唐以来日益流行，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

东千佛洞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是画师着意刻画的形象，观音头戴莲花化佛冠，秀发披于两肩，披帛垂于臂间，袒胸露腹，佩戴璎珞等饰物。观音坐于“金刚宝石座”上，身后翠竹摇曳，身侧置经函宝瓶，身前水波荡漾，清凉宜人，观音神态自若，安详宁静，整个画面呈现出祥和宁静的气氛。

东千佛洞的两幅水月观音图中出现了玄奘取经的画面，主体人物只有法师和猴行者，法师即玄奘，面相丰满，身披田相袈裟，双手合十，向观音虔诚膜拜。猴行者尖嘴猴腮，长发披肩，身穿短襦，足蹬麻鞋，一手在额前做瞭望状，一手牵马，紧随法师身后。水月观音的安详庄严，与玄奘师徒的虔心礼拜，一静一动，前后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玄奘取经图，集中出现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有其直接的历史原因。唐贞观元年（627年），27岁的玄奘法师不听朝廷禁令，为了求得佛法的真谛，决心舍命西行。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潜行至秦州，即转至兰州、凉州，为逃避官府追捕，由凉州高僧慧威法师派弟子秘密护送西行，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辗转到了瓜州，当时的瓜州是偷越国境，通达西域的关口，玄奘在瓜州的佛寺内讲经说法一个多月，在当地寻找向导，购买马匹，打探西行路程。当瓜州刺史独孤达、州史李昌得知玄奘西行的真实情况，深为感动，便违背朝廷旨意，当面撕毁追捕玄奘的牒文，并为玄奘送行。玄奘夜过玉门关，偷渡葫芦河，冒杀头之罪，踏上了西行求法的万里艰难历程。如此惊险的动人故事，在河西广为流传。西夏的画师们创造性地将这一历史史实和水月观音的画面结合起来，形成了瓜州西夏壁画水月观音的独特风格。199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发表《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一文中说：

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六幅玄奘取经图的发现，堪称稀世之珍，在研究佛教思想的演变，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西游记》成书之前主要人物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完善过程，是难得的形象资料。

东千佛洞壁画既继承了唐、宋密宗内容的图像，同时又有大量的藏传佛教的内容出现；东千佛洞的西夏佛教艺术内容，同藏传佛教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源于汉地的显教，并盛行禅宗，又吸收藏密的内容，可谓容纳了中原、西藏、西域、印度等各流派和多民族的佛教艺术风格，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佛教艺术。这是瓜、沙地区无数西夏画师们对中国佛教艺术的伟大贡献。

东千佛洞的西夏壁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佛教艺术对佛国世界的追寻，其实是对人间社会的再现和升华。创造者集中了人间社会的美好事物和人生百态，佛、菩萨、弟子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西夏社会的审美准则，而创作本身又反映了画师们的虔诚之心和艺术情趣。壁画中的僧人、行者、官吏、侍女、伎乐，包括其衣冠、旌节、舞蹈、乐器及装饰图案，可以说是当时西夏社会图景的再现。西夏人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打破了早期中原王朝公式化、模式化的影响，终于创造出了这些生动感人，真实可信的崭新的艺术珍品。

东千佛洞壁画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其表现形式上的丰富多彩和大胆的艺术探索，在东千佛洞第2、5、7窟均有惊人的表现。西夏壁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离不开一大批西夏绘画高手的不懈努力和探索，除了西夏艺术家的天赋和高超的艺术素养之外，还可能有得之南京的粉本，其山川景物的深远意境，人物形象的精工严整，宏伟建筑的精巧构图，都与宋画一脉相承，“也反映了两宋文人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对各地民间绘画的深远影响”。

（原文刊载《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注释】

[1]万叠芙蓉：形容南山雪峰层峦叠嶂犹如万朵芙蓉花。芙蓉，莲花。

[2]素影：指雪峰的形影。

[3]番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

[4]大荒：大戈壁。一望无际的荒漠。

[5]塞原如掌：作者登高远望，见塞外原野尽收眼底，如在掌上。

[6]弱水、将台两句：指出北陌所在的地理环境。弱水，西北流入居延。青海在遥远的雪山之南，西有将台古迹，北有黑山在北陌中沉眠。

[7]最后两句：远人，行路远征的人。斜阳外：指北漠。古战场：即历代打过仗的地方。酒泉之北漠，北通居延大泽。汉时，李陵与单于曾大战于此。李陵以五千步卒与单于八万骑鏖战近十日，汉军自杭爱山经居延海，退至酒泉郡之北部障，士卒仅剩二百余人（事见《史记》）。

