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代的“伏龙砖”与“伏龙法”
敦煌市博物馆 张海博
敦煌博物馆唐代文物展区有一块模印花砖,因砖面图案独特而吸引了不少游客。砖面图案系制坯时模制而成,呈浮雕效果,一砖为一个独立的图案。此砖出土于敦煌市东郊的佛爷庙-新店台一座唐代墓葬,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5年7月至11月对此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M121出土此种模印花砖33块,均为铺地砖。
砖面为一怪兽,龙首,曲角,巨口,长舌,颈后饰有火焰宝珠。身躯似犬,前肢立,后肢做蹲踞装,鬣毛后竖,长尾上扬。砖体及图案全为青灰色,呈长方体,长38.8、宽30.5、厚5.5厘米。此砖有人称“天狗砖”、“麒麟砖”,也有命为“龙首犬身怪兽砖”[113]。怪兽的形象与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中出土一件“铜坐龙”特别相近。这件铜龙“为蹲坐状,头向左斜,张口,牙已残断。颈部有一火焰珠装饰。前腿直立,后退曲踞,尾穿过后退裆向上卷至腰部。躯干有鳞片,前肢五爪,后肢三爪。通高16.4厘米。”[114]这件“铜坐龙”被推测为“伏龙”[115]。而且敦煌藏经洞出的唐代写本中有关于“伏龙”的多条记载,有的绘有“伏龙”的形象,与这块“龙首犬身怪兽砖”的形象也特别接近,所以认为此砖应命名为“伏龙砖”。
一、出土“伏龙砖”的墓葬形制及“伏龙砖”的铺设位置
出土“伏龙砖”的M121为坐北朝南的长斜坡墓道方形砖室墓,历史上遭盗掘破坏。据残存结构可以看出修建时先挖长斜坡墓道,并在墓室部位挖一竖穴方坑。方坑与斜坡墓道之间留一隔梁作照墙,其底部掏挖甬道与方坑贯通,方坑内铺设条形砖和模印花砖。墓室结顶后以掏挖方坑清出的沙砾回填。地面封土现已倾圮成丘状,封土直径5.7米,残存高0.5米,斜坡墓道长16.5米、宽1.3米、深4.06米。照墙、甬道和墓室顶部坍塌。甬道长1.34米、宽1.16米、残高1米。墓室正方形,边长3.3米,残高0.84~1.08米。四壁最底层为一层平砖侈出,其上砌一层棱角牙子,以上错缝平砌,第十三层为棱角牙子。依墓室后壁(北壁)和东西两侧壁设三座棺床。北壁棺床长2.64米、宽1.28米、高0.3米,上铺素面方砖和8块模印“玄武砖”,砖面为长蛇缠绕与行走的龟体上且首尾交绕,蛇与龟均张口对视。西侧棺床长2.2米、宽1米、高0.24米,上铺素面砖和5块一排南北向“伏龙砖”。东侧棺床长2.2米、宽0.92米、高0.24米,上铺素面砖和4块一排南北向“伏龙砖”。墓室及甬道地面铺素面砖和“伏龙砖”24块,南北向铺设,每排8块,共3排。这样共有33块“伏龙砖”。
二、敦煌唐代写本中有关“伏龙”及“伏龙法”的记载
敦煌唐代写本中有几处关于“伏龙”及“伏龙法”的记录:
1.法藏P.2615a《□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文书中的“推宅内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日法”,其中“伏龙法: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篱),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十二在堂”;“又一法: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正月一日庭中起,周而复始。伏龙正月移在中庭,去堂六尺六十日,三月一日移在堂门内一百日,六月十一日移在东垣六十日,八月十一日移在西隅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移在灶内卌日,周还。正月一日在堂也。”
2.法藏P.3594《宅经》文书所记方法与上件文书中所谓“又一法”几乎全同,其内容是“推伏龙法:正月一日(庭)中伏六十日,三月一日堂中伏一百日,六月十一日东北伏六十日,八月十一日西南伏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灶下伏卅日。右,犯之,灭门,慎之”。而且在“推伏龙法”四字下面画有一条龙(原高约1.5厘米),张嘴,头长角,有四足,尾长而向上翘起,除左前足抬起外,后肢也为蹲坐。
3.法藏P.3602V《宅内伏龙法》也有记录,该卷“极不清楚,有图。一张图上画有灶、堂、伏龙等,并似有‘宅内伏龙法’字样,又有‘正月一日灶前六十日’、‘六月十一日在东北二十日’等,可能讲的是伏龙何日在何处。”[116]特别是在“宅内伏龙法”五字下面画有一条站在“堂”上的龙(原高约2厘米)。这条龙张嘴,有曲角,后肢为蹲坐状,尾上翘。
4.S.8682《押衙存庆镇宅文》云:“后触玄武、左件青龙,右秽白虎,或犯伏龙、土府。”
5.S12609《建宅文》中亦记:“五土地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神、土尉、伏龙,一切鬼魅皆悉隐藏远,不敢为害。”
6.S.4534v《宅经》中有“宅神伏龙所在第五”条目。
7.S.6349《易三备》残卷中有一条卦辞提及:“大壮(卦略):乾下震上。坤家四世。大壮,二月卦。世在四,应在初。世爻定。子夏云:此地有伏龙,见之灭族。伏尸在东北角,不可居之,大凶。”“此地有伏龙,见之灭族”与P.3594“推伏龙法”云“犯之,灭门”的说法一致。
