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汉的纸的思考

敦煌市博物馆　李岩云

提到纸，人们首先想到纸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其记载见于《后汉书·宦官传·蔡伦》：“（蔡伦）永元9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书契多编于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候纸。”自此以后，纸方为天下人共同用之，得以推广。

那么，纸到底是不是蔡伦发明的？在蔡伦之前，究竟有没有纸。随着考古信息进一步深入，自上个世纪以来，先后在敦煌及周边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纸张。这些新出土的纸的实物为我们研究古纸又提供了新的资料。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五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张纸地图，上面用墨线绘制了山川河流及道路图形，因受潮而裂为几块，墓葬年代在西汉初期的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经分析化验和显微镜观察表明，是用麻类纤维制成的麻纸。这是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纸张实物（《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第二期）。

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砖瓦厂发掘的一座西汉墓内出土了古纸，原叠放在铜镜下面，外观呈米黄色，展开后断裂成数十块残片，最大的一块面积约10厘米×10厘米，这种纸被称做“灞桥纸”。用植物纤维制造，因比较粗糙，用来包裹物品。比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纸略晚一些（朱启新著：《文物与语文》，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流域曾作过考古调查和试掘，在汉代的塞墙和鄣亭燧等遗址中，掘得汉简10000～10200枚，详细情况载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一书，在《报告》中指出，在殄北塞（A10）中发现了“47枚有字简和残简（117页）”，在木文书中间“发现了一张纸文书，它也许是世间最古老的纸张”，“此纸后来遗失了……我已记不清楚纸文书的年代（153页）”。后来，有人对这批出土的木简进行了考证，1930年在殄北塞（A10）中出土的木简，大部分是武帝和昭帝时代（公元前90—前77年）的（薛英群著《居延汉简通论》第三章“调查与发掘”，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而这张古纸也可能正是处于这一时期。

1972—1976年在肩水金关（EJT1：011）出土一团纸，编号为纸1，与纸一同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前54年）。此纸经修复展平后，最大一块长21厘米，宽19厘米，色泽白色，质地细密坚韧，经化学鉴证和显微镜观察，含有大麻纤维。在肩关EJT30：03也出一团纸，编号为纸2，长11.5厘米，宽9厘米，色暗黄，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质地较为稀松（《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于《汉简研究文集》，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79年，马圈湾烽燧出土的纸，共5件8片，出土时均已揉皱，出土部位T12：07。纸黄色，长32厘米，最宽20厘米，粗糙，纤维分布不均，边缘清晰。同出土的纪年简，最早为西汉宣帝元康，最晚为甘露年间（前65—前50）。另外在T10：06，T9：026，共四片，与畜粪堆积一起，颜色被污染，呈土黄色。质地较细匀，同出土纪年简多为成、哀、平帝时期（西汉后期）。T9：025出土的纸呈白色，质地细匀，残边露纤维。T12：018共二片，呈白色，质地细匀，系于坞内F12上层，烽燧倒塌废土中发现，应为王莽时遗物（《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文书，写有文字的残片共10件。其中，汉代纸文书9件，其余为晋代纸文书1件。汉代纸文书主要是文书残片和药方。西汉武、昭帝时期3件，出自T0212第四层，T0212④：1：色白，纸面粗而不平，有韧性，正面隶书“付子”，长方形，18×12厘米。T0212④：2：正面隶书“熏力”，12×7厘米。T0212④：3：正面隶书“细辛”。经考证，全为药名，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药用纸。西汉宣帝到成帝时期4件，其中T0114第三层出土一块，纸片为不规则残片，黄色间白，质细而薄，有韧性，表面平整光滑，有草书2行：“□特书来□致啬□”。为文书残片，7×3.5厘米。此外，悬泉置遗址还出土麻纸460余件，根据颜色和质地可分为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褐色薄、白色厚、白色薄、黄色厚、黄色薄8种。纸上写字者多为白色和黄色，时代从武帝、昭帝始，经元、成帝至东汉初及晋，并与简牍伴出。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小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及包装物品，用于书写者质细光滑较厚，用于包物者则很粗糙（《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五期）。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小方盘城南侧废墟中也出土了麻纸残片，其中一块，有字，褐黄色，遗存的纸四周形状不规则，参差不齐，大似为三角形，面积约10平方厘米，上面字体墨迹清晰，为隶书。从文字的内容分析，似为书信。出土此书信的同一地，还出土了一批木简，其明确纪年的木简有“甘露”、“竟宁”、“建始”、“河平”、“阳朔”、“鸿嘉”、“妥和”等，大多数属西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这块麻纸与有纪年的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简同出一层（这批简未发表）。从考古地质学的角度来判断应为西汉麻纸。这一记录比蔡伦造纸早了113年的历史。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国灿先生参观敦煌博物馆后，认为此纸书信墨迹与所出简文字体风格相同，应为西汉时期书写用纸。虽纸色发白，但系长期受敦煌地区盐碱侵蚀漂白所致。

