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物看我国古代纺织技术

敦煌市博物馆　萧　巍

敦煌博物馆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分别在汉、唐墓葬及遗址里发掘出土了泥纺轮、陶纺轮、石纺轮数件。泥纺轮的形质一般都是算珠形，陶纺轮、石纺轮均为扁圆形。直径约为0.9～0.7厘米不等。2009年我馆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工作人员在汉长城沿线采集到一支石质纺坠，拈杆长25厘米，石纺轮直径4.7厘米。石纺轮是用麻绳捆扎固定在拈杆上的。这在敦煌还是首次发现。1998—2009年在长城沿线、阳关遗址、玉门关遗址又陆续出土了数片素色麻布残片、麻绳残件，红色麻布及图案多样的丝绸残片。尤其是汉代展厅展出的红色麻布，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其色泽依旧如初，令观众驻足叹赏。还有在汉代墓葬出土的绳纹灰陶罐上印有辫形纹样，以及1973年苏家堡墓群出土的研磨颜料的石臼，石臼中还残存一点颜色。从这些出土器物中，可以推断当时这种捻线、染色工具在敦煌不仅已被人们广泛使用，而且可以窥视汉唐敦煌原始手工纺织之一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人类进入渔猎社会后即已学会搓绳子，这是纺纱的前奏。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采集野生的葛、麻、蚕丝等，并且利用猎获的鸟兽毛羽，搓、绩、编、织成为粗陋的衣服，以取代蔽体的草叶和兽皮。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牧业的发展，逐步学会了种麻索缕、养羊取毛和育蚕抽丝等人工生产纺织原料的方法，并且利用了较多的工具。有的工具已是由若干零件组成，有的则是一个零件有几种用途，使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那时的纺织品已出现花纹，并施以色彩。但是，所有的工具都由人手直接赋予动作，因此称作原始手工纺织。

纺坠是我国最古老的纺织工具，它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资料，在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已发掘的早期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坠的主要部件纺轮出土。纺轮是我国古代发明的最早的捻线工具纺坠的主要部件。即在纺轮中间的小孔插一个杆，利用纺轮的旋转把纤维拧在一起，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单股的纤维合成多股的更结实的“线”。纺轮又称“纺专”、“塼”、“瓦”。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专”字是古人纺纱的姿态，属象形文字。字的上部表示把一束纤维集中起来绕在一根纺杆上，下部有一个陶制的瓦轮的形状“叀”。左边加一个“手”（寸）形，表示捻（专）纺纱的动作。纺坠是有一根横木，一个圆形纺轮和一个捻杆组成，其加捻原理是利用纺轮本身的自重和连续旋转而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有吊锭法和转锭法两种。纺轮有石质、骨质、陶制、和玉质等，形状有圆形、球形、锥形、台形、蘑菇形、四边形和齿轮形等。有的表面上有纹饰。早期的纺轮比较厚重，适合纺粗的纱线，新石器时代晚期，纺轮变得轻薄而精细，可以纺更精细的沙。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上的苎麻和大麻布纹、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和残片，以及10余枚红陶纺轮，这是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拈；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10厘米。这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出土的多块苎麻布残片，经密24～31根/厘米，纬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纺织技术更进一步。

纺织在古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中国古代的丝麻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罗马帝国最早是通过“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传播，称中国为“丝之国”。中国古代纺织品，采用麻、丝、毛、棉的纤维为原料，纺绩（纺沙、辑绩、缫丝）加工成纱线后经编织（挑织）和机织而成的布帛，通常称纺织品。不同时期的纺织品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发达的尺度之一。

（一）新石器时代

新疆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着粗毛织品，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组织有平纹和斜纹两种，且用色线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说明毛纺织技术已有进一步发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内出土了青灰色棉（联核木棉）布，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纬纱的拈向均为S拈。同时还出土了丝麻织品。上述的以麻、丝、毛、棉的天然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实物，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技术已相当进步。

（二）商周时代

此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统治者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粘附在青铜器上的织物，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三枚（2/1）的菱纹绮。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铜器上所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缣、回纹绮等，殷墟还出有丝绳、丝带等实物。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了纬二重组织的山形纹绮残片。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采，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毛织品则以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三）汉代

汉代纺织品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出土的经纬密度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织金锦的经纬密度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汉代织物更是绚丽璀灿。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有隶体“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袜子等。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罽、人兽葡萄纹罽、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在这里并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

（四）宋代

宋朝的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宋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200余件，其罗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宋代的棉织品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松江棉布被誉为“衣被天下”。