8.S.6094《甲戌年正月廿二日洪润乡百姓高延晟祭宅文》“…〔前犯〕朱雀,后触玄武,左污青龙,右秽〔白虎〕,伏龙土苻(符),深有过矣,今日屈请〔宅神〕,〔一〕厌已后,宅舍安宁,凶□(神)〔远迸〕,主人家口大小,延年□(益)…”。(www.daowen.com)
9.P.3281V《镇宅法》的呪语中出现如下字句:“东西起土,宅神禳之;南北起土,宅神避(辟)之。贼害发动,五神呵之;伏龙起土,五神塞(赛)之;朱雀贼动,五神安之。”
另外,在《佛说安宅神呪经》和道教的镇宅经典《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中均有关于“伏龙”镇宅的记录。
综合以上诸件文书记录,可以对“伏龙”作如下分析推断:
1.从P.2615a、P.3594、P.3602V可以看出,“伏龙是宅内土地中潜伏的神祗,一年之中不断地在中庭、四隅、堂、灶等处按照一定的规律游走,在某处停留的时间自卅日至百日不等,周而复始。伏龙所在的位置,不得动土触犯,否则将有灭门之祸。”[117]所以必须要有“推伏龙法”来推算当日伏龙所在。而且P.2615a的“又一法”与P. 3594“推伏龙法”特别相近。一定要推算清楚伏龙何时在何处,不能随便动宅内之土。
2.P.2615a亦记“右已前公土(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所在之处,不得动土修造,切忌之。”S.8682“押衙存庆镇宅文”云:“后触玄武、左件青龙,右秽白虎,或犯伏龙、土府”。S.12609“建宅文”中亦记:“五土地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神、土尉、伏龙,一切鬼魅皆悉隐藏远,不敢为害。”从这些条目可以看出伏龙与土公多次并列,土公是中国传统修造禁忌中的神煞,同样“伏龙为中国传统修造禁忌中的神煞”[118],应是与土公同类性质的神祗。
3.伏龙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并列,此四神为常见之神,P.2615a“祭宅文”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各居本位,守护宅舍,自然富贵,光显子孙。”在敦煌魏晋和唐代墓葬中多有四神砖出土,四神砖在墓葬中一般都有具体的放置位置。而伏龙是在不断游走,且“伏龙起土,五神赛之”,表明伏龙的主要危害是“起土”,所以在修造宅舍时要推算其所在之处,不能干犯在某处潜伏的伏龙,必须避忌。
三、“伏龙砖”与“伏龙法”的关系及“伏龙砖”的用意
敦煌唐代墓葬中铺设“伏龙砖”是否与唐代写本中的“伏龙法”有关呢?为什么在墓室中要用“伏龙砖”铺地呢?通过比较可以作如下分析:
1.通过对唐代写本P.3594、P.3602V中所画“伏龙”的形象与唐墓出土的这块模印的砖面纹样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特别相近,尤其是均为龙首而且采取蹲坐的形象,之所以取“坐”状,就是因为它“伏”在某处的缘故。因此推断砖面为“伏龙”形象。
2.古人有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伦理观念。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仍将存活在“世”,并且可以荫庇子孙。因此,墓葬要按照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情景来安排。在重视阳宅的同时,也重视阴宅的建筑和配置。河西魏晋到唐代的墓葬从墓室结构到陪葬品都反映了古人的这个思想。嘉峪关、酒泉、敦煌的魏晋墓画像砖和唐代的模印花砖的取材从万物神灵到世俗的生产生活,所有的内容都指向了古人对美好现实生活的迷恋与执着。此墓共出土四件陪葬的陶罐,其中三件绘有花纹。一件在肩腹部墨绘仰覆莲瓣七组,一件在肩腹部墨绘莲花云气纹,一件在腹部墨绘缠枝忍冬纹和道教符箓。可以看出佛道二教的元素并存,说明墓主人生前对佛道都有一定的信仰意识,同时也崇拜“玄武”、“伏龙”这些神祗。因此用“伏龙砖”铺设墓地也是基于他生前的信仰。
3.M121有三座棺床,分别依墓室后壁(北壁)和东西两侧铺设
除了北壁棺床上铺“玄武砖”,其他东西两座棺床上均铺设“伏龙砖”。另外墓室中央及甬道地面也铺设“伏龙砖”。因“玄武”为北方之神,因此在北壁棺床铺设。而“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不断游走,变换所潜伏的位置。此墓不在北壁棺床铺设“伏龙砖”,而在东西棺床和墓中央铺设“伏龙砖”是否与“伏龙法”中说其不断游走有关呢?因为此墓经盗掘,仅后壁棺床与东西两侧壁间各置陶罐2件,没有其他纪年器物出土,无法推测墓主人下葬的具体年月,也无从得知铺设“伏龙砖”的位置是否与墓主人下葬的年月相关。从唐代写本中可以看出伏龙与四神均为不可触犯的神祗,而四神砖在敦煌魏晋至唐代墓中经常作为镇墓神物,因此可以肯定铺设“伏龙砖”也有镇墓之意。因为古人深信死后地下亡灵确会受到鬼魅的侵害、滋扰。在古人的心目中“玄武”、“伏龙”这些神祗具有超越自然的灵性和力量,是保护死者亡魂生活安宁理想的保护神,相信有“伏龙”在,“犯之”会“灭门”,因而在墓中铺设“伏龙砖”有保护亡灵安宁的作用。
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敦煌唐墓出土的“龙首犬身怪兽砖”应称“伏龙砖”,砖面纹样取材于当时民间信仰的宅内之神“伏龙”。墓室中铺设“伏龙砖”主要是镇墓驱邪、保护亡灵的安宁的作用。
(原文刊载《丝绸之路》2011年第16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