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敦煌历史上的民族活动
敦煌市博物馆 张海博
敦煌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论是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其种种活动,不仅对河西历史发展,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他们或农耕、或游牧,生生不息,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化。
一、最早的人类活动
敦煌,这块绿洲,上古时期属“三危”地域。大约在4000年前,三苗族就在此生息繁衍。《尚书·舜典》中所记“舜窜三苗于三危”。当然,仅“三危”地望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倾向于“甘肃敦煌三危山”[1]一说。另外,《通典》卷一七四条也记载:“沙州,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这样看来,羌戎与迁徙于此的三苗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氐与羌都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生活在西起敦煌,历河西走廊全境,东达甘陕渭水之北,南包括青海省全境。有的学者认为氐羌族的祖先,就是黄河上游,主要是河西地区和邻近的青海湟水流域一带曾经创造了灿烂齐家文化和火烧沟文化的原土著民族。而后迁来的三苗族,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融会到氐羌族中去了,成了氐羌祖先的一部分。但不管氐羌祖先是三苗族还是土著民族,他们都是在敦煌这块绿洲上活动过的人类的先民。
春秋战国时敦煌是月氏、乌孙共同游牧的地区。《汉书·西域传》:“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乌孙即“戎”的转音,月氏则为羌族的一支,而羌戎均是敦煌古代的先民。乌孙原住张掖以西,包括敦煌在内靠近祁连山一带的地区,月氏住张掖以东的河西广大地区。月氏在秦汉之际已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在西北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边的乌孙经常遭到它的掠夺,并且杀了乌孙的首领难兜靡,迫使大部分乌孙人逃到北边刚刚崛起的匈奴。于是河西地区几乎被月氏独占。到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举兵攻击月氏,月氏“乃远去”,主要部落被迫西迁,史称这部分为“大月氏”,羸弱不能迁徙留居原地的月氏人残部史称“小月氏”。匈奴于是让乌孙驻守河西。乌孙的头目昆莫便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于公元前160年左右,西征大月氏,杀了大月氏王,并迫使大月氏跋涉数千里迁徙至阿富汗境内。以后,为了摆脱匈奴的控制,乌孙就留居在西部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整个河西地区则为匈奴右地。
匈奴大肆扩张的结果引发了与建立不久的西汉王朝长达300年的矛盾和冲突。从汉初以“和亲”手段的消极防御到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大战役的积极进攻,再到重创匈奴势力之后,为维护边境的安宁而采取了许多措施,移民实边就是得力举措。从中原大量移民来充实边防,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每年有大量的使团、商贾出入于玉门关、阳关上,那时的敦煌商旅频繁,车水马龙,一片兴旺景象,所以《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志》称当时的敦煌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也”。
三、魏晋十六国时的民族斗争
这个时期,河西成为各民族竞争之地,好几个政权统治了敦煌。
曹魏时期,根据《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载“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因为曹魏政权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一些和睦政策,保护丝路通商。西晋时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佛教也随之东传,有许多胡、汉高僧聚集在这里。
东晋十六国时,敦煌先后经过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政权的统治。自4世纪初期起大约70年,敦煌属汉族张氏政权前凉的势力范围。接着,公元376年,氐族符氏的前秦政权灭前凉,敦煌归前秦统治,历时整10年(376—386),前秦符坚统治敦煌后,徙汉族两万户至敦煌,增强了自汉代以来的敦煌汉族社会,这是继汉武帝之后对敦煌又一次最多的移民。与前秦同为氐族的吕氏政权于公元386年建立后凉,在将近4世纪末统治了敦煌,于公元403年灭亡。4世纪末,以汉族段氏为王室的北凉开始建立,但是其实权却掌握在出身于张掖南边的匈奴沮渠氏手中。公元401年,沮渠蒙逊建立北凉,而公元400年汉人李暠建立西凉,定都敦煌,西凉的建立也可以说是敦煌汉人的独立。“敦煌的这种情况,可以说即便有时可以产生出独立的政权,但在战略上却不能控制整个河西”[2]。这个汉人政权最终于公元421年被沮渠蒙逊所灭。北凉于公元442年随着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的侵入而放弃敦煌,敦煌随之为北魏拓跋氏占有。
隋代,据《西域图记》一书的记载,当时出敦煌有三条道路:北道、中道、南道,可见,敦煌在当时所处位置的重要性。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召见西域27国的使者,前哨接待站就是敦煌,足以说明敦煌在民族交往和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www.daowen.com)
