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

敦煌市博物馆　李岩云

1998年敦煌博物馆在小方盘城南侧废墟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批木简，依简文分析，这批简涉及玉门都尉府上报文书、仓廪责任、私人信件、粮钱簿、边塞挈令、里程、置驿等内容，其中玉门置、将军起居簿、边塞挈令等问题是较为重要的新发现，现撰文逐一予以介绍（见图版）。

一、关于玉门置的问题

本次出土的木简中，有关玉门置的简牍有二枚：

玉门遂长□崇言军书到玉门置守啬夫庆卒赵訢（98DXT5：19）（图版1）

□□余九粮粟二斗，□□罚，玉置（98DXT6：08）（图版2）

按：众所周知，置乃古时之驿站也。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关于置的记录可谓多不胜数。《孟子·公孙丑上》：“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焦循正义：“置、邮、传三字，同为传递之称，以其车马传递谓之置，邮谓之驿。其传递行书之舍，亦即谓之邮，谓之驿。”《汉书·文帝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颜师古注：“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汉书·冯奉世传》：“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颜师古注：“置谓置驿之所也。”《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侯，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唐代《〈王子安集〉旧序》：“教之者逾于激电，传之者速于置邮。”宋代苏轼《荔枝叹》里写到：“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侯兵火催。”宋代范成达《麻线堆》诗中有：“舟楫避潢漆，置邮疾飞驰。”按古制，置为马递，邮为步递，后来混合使用。

1990—1992年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据出土的简文记载，悬泉置当时全称为：“敦煌郡郊谷悬泉置”，是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敦煌郡当时有廄置9所^[90]，吴礽骧先生指出：“据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甘露二年（前25年）敦煌太守檄书（Ⅱ90DXT0115③80-82），传马360匹。其中除已知的悬泉县置、广至县置、冥安鱼离置、效谷悬泉置、遮要置、敦煌县置、龙勒县置等7置外，尚有2置不知设于何地。”接着又说：“或许广至、敦煌两县，由于管辖驿过长，亦如效谷县，一县设两置。”^[91]张德芳先生在他的《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一文中列出了汉代敦煌郡所辖9所驿置中的8所驿置名，除渊泉县置外，尚有鱼离置、龙勒置、广至县置、效谷县置、冥安置、渊泉置等，将冥安鱼离置考证为冥安、鱼离2置，与吴先生“7置之说”多一冥安置，并解释“总数缺一”。李正宇先生也撰文指出汉代敦煌郡辖有9廄置^[92]。那么，如若张先生考证，除了上述8所驿站之外，第9所驿站又到哪里去了呢，驿站名字叫什么，却不得而知。大概是悬泉汉简中没有第9个遗站的记录。T5：19与T6：08两简都提到了玉门置，简T5：19说的是玉门燧长□崇写给玉门置守啬夫庆、士卒赵訢的军书。T6：08是一枚与粮食有关的记录，因木简残缺，简文损毁较多，无法全面了解其含义，从仅存的文字来理解推测，可能是看管粮食的基层官吏未能看管好粮食，受到了玉门置的处罚，简文中的“玉置”二字当系玉门置的简写。在此之前从未在各种史书和出土的简牍中涉及关于玉门置的记录。玉门置的出现使小方盘城周围的各种军事机构变得异常复杂起来。这是否补证了悬泉汉简中汉代敦煌郡有9所廄置而“总数缺一”之空缺呢？如果说玉门置真的存在，那么玉门置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它与玉门都尉、玉门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的运作方式、管理机构又如何呢？

