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胡俑与丝路贸易

敦煌市博物馆　苏惠萍

在河西走廊，粟特商人聚居的第一个城市是敦煌。敦煌之所以成为东来昭武胡商的第一个重要据点与其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从东到西大体可划分为东、中、西三段。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敦煌的玉门关、阳关为东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为中段；由此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州为西段。敦煌是丝绸之路东段的终点，又是中段的起点。阳关和玉门关就在这“终点”和“起点”上，是西出西域，东进中原的必经关口，如果关闭了“两关”，就等于关闭了古丝绸之路。所以，《裴矩传》说：“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敦煌是东经玉门关和阳关后胡商进入河西的门户。从汉代以来此地即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自汉安帝于公元107年被迫罢西域都护，西域副校尉从公元120年起常驻敦煌。于是，敦煌太守逐渐代行起西域副校尉西扶诸国、总护丝绸之路的职责。敦煌随之日益成为胡商云集的商业活动中心。正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的：“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旅贩客，日牧于塞下。”加之胡商在敦煌的商业活动又得到当地政府多方面的支持和保护。如三国时敦煌太守仓慈，翦除欺诈胡商的地方豪右，为保护过往商人交通安全，制定各种措施方便胡商到内地各处贸易，深得西域胡商的爱戴。各国商人在敦煌屯聚商品，其商贸的繁荣使敦煌一直呈现出国际口岸和丝路商业都会的重镇。因此，从汉晋以来，敦煌即是昭武胡商和其他民族商人交易、居住的地方。隋唐时，随着敦煌商业经济的发展，丝路贸易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敦煌也由此已经发育成一个国际性商贸市场。昭武胡商已在此地聚族而居。斯坦因所获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S2005）载：兴胡泊“东西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兴胡即兴生胡、胡商。他们的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而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丝路贸易的发达则反过来又推动了胡商的规模。因此，在敦煌地区唐墓中就出现了胡俑。

敦煌唐墓出土的胡俑，姿态多样，造型逼真。这些胡俑，除了神话色彩较为浓厚的天王俑、十二神、镇墓兽等外，还有奴仆俑、舞乐百戏俑、士兵俑、骑俑、立俑等等。他们的形象和服饰，都来源于当时社会生活。所有胡俑的形象应该是根据当时常见的胡人突出的特点塑造出来的，因此对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习俗、舆服制度及造型艺术都有重要价值。

“胡人”这个名词，唐代泛指国内各少数民族，也包括毗邻的各国人民。《新唐书·西域传》说：西突厥降服以后，商旅可以畅通，于是“诸胡大悦”，可见西域各族都称胡人。在唐史中，居于河曲六州的突厥人称“六州胡”，居于东北地区的奚、契丹称“东胡”。凡是这些地方传来的事物，也往往以“胡”冠名，以区别于汉族的传统。如“胡商”、“胡僧”、“胡乐”、“胡舞”，还有“胡麻”、“胡饼”、“胡萝卜”等等。带“胡”字的事物，几乎和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关，因而也就影响着内地人民文化艺术生活和物质生活。当时各族人民文化的交流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展。唐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就是中西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正是因为胡族文化与内地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出土的陶俑中就大量出现了胡俑。

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胡俑在贞观年间比较少见，从高宗显庆以后就逐渐增多。1987年，在敦煌地区铁家堡发掘的盛唐墓中，就出现了一批胡俑。

从铁家堡盛唐墓出土的胡俑来看，它们的性别不同，民族不一，姿态万千。特别是一个牵驼辫发男胡俑，通高69厘米，头发左右梳成两条辫子，盘结脑后。身穿至膝翻领长袍，腰束带，足蹬尖头长筒靴。深目高鼻，络腮胡须，面正向，目前视，双手作挽缰之势，这种形象也见于开元时期，但史料上却看不到哪个民族有男子辫发盘结的习俗。现今的藏族男子辫发，也可能就是唐时吐蕃人的形象。(www.daowen.com)