以上例举的这些纸是不是西汉时期的，也就是说是否早于蔡伦造纸。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派专家认为，经过考证，这些纸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可以说，蔡伦不应是纸的发明人，早在蔡伦之前就有纸，出土最早的纸比蔡伦造纸早三百年。另一派专家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放马滩纸不是地图纸，灞桥纸经专家鉴定是麻絮，不是纸，根本没有经过纸最重要的打浆工艺处理；悬泉遗址出土的纸，是由于文化堆积层在风沙营力的剧烈运动下，破坏了文化堆积层的顺序，把下层的翻到了上层，把上堆的东西又翻到下层，以发掘的层位关系作为判断纸的年代有问题。并指出，既然西汉纸已经出现，为什么在史籍上没有留下西汉在宫庭用纸的片言只语的记载，一度否决了西汉造纸说的观点（《西汉纸的质疑》，《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7日）。

2006年8月3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庄电一先生和笔者合作撰写的《敦煌发现写有字的西汉麻纸——其时代比蔡伦的“蔡侯纸”早一百多年》的报道后，1998年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玉门关）出土的一片有墨迹的麻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时间，这片古纸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随之而来的是围绕这块古纸出现了一个个谜团。笔者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不能旁而视之，也谈上几点意见。那么这些属于汉代边塞及墓葬出土的古纸是不是西汉时期的呢？笔者认为应该是。蔡伦不是造纸“鼻祖”。理由如下：

（一）纸作为推动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发明，是跨越时代的伟大创举。其实早于蔡伦之前，就有关于纸的记录。(www.daowen.com)

《前汉书·外戚传》曰：“元延元年……（籍）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注，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应劭，东汉未年著作家，当他著《汉书集解音义》时，蔡伦发明的纸已流通了至少半个世纪，应该说应劭对纸的概念、作用、性质、特征已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他对“赫蹄”的注解应该是可信的。关于对赫蹄的理解，许多专家都认为，赫蹄是西汉末年使用的小而薄的纸，而且宫廷已将名为赫蹄的小薄纸张用于书写，此为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书写用纸。这段《汉书》上的记载，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早在西汉时就已用纸来写字了。元延元年是前12年，蔡伦造纸的记录是汉永元十七年即公元105年，这一记录比蔡伦造纸早了100多年的历史。《后汉书·贾逵传》中有：“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于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唐李贤注曰：“（简纸）竹简及纸也。”明确指出简纸即竹简和纸。贾逵（30—101年）。字景伯、东汉扶风平陵人，贾谊九世孙。上边引文中记录的事件是东汉章帝时期发生的，即公元76—88年间的事情。而贾逵用简、纸等抄录经传时间也比蔡伦早了至少17年时间。也就是说在蔡伦之前，史书已有关于纸的记录，而东汉人也已经承认并记录了西汉有纸的历史。这些纸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绝非缣帛等材料。而在敦煌、居延、天水等地，汉代边塞属于西汉时期地层和西汉墓葬里出土的纸张，则验证了这一记录的正确性。另外，《汉书·外戚传》记录赫蹄的时间是元延元年即公元前12年，而这一记录与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绥和二年的木简仅相差五年。又据《中国文化史年表》载：西汉成帝时宫廷用“赫蹄”的时间是绥和二年，即公元前7年，这与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与墨书麻纸伴出的绥和二年木简为同一年。这一历史性的巧合，证实了《汉书·外戚传》中应劭把“赫蹄”注解成纸的重要性。依此我们可以推测，在西汉成帝元延、绥和之前，甚至比这更早已有纸张。“蔡候纸”并不是最早的纸。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古纸应是现代纸的雏形，更是造蔡候纸的基础。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这片有书写墨迹的麻纸，仅10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就写有29个字，这是目前为至发现古纸用作书写汉字最多的一块。虽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古居延地区也出土过一块纸文书，可惜这块纸文书后来遗失了，其年代和文书内容无法得知（见前）。此块墨书麻纸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人类把纸正式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早。