（一）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小方盘城为玉门置的置址呢？

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各级官吏所居之所和各级行政军事机关治所之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制，其规制是不可僭越的。《礼记·坊记》：“古制，国不过千乘，都不过百雉。”郑玄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长三丈为雉，百雉为三百丈。”《左传·隐公元年》：“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汉代也不例外，《汉书·武帝纪》：“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长安，受小第室。”《汉书·叙传下》：“营都立宫，定制修文。”以上所列举的史实都说明不管是秦汉以前诸侯国的国都也好，还是汉代封赐于列侯的居室也好，因官员的品秩高低和爵位等级而有大有小，有严格规定。毫无疑问在汉代，郡治、县治、都尉治所、传置治大小也应有一定的规格和区别，必合法度，不可随意而建。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汉代传置的结构提供了实物依据。据发掘报告称，悬泉置遗址坐西向东，为50米×50米的正方形院落，其墙基宽度为1.5～2米，其墙基由0.48米×0.28米×0.2米的土坯砌筑，外抹草泥，涂白色。坞院内还有长方形和方形的房屋建筑共27间，正方形角楼两座，坞院南墙外还马厩等设施^[93]。小方盘城全由黄胶土版筑，其墙基宽在3米左右，为24米×26.4米长方形建筑，总面积630多平方米。城内并无隔墙痕迹。其规制与悬泉置相差甚远，做玉门置所似乎规模过小了些，不能满足置所需要。如若小方盘城为玉门置之一部分，而悬泉置坞墙内最大建筑仅为4米×8米，小方盘城面积则远远大于悬泉置遗址坞墙内之最大房屋。据此看来，小方城做玉门置所似不可能。

（二）既然小方盘城不是玉门置的治所所在，那么，玉门置的置所又在何处呢？

简T5：19明确指出此简是从玉门燧发往玉门置的一份军书，看来此简对于确定玉门置之位置意义重大。那么玉门燧又在哪里呢？据出土简文所知玉门都尉下辖玉门、大煎都二侯官，玉门燧属玉门侯关所辖^[94]，设燧长统领之。但余查阅大量资料，在此前正式公布的敦煌出土简牍中，似乎关于玉门燧的记录少的可怜，其具体位置很模糊，亦无明确结论。现且不论玉门燧在何处，仅从T5：19简文来分析，玉门燧与玉门置的关系十分密切，此份军书应说已经到达了玉门置。T6：08是玉门置下达的处罚决定，从悬泉置出土的简文可知，驿置设有仓禀，设仓啬夫及吏卒具体责管。《云梦睡虎地秦简效律》中记载凡粮食发霉、变质、缺斤少两将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将二者的意思结合起来考虑，很显然玉门置就应在小方盘城附近。但具体位置只能有待于以后的新出土文物得以证明和确定了。从地域上看，这一地区属汉代敦煌郡龙勒县所辖，从“敦煌效谷悬泉置”可知，汉代置由所在县所辖，玉门置应当属龙勒县。由此看来，汉敦煌龙勒县辖2置（另一为龙勒置），与吴先生推断完全相符。予前已撰文指出小方盘城为西汉玉门都府驻址，即玉门都尉治所，其西侧150米为汉玉门关^[95]，是敦煌西北军事战略要地，锁控西域门户，是西汉时期通西域的重要关隘，劳干先生认为汉魏时经敦煌出阳关、玉门关前往西域的道路共有五条，在此五条道路中，到西域的路实是以玉门关为中心的^[96]，商旅、行人、使团、驼队等多从此出入西域，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无庸置疑，作为在此附近承担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任务的玉门置应有相当规模，建筑面积应不会小于悬泉置。1992年岳邦湖、钟圣祖二同志和敦煌博物馆对小方盘城进行勘察时，在小方盘城东墙外115米的外障墙处发现有上万平方米的灰层，汉遗存十分丰富，二同志认为是玉门关城，余推测可能是玉门置址。有人认为这里在汉代有积水，不能住人，但从此处出土汉简情况来看，应该能供人居住，仅仅是潮湿一些而已，否则汉简早已霉烂，保存不到现在。