唐代的沙州辖敦煌、寿昌二县。约在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由于西突厥内乱的影响,大量西域昭武九姓胡人,逃往瓜沙,避难来归。敦煌遂将这批胡人划地安置,编入了户籍。并取“从化内附”之义,新建一从化乡。其中粟特人就是这批胡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曾经在敦煌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在大约七八世纪时生活了一百多年,在吐蕃统治时期逐渐解体。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地兵力东去平反。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虚而入,逐渐占领了陇右、河西。吐蕃占领沙州的初期,吐蕃奴隶主对当地人民的统治是非常残酷的,吐蕃奴隶主强迫汉族人民吐蕃化,引起沙州人民的强烈反抗。公元848年,随着张议潮率领各族人民反抗吐蕃奴隶主起义的爆发,敦煌受吐蕃的统治宣告结束,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归义军统治时代。
张议潮很注意调整民族关系,参加起义的各民族包括汉、回鹘、吐蕃、粟特等,在归义军的领导下,有的在城市从事通商贸易,有的在草原从事畜牧,有的与汉人一样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和汉人团结在一起,为沙州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沙州重新呈现人民安居乐业、农牧生产兴旺发达的景象。而曹氏掌权时,瓜、沙地区处于东西回鹘两大势力之间,所以曹议金首先西和于阗、东结回鹘,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西和于阗,嫁女给于阗王,东结回鹘,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夫人,又嫁女给回鹘可汗为妻。使瓜、沙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张、曹两家统治敦煌198年,直到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占领沙州。
五、西夏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统治和民族变迁
敦煌属西夏统治长达191年(1036—1227),是敦煌建立郡县以来被少数民族统治最长的一个时期。西夏统治者很注重吸收发展较高的汉文化,而且西夏文字就是根据汉字的笔划、部首创制而成。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在宗教信仰方面,党项族崇信佛教,将佛教定为国教,西夏时兴建和重修的洞窟非常多。在西夏统治的200年中,瓜、沙一带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都保持着“与中原无殊”的水平,这也是当时这一地区汉、党项、回鹘、吐蕃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军讨伐西夏,敦煌又处于蒙古势力之下。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27年)复立沙州,据《元史·地理志》载“沙州至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自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但在元世祖末年敦煌地区的人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迁徙,都被迫搬到甘、肃两州交界的地方住了。经过这次迁徙,敦煌这块地方自然就逐渐荒凉了。到了元成宗时,《元史·成宗记》载:“大德七年,御史台会,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外地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敦煌似乎已变成了一个军队的屯田区了。
由于瓜沙一带民族大迁徙,敦煌的居民已十分稀少,到了明代,则已完全成了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了。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出兵西征,划嘉峪关而守,未曾经营敦煌地区。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以后,才开始在敦煌有沙洲卫和罕东左卫的建立。后来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由于沙州多次受到瓦刺和吐鲁番的侵略,部分民众迁入肃州塞内耕牧,沙州遂为吐鲁番占领。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廷在“闭关绝贡”的主张下,二次封闭嘉峪关,从此瓜、沙二州旷无建置近200年。
到了清代,康熙发兵西征,开始经营关外。至雍正元年(1723年),据《清史稿·地理志》载“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雍正四年(1726年)由于川陕总督岳钟琪的提议,开始在敦煌移民屯垦。从甘肃56州县移民,为了照顾生活、习俗和语言的方便,按原籍州县居集耕种。把黄河以东各州县的移民,安置在党河东岸及西岸上游;把黄河以西各州县的移民安置在党河西岸的下游地方,并以原籍州县名命名他们定居的地名。这样,敦煌这片百年荒原又变为平畴交错、村树茂密的绿洲耕种区。
从以上各个朝代、不同时期的民族活动可以看出,敦煌这个地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民族斗争,但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过程,有的民族一旦掌握了政权,还改革旧俗,重用汉人为官,重视发展汉族文化,有的很重视民族政策和民族友好往来,使敦煌充分发挥丝路“咽喉之地”的作用。复杂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共同缔造了敦煌灿烂的历史文明。
参考文献:
[1]张仲:《敦煌简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日〕梅村坦:《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上)》,《民族译丛》1982年第5期,第36页。
(原文刊载《丝绸之路》2010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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