（五）元明清时代

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石失）最负盛名。1970年新疆盐湖出土的金织金锦，经丝直径为0.15毫米，纬丝直径为0.5毫米，富丽堂皇。山东邹县元墓则第一次出土了五枚正则缎纹。

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织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发现了单面绒和双面绒的实物，其中一块绒的经纬密度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丝绒毛的高度为0.2毫米。棉织品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末年，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万匹至2000万匹。精湛华贵的丝织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

而敦煌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咽喉要道，当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不妨有许多能工巧匠云集于敦煌，自然有纺织工匠。敦煌遗书中不仅有“缫丝”、“绩麻”等纺织手工业生产术语，而且还有不少“立机”、“楼机”等纺织工具及其丝、棉、麻、毛等织物的记载。敦煌遗书、碑文、发愿文中还有不少关于桑蚕业的文字记载。另外，据敦煌遗书资料可知，唐至五代归义军衙门掌管着各种工匠，其中就有“褐袋布”的记载。关于敦煌古代纺织生产方面的情况，现在虽无直接文字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古代纺织技术的西传一定对敦煌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80年版。

[2]王进玉：《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年版。

（原文刊载《丝绸之路》2012年第6期）

【注释】

[1]李并成：《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71～76页。

[2]嘉峪关市文物保护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李并成：《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71～76页。

[4]李并成：《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81～88页。

[5]王国维：《敦煌汉简跋十二》，《观堂林集》卷17。

[6]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7]李并成：《唐代瓜州（晋昌郡）之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24～31页。

[8]王国维：《流沙坠简后续》，《观堂林集》卷17。

[9]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71～78页。

[10]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11]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上），《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第150页。

[12]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13]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15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4]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第13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15]张朋川，张宝玺：《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第3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16]郑言：《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14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7]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4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8]《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倭传第三十》第85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0]张宝玺：《嘉峪关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第294页，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1]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2]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6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3]《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5页，中华书局，1965年。

[24]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第20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2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27]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6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8]《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5页，中华书局，1965年。

[29]《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79页，中华书局，1965年。

[30]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31]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6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2]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第53页，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33]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4]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第20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35]《晋书》卷九十七《四夷》第2543页“龟兹国”条，中华书局，1974年。

[36]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37]《梦溪笔谈》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

[3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第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9]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4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0]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4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1]《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第859页，中华书局，1959年。

[42]赵向群：《五凉史探》第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43]《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第858页，中华书局，1959年。

[44]《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中华书局，1965年。

[45]《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中华书局，1974年。

[4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第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8]王符：《潜夫论》，《诸子集成》第8册第5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www.daowen.com)

[49]阎文儒：《河西考古简报》（上），《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1～3期。

[50]《陇右金石录》汉代录有“阳关砖”：“《新通志稿》云，阳关砖出敦煌县西古阳关遗址，其质坚强如铁，可以作砚，多无款识，故不为艺林所重，今兰州教育馆尚存半……”张维《陇右金石录》第26页，1943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此砖实物现存敦煌市博物馆。

[51]敦煌发现有砖窑遗址。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72～76窟窟前殿堂遗址清理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52]阎文儒：《河西考古简报》（上），《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1～3期；夏鼐、王世民、林秀贞《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阎、夏两位先生分别介绍了发掘经过和基本资料，但所记简略，尤其是对照画像砖多语言不详。近年又有专家对此墓的年代作了考证。郭永利、杨惠福《敦煌翟宗盈墓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殷光明《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敦煌翟宗盈画像砖墓述论》，《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对此墓画像砖资料作了全面公布，并对相关问题作了考证。

[53]1976年，1982年敦煌博物馆清理了墓葬。敦煌县博物馆考古组、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记敦煌发现的西晋十六国墓葬》，《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54]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

[55]何双全：《敦煌新店台、佛爷庙湾晋至唐墓群》，《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此墓出土画像砖与1995年出土5座画像砖墓的资料，已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56]殷光明著、北村永译：《敦煌西晋墓出土の墨书题记画像墓をめぐる考察》，《佛教艺术》第285号，2006年3月。中文稿见殷光明《敦煌西晋墨书题记画像砖墓及相关内容考轮》，《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5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58]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2年第1期。

[59]李永宁：《敦煌佛爷庙湾魏晋至唐代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60]减地平雕：又称减地平面阳刻、减地平铲、平凸刻或平面浅浮雕。主要是在打磨光平的石面或砖面，用阴线刻画好图面后，图像轮廓线以外减地，使图像部分凸起。（编者注）

[61]顾森：《秦汉绘画史》第4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62]顾森：《秦汉绘画史》第1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63]殷光明：《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敦煌翟宗盈画像砖墓论述》，《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