（二）那么，既然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纸，为什么在皇宫中没有推广使用呢？

世界上任何发明，从开始到成熟、完善都有一个过程，纸的发明也不例外，纸发明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纸质比较粗劣，产量有限，尚不足以取代简帛，故而在皇宫中很少使用，只能在遥远边塞流通。直到东汉宦官蔡伦对纸进行改进，纸的质量大为提高，才得以采用并推广。就是蔡伦对纸改进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统治阶级仍然用缣帛、竹木简做为正式的书写材料，直到东晋玄桓废晋安帝自立，才下令朝廷用黄纸做书写材料。如果从天水发现的汉代纸的年代算起（前141年，按墓葬时代下限算起）至东晋晋安帝废（418年），统治阶级使用、推广、承认纸作为书写材料，经过了500多年的历史，而在这一时期，纸的使用主要在民间，纸的发明、创新、技术改造应该说也主要由民间工匠来完成。蔡伦是一个宦官，也属下层人士。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纸正是从民间走向皇宫的。因此，西汉时期，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纸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些西汉出土的纸，其工艺是怎样的，具体由谁制造，出自那个造纸作坊，今天仍是一个谜。当然，蔡伦是一位功勋着著的人物，“蔡侯纸”的技术更加成熟、工艺更加先进、质量更加优等，蔡伦在造纸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创新者与改革者。

（三）还有人质疑曰，敦煌及西北地区风大沙多，文化堆积层在风沙营力的剧烈运动下，破坏了文化堆积层的顺序，以发掘的层位关系做为判断纸的年代有问题。

余以为此观点纯属无稽，敦煌地区风沙天气多确是事实，但是问题是风沙对地层的破坏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当风沙营力对地层破坏时，是一层一层揭去地球表面岩土、砂粒、及人类生存留下的垃圾，并由风力运送到地表其它地方，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再返回原地。敦煌地区常年盛行东南风和西北风，小方盘、悬泉置所在的位置都处在戈壁滩上，东、西两侧没有任何遮挡，大风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说风沙营力年复一年的对置于戈壁滩上悬泉置、小方盘等处的人类生活垃圾有效进行破坏，那这些垃圾早已被大风吹散，一干二净，考古工作者又是如何从这些地方找到垃圾坑，挖出古人的生产生活用品包括纸张呢？至于说风沙营力把文化层下面几十公分甚至地下几米深的垃圾在一次风沙营力的运动中翻到地表上层，又把地表上层的东西翻到下层，这不符合风力对地面形态作用的规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值得注意的是在小方盘城出土的这块麻纸，其位置正处于一个低凹地带，东、西向的大风把沙粒、岩土吹进大坑里，将堆放在坑里的生活垃圾越埋越深。根本不可能把坑里的生活垃圾吹到坑外，在戈壁滩上到处乱跑。众所周知，对地表形态破坏力最强的是地震，据《敦煌市志》记载，自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至1952年，敦煌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计约9次，但这些地震都没有对敦煌地区地表形态造成毁灭性破坏，若一些大的地震史籍漏载并发生过，那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高窟早就损毁殆尽，小方盘城、汉长城、阳关这些著名的古代军事设施及其周围人类的生活垃圾也将一同随着地震深埋于地下，可能早已变成岩浆或发霉腐烂，考古工作者根本勘探不到它们，也就无法发掘出包括纸在内的珍贵文物。