[8]缔构：构造、营造。

[9]一峰突兀：指塔顶像山峰一样兀立于空间。

[10]北极：北极星。天光迥：北极星的光辉在天空中极深极远，形容塔很高。

[11]碧落：指天空，自居易《长恨歌》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句。

[12]丹梯：上天梯。何当：什么时候能够。

[13]圣代：明代，即作者所处的时代。

[14]虏使：指少数民族部落的使者。闻鸡渡：封建时代，国家规定，凡外国使节入关，必须事前通报名册，朝廷批准姓名、名额，由关防官员按指定日期，务于鸡鸣开关，验明正身，始得入关，故谓之“闻鸡渡关”。

[15]番王：封建社会，凡经过皇帝加封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称为番王。

[16]仙槎：仙人所乘的木筏。此处指外国使节乘骆驼由沙漠中走来，遥望犹如仙人泛槎的样子。

[17]金台：本意为帝王的都城所在地。故《幼学琼林》卷一“地舆篇”云：“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

[18]四海为家：指国家统一时期四海之内，到处可以为家。

[19]藩垣：本指卫国的大臣。这里指肃州官署。

[20]入塞：汉乐府诗，词牌名，属《横吹曲》。

[21]梅花……一句：指冬春季节，夜长昼短，城门开得早。

[22]五云：即五色祥云，这里借指皇宫。

[23]上方：指寺的台殿上空。娟娟：古代称月亮为婵娟，这里作月色明媚好看。(www.daowen.com)

[24]灵檐：指寺庙的屋檐。吟梵：指僧人吟读佛经。

[25]青塞：青草漫野的边塞，长城内外。

[26]岹尧：山势高而峻貌。

[27]昆仑：山名，《西域考古录》云：“在肃州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前凉太元二十一年，“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山海经》：“昆仑山，上通天界，乃天帝之下都。”今按：酒泉之南有祁连主峰，高5564米史称小昆仑山，即此。

[28]远岫和云湿：远处的山洼里还冒着湿腾腾的白气。

[29]冷涵：清冷，清寒。桂魄：古诗文中对月亮的别称。夜悠悠：夜色闲清悠长。

[30]渔下钩：全句谓上旬的斜月，犹如鱼钩，斜挂于杨柳林外。

[31]仙槎：古代神话中，仙人所乘的木筏。槎：用竹木编成的木筏。

[32]此山今名石包城山，据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考证，即敦煌遗书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抄略》所载会道山。“唐代于此山设雍归镇，有路，西北通往沙州，西南通往子亭，东南通往羌区，东北通往瓜州。以上四达之路交会于此山，山名‘会道’殆由此起”。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33]“爷再庆押牙”，李正宇先生在致笔者信中指出：“系‘邓再庆押牙’之误释。”

[34]敦煌遗书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抄略》载有“水山，州东南一百七十五里”，李正宇先生考证即东巴兔山。此山西南起“一百四戈壁”，东北止于榆林河西岸，东西长九十五里，南北宽二十里。此山以北二十里为悬泉山及黄釜山；南六十里有鄂博山（属野马山北脉）；东南隔榆林河为鹰嘴山。见李氏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35]《长安与丝绸之路》，西安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36]《世界遗产与丝绸之路》，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37]《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文件资料汇编》第5页，2007年12月。

[38]《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文件资料汇编》第4页，2007年12月。

[39]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40]额济纳旗志编委会：《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页。

[41]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42]那仁巴图：《居延遗址与世界文化遗产》，载张德芳、孙家洲编：《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43]额济纳旗志编委会：《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8至49页。

[44]额济纳旗志编委会：《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998年版，第50页。杨永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酒泉元素》，载《散落的思想尘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45]杨永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酒泉元素》，载《散落的思想尘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4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附录《额济纳旗河流域障燧述要》，中华书局1980年版。

[47]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7页，第206-208页。

[48]杨永生：《简析酒泉境内长城资源的文化价值与保护对策》，载《丝绸之路》2011年第22期。

[49]额济纳旗志编委会：《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748页。

[50]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51]额济纳旗志编委会：《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9-740页。

[52]额济纳旗志编委会：《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

[53]刘洪贵：《古居延——黑河绿洲文化史浅绎》，载《阿拉善日报》和《阿拉善新闻网》2006年8月1日。

[54]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55]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56]见李纯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增订版。

[57]见《音乐论丛》1978年第一辑。

[58]见《丙代乐志校释》。

[59]见《丙代乐志校释》。

[60]见《丙代乐志校释》。

[61]见《丙代乐志校释》。

[62]见《音乐论丛》1978年第一辑。

[63]见《文物》1978年第三期。

[64]籥：音月，古时一种管乐器。编者注。

[65]见《丙代乐志校释》。

[66]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3期，3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