[64]殷光明：《从敦煌传统神话题材的演变看佛教的中国化——以伏羲、女娲图像为中心》，《艺术学》第21期，台湾觉风佛教文化艺术基金会、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

[65]参见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酒泉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页。

[66]《肃州新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页。

[67]参见张维《陇右金石录》卷9，《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7辑《西北考古文献》第5卷，第305页。

[68]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

[69]《明史》卷15《孝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页。

[7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页。

[71]陶谐：《南川漫游稿》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85页。

[7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7页。

[73]王春瑜：《明人文集的人文传统》，《明清史事沉思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74]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5《感通上》，《大正藏》第50卷，第645页。

[75]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大正藏》第52卷，第435页。

[76]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2，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刻本，第15页。

[77]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4页。

[78]《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51页。

[79]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1737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80]参见《重修肃州新志·凡例》。

[81]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酒泉文史资料》第1辑，第102页。

[82]据瓜州县博物馆李春元先生自述，他曾三次实地考察大黑沟岩画：第一次是1987年6月4日，以安西县文物普查队副队长身份，受肃北县邀请，与安西县文物普查队队员李宏伟、王俊英，肃北县文物普查队队长伍青（蒙古族），副队长郭忠义，队员李万忠、杨铁牛一起，在肃北县文物普查中进大黑沟考察；第二次是1990年5月20日，陪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盖山林、中央电视台《望长城》纪录片主持谭湘江、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副馆长杨惠福考察；第三次是2000年8月8日，陪同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考察。

[83]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石刻文字、石刻造像，以及特殊的石刻——岩画；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石壁刻文记事。本文所论“摩崖石刻”，取其狭义。

[84]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版）之《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第150条笺证有引用和分析：“瓜州县博物馆李春元在肃北县子亭城东南45公里大黑沟內，发现石壁刻記一方，文云：‘懸泉府主帥直田當／宜釫群□□幽崖海□穀內水草/仕人經吳伐崖石’二十八字，楷书。文义虽不甚明，但可揣知其地当属悬泉府辖区。”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先生《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之《踏实破城子》一节也有提及。

[85]据《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志》（1989年10月印行），大黑沟共发现岩画34组，图案190多幅。

[86]见敦煌遗书P.3899号《唐开元十四年（726）沙州敦煌县勾徵开元九年悬泉府马社钱案卷》。

[87]见敦煌遗书P.3841号《开元二十三年（735）沙州会计历》。

[88]见阿斯塔那225号墓所出文书《武周圣历二年（699）豆卢军残牒》。

[89]见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文书《唐开元廿年石染典过所》。

[90]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述价值》.载《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20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91]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载《简帛研究二○○一》，页35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2]李正宇：《敦煌以东以西公路沿线人文景点解说》，载《敦煌文史资料》（第五辑），页41。

[93]《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第1期。

[94]张德芳：《汉简所反映的边塞制度和烽隧制度》。该文指出：玉门候官可确定的候长有显明候长、诛虏候长、临泽候长、玉门候长、虎猛候长、大福候长、西塞候长、将候候长、将□候长；所属亭隧有显明隧、临泽燧、广明燧、诛虏燧、威严燧、千秋燧、临要燧、侯官燧、广汉燧、却适燧、当谷燧、止寇燧、远望燧、玉门燧、虎猛隧、宜秋燧、勇敢燧、察适燧、富昌燧、受降燧、仓亭燧、止奸燧、推贤燧、者偷燧等。载《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页308，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5]见拙作：《汉代玉门关址考》，载《敦煌三研究》2006年第4期。

[96]劳干：《两关遗址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第287—296页。

[97]李正宇：《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载《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8]见《通鉴·汉纪十八》、《汉书·宣帝纪》、《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99]见《汉书·西域传》，《通鉴·汉纪十九》。

[100]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101]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页147、134，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2]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页147、134，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3]张德芳：《汉简所见边塞地区的官吏组织与候望系统》，载《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页320—326，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4]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页147、134，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5]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镇墓神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06]郝本性、魏兴涛：《三门峡南交口东汉墓镇墓瓶朱书文考略》，《文物》2009年第3期。

[10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

[108]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3页。

[109]储晓军：《敦煌魏晋镇墓文研究》，《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110]储晓军：《敦煌魏晋镇墓文研究》，《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111]萧巍：《浅谈敦煌出土的四神砖》，《丝绸之路》1999年5期。

[112]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镇墓神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13]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2年第1期，第61页。

[114]袁进京，赵福生：《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第32页。

[115]黄正建：《唐代的“坐龙”与“伏龙”》，《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3日。

[116]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117]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4页。

[118]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藏书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