（四）敦煌及周围边塞地区出土的古纸符合纸的基本特征

1988年6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对纸的特征是这样描述的：“用以书写、印刷、绘画或包装等的片状纤维制品。造纸，旧用人工制造，先取植物类纤维质之柔韧者……”这里明确指出纸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纸的形状是片状，另一个是纸的材料是植物纤维。在敦煌悬泉置、小方盘城等地出土的麻纸都符合纸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其用途都是用来包东西或写字。那么，古人造纸的工序又如何呢？在《天工开物》里面有古人造纸的工序图，其主要工序有五道：将植物纤维煮沸捣烂—和成粘液—均制漉筐—结薄膜—重物压之。在敦煌小方盘城、悬泉置属于西汉地层出土的麻纸，与现在使用的麻纸已相差无几，笔者认为以上五道主要的工序都经过了。如缺一道工程，纸就无法制成。退一步说，即便使这些纸在制造过程中缺少其中的一、二道工序，但是制造这些纸的基本的工序应该说都有了。其与“蔡侯纸”的区别主要在原材料配置、工具、工艺方面。正是这些简单的造纸方法为最终制造出“蔡侯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五）敦煌地处内陆，四周遍布沙漠戈壁，气候干燥，年降水量为年平均39.9毫米，年平均蒸量为2486毫米，为年降水量的60倍，平均相对湿度仅为40%，属我国西北内陆极度干旱的地区。大自然天然恩赐予敦煌的这种十分干旱的自然环境，确保敦煌边塞地区历经2000多年的数万枚木质简牍及纸质文物得以完整保存、再现于世，才使人们有幸目睹这些精美文物的风采。

在远离中原的大漠绝壁，纸又是如何流入敦煌一地的呢？要澄清这一问题，这里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一）若是天水、居延、悬泉置、敦煌汉代玉门关及长城沿线出土的这些汉代古纸是中原地区输入，那就很容易解释。甘肃河西地区作丝绸之路文化大运河的重要一段，自张骞通西域凿空之后，中西货物贸易主要是通过这里东转西运，当然纸的贸易交换也占有一定份额。流传至边塞作为书写和包裹货物之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二）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伴随着纸流入边塞之地，造纸技术亦或许传入西北地区，并由少数巧匠掌握，在边塞之地制造纸张。汉代规定凡23～56岁的男子都要赴边塞当一年的戍卒，《史记·平准书》：“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当时，河西有三个郡（张掖、酒泉、武威郡，敦煌未建郡，属酒泉郡），若按六郡来平均，河西的戍卒当在30万人左右，若按河西四个郡来平均，而敦煌地区的戍卒也至少在5万人。这其中肯定有大量中原人赴边塞服役。在敦煌汉长城烽隧遗址出土的戍卒名册中，多见籍贯在中原地方的戍卒名录，在这些人中或可有人掌握了造纸术，到达边塞服役，将造纸术带到了边塞地区。宋苏易简《纸谱》：“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在居延及敦煌边塞之地，不乏造纸用的优良材料，如，敦煌长城沿线、小方盘城周围生长的大量罗布麻、旺盛茂密的芦苇，均为造纸用的绝好原料，敦煌出土的纸是否是由罗布麻、芦苇制造的呢？在敦煌长城沿线地方驻军里，是否已有手工的造纸作坊？这只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和大量科学研究而大白于天下。

（原文刊载《寻根》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