（三）从里程上来判断，在小方盘附近在玉门一置也是合乎情理的

李正宇先生于1990年11月28日和1991年5月31日两次对从敦煌市到大方盘城的实际距离进行了测量，李先走的路程是从敦煌市党河大桥东头起，西行，折北复折西，经孟家桥芒硝矿—碱泉子—南泉—石门子—土门子—捷门子—大泉—西园湖—酥油土—波罗湖至大方盘城这条路线，也就是汉代人所走的路线。得出的结论是从党河大桥据大方盘城的距离70公里^[97]。2003年12月，在玉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实际测量大方盘城至小方盘城的实际距离为12.18公里，这样算来，从敦煌党河大桥东头（此处约相当于汉敦煌郡城东端）至小方盘城的实际距离为82.18公里。汉代悬泉置西距敦煌市64公里，在悬泉置与汉敦煌郡之间还有一置，应为遮要置。从置设置的里程上来看，在敦煌郡周围，每约40公里左右就设有一置。依次推测从汉代敦煌郡城到玉门关，应设有两置，玉门置应为其中一置。(www.daowen.com)

二、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

本次在第4探方出土汉简一枚，上书：

甘露二年十二月将军起居簿（98DXT4：11）（图版3）

按：此简文记录的是在甘露二年十二月接待一将军日常起居的日程按排。甘露是西汉宣帝刘询的年号，甘露二年是前52年。《墨子·非攻中》：“昔者晋有六将军。”孙诒让间古：“六将军，即六卿为军将者也。春秋时通称军将为将军。”《汉书·百官公卿表》：“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设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汉书·续百官表志一》：“将军，不常置。”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汉代皇帝左右的大臣称大将军、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临时出征的统帅有别加称号者，如楼船将军、材官将军等，级别较高。汉宣帝甘露年号共有四年（前53—前50年），查《汉书》、《通鉴》等资料，四年中西汉派往敦煌的将军只有一位，那就是破羌将军辛武贤。破羌将军辛武贤共到敦煌两次，一次在神爵元年（前61年）下半年六月至次年上半年五月，匈奴遣使与羌中先令豪、罕、开等羌族部落解仇作约，张掖、酒泉两府遣义渠安国前往羌中平羌，因杀戮甚多，引起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人恐怒，安国带领骑将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今名大通河，源出祁山脉东段托来南山和大通山之间，东南流经甘、青边境，在民和县享堂入皇水），被虏所击，伤亡残重，退还至令居（今永登）。后“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98]第二次在七年之后的甘露年间。当时因乌孙内部发生动乱，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后遂袭杀匈奴狂王，自立为昆弥。“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候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后冯嫽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99]。破羌将军辛武贤第二次到敦煌征乌孙《汉书·宣帝纪》其事缺载，《汉书·西域传》、《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均未明确记录具体日期。《通鉴·汉纪十九》载甘露元年“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98DXT 4：11简文所指将军可能是破羌将，甘露元年将军已至敦煌玉门关，其衣食起居可能由玉门关附近的玉门置负责，玉门置有可能是他的临时指挥部，他由玉门置派兵到玉门关以西的卑鞮候井以西穿渠转谷积居庐仓，准备讨伐乌孙。悬泉汉简有“·破羌将军、西河太守臣武贤请假及长史以下……”（Ⅱ0114③：214A），此简为辛武贤请假，但缘何请假不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Ⅱ0114③：214A简以辛武贤第二次出兵敦煌因病请假的可能性较大，或正可与史书相印证。同时98DXT 4：11简也是证明小方盘城附近设置玉门置的一条有力的材料。根据简文分析辛武贤到小方盘附近居住时间较长，若无玉门置这样的专门机构负责接待，那又是由谁来负责将军起居之事的呢？另据简文和史书记录等各种材料综合分析，辛武贤病卒时间当在甘露三年（前52年）至甘露四年（前50年）之间。因为甘露二年十二月辛武贤还在敦煌，甘露四年以后，史书上再没出现辛武贤的名字，再依Ⅱ0114③：214A简文、《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记录判断可能辛武贤在甘露四年以前已经病逝了。