吐蕃是王朝名，也是当时的地域名。在我国的古文献中，称藏族为吐蕃。也有叫西蕃乌斯藏、唐古特、图伯特等名称的。到17世纪后，才统称为藏族。吐蕃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开展频繁的绢马贸易和互市，并互相聘使、结盟、和亲。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古代西藏地区的象雄王国、吐蕃王国在亚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与西域中原、南诏、索格狄亚那大夏地区、印度、尼波罗的密切经济关系，认为丝绸之路称为“丝绸—麝香之路”更恰当些。

通过丝绸之路，吐谷浑、诸羌、吐蕃人与唐朝进行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这条道，中国的丝绸，吐蕃的麝香、藏香等传入尼波罗、印度等地。他们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转运，传播作用。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镇，不乏有大批的吐蕃商吏往来旅居。因此，敦煌唐墓中的胡俑就必然出现吐蕃俑。

隋唐时期，吐蕃势力逐渐强盛，曾一举占领河西地区。敦煌被吐蕃统治长达67年。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中属于吐蕃时期开凿的有四十多个。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敦煌遗书中，藏文文书仅次于汉文文书。这些数量众多的藏文经典手抄本，为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关系、藏族史、藏文发展史等方面都有帮助，无论从文物或文化的角度来说，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唐代的胡人也包括毗邻的外国人。现在敦煌博物馆出土文物陈列室内，展出着一件牵马俑，它的形象，吸引着中外观众。牵马俑通高73厘米，戴帷帽，穿翻领交襟右衽至膝大衣，腰束带，足蹬尖头中缝长筒靴，目前视，双手作挽缰之势。面型和所见其它胡俑有较大区别。眉棱骨和颧骨特高，下颚骨方而突，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很像唐时的波斯人，即现在的伊朗人。

中国汉代史籍把伊朗高原至两河流域范围广大的帝国称为安息，从《魏书》以后始称波斯。波斯是和中国发生关系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张骞通西域时即已开始。《史记·大宛列传》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冞及诸旁国。”《汉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两国互换使节贸易的盛况：“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域，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鞋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史学家认为中国和波斯的商业性的正式关系由此时开始。唐高宗时期，波斯王卑路斯到长安来，随行的就有数千人。波斯来中国经商的人被称为波斯胡商。波斯人李密翳曾任于唐。这些都可证明波斯人旅居在长安和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很多。因此，敦煌出土的唐俑中就有可能出现波斯人的形象。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建立时，波斯已经成为中国丝绸等商品输入地中海、欧洲的枢纽。波斯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日益密切，众多深受中国人欢迎的波斯物产如珍珠、珊瑚、琉璃、玛瑙等珠宝与香料郁金、苏合、青木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和春蚕抽丝法传入波斯。波斯人用中国的生丝纺织出“波斯锦”又通过丝绸之路返销往西域、中国。“波斯锦”在唐朝中国西北地区和长安十分流行，并且影响了中国丝织业的发展。因此，中国与波斯的商业关系最为密切。据史籍记载，北魏时期，波斯使节来中国达10次。到隋唐时，波斯入使中国近40次。这些使节基本上都是官方贸易代表。而“波斯胡”也成为中国市场和大丝路上最主要、最繁忙的外国商人。

唐墓中出土的胡俑，往往和骆驼、马在一起被发现。杜甫的诗说“东来囊驼满旧都”，也就是说波斯商人和西域商人的商旅驼队、马队，络绎不绝地沿着“丝绸之路”往来于长安。中国内地除丝绸之外、陶器、漆器、竹器、黄白金、冶炼、打井技术和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及其经验也由中国客商和西方各国的使者、商贾带往西域。西方各国除宝石、香料外，骏马、玉器和一些农产品的品种、树种传往中国内地。看着在敦煌出土的精美胡俑，就可以领略到当年丝路贸易的繁忙，领略到众多商旅使者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铛的驼铃声中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繁盛所做出的非凡的业绩，更显示了敦煌这个中转贸易城市在中西交通中举足轻重的枢纽作用。

（原文刊载《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