三、边塞挈令

出土在第四探方，简文曰：

北边挈令第六从卫尉博德行丞相事郎中令自为行从御史大夫╱（98DXT4：5，图版4）

简文前面的小圆点表示一篇或一段的开始。在敦煌、居延汉简中多见诏令、津关令、遣令、缉令、击匈奴降者赏令、烽火品约令等，用途和使用方法各不同。予查在此之前敦煌、居延出土汉简，见北边挈令第四，未见北边挈令第六。《汉语大辞典》（6）对挈令的解释是：“刻于木板上的法令。”《汉书·张汤传》：“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颜师古注引韦昭曰：“在板挈也。”师古曰：“著谓明书之也。挈，狱讼之要也。书于讞法，挈令以为后式也。”王先谦补注：“言上所允行者，则受而书之于板，著其上请三事为定法，復举此令以宣布一美。”杨树达窥管：“沈家本云：著宪法廷尉挈令，言著其所谳之法于廷尉之挈令也。颜注不明。按王说缴绕，沈说是也。”《说文·糸部》：“式，乐浪挈令，织。”段玉裁注：“挈当作栔，栔，刻也。乐浪郡栔于板之令也。”很显然，挈令是廷尉（位至九卿之一，秦始置，汉景帝时改大理，汉武帝时复称廷尉，是最高司法官，职掌为主管刑狱）颁布的刻在木板上的司法条令。挈令或通“絜令”，《汉书·张汤传》：“廷尉挈令”，《史记·酷吏传》：“廷尉絜令”。关于对“絜”的理解，余曾向初师宾先生讨教，初先生告诉笔者，在这里“絜”有汇集、聚集、提持、带领之意。博德即路博德，《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封邳离侯。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所述“太初元年坐见，知子犯逆，不道罪免”可知，路博德坐法失侯的时间在太初元年，《史记·匈奴传》：“（太初三年）呴犁湖单于立……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据《汉书·地理志》张掖条下载：“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又知，路博德坐法失侯后仍以卫尉伏波将军的身份出任强弩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卫尉皆掌其宫。”下注：“师古曰：各随所掌之宫以名官。”北边不是具体指北方某一地，应是指汉代北部边防地区而言。第六，为文书（挈令）的编号。北边絜令第六应是北方地区有关战事的资料汇编。《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自为应为徐自为，《史记·匈奴传》：“（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武帝所制不常置。”^[100]依此简中所载路博德仍以卫尉身份签发文书来估算，路博德坐法失侯时间不会太长，该事件当发生在太初未年，即太初三、四年左右。本简全文内容是：北边挈令第六，遵从卫御路博德指示，按照丞相（因丞相不在居延都尉，只能由路博德代丞相签署文件）的意见办理郎中令徐自为行从御使大夫的事，至于事件内容，由于木简后半部残损，不得而知。至于说这部文件的具体内容也不得而知。“卫尉博德行丞相事郎中令自为行从御史大夫”的这件事发生在武帝时期，但并不意味着北边挈令第六这件文书也是武帝时期发生的事件。这或可为后来人们处理某些事件参照武帝时期的某些法规条令的依据来办理。挈令好似不同于诏令、津关令、遣令、缉令、击匈奴降者赏令、烽火品约令等文书，也不同于檄文、板檄、檄书、羽檄等多是官府用于征召、晓喻、声讨等自上而下的文书。在这部文件中它收集的可能是中央政府及部门的法规条令，可理解为处理北方边塞上一些与军事相关的具体问题而使用的袖珍版的资料汇编，以便随时查阅。

四、举书

本次出土举书一枚：

张掖农都尉江君字君涛家在淮阳苦故淮阳耶迁为礼乐长徙礼乐长举（Ⅱ98DXT2：33）（图版5）

举书，即举白书，或简称曰“举”，言对某事或某人行为需查实报告事^[101]。在居延汉简中出土举书较多，如：“万岁部四月都吏行塞举”（74·E·P·T50：44）、“╱拘檄出入，不应法者举白”（74·E·P·T51：649）、“╱史忠，都吏戴卿行塞举”（74·E·P·T59：410）^[102]等都涉及举书事。举字的含义较广，有升举、抬起、检举、举报、举荐、推举等四十多种解释，本简内容当为一份举荐书。《汉书·百官公卿表》：“关都尉秦官，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农都尉属大司农，但也多受所在郡太守的节制，故张掖农都尉也受张掖太守府的管理^[103]。江君，张掖农都尉名，字君涛，家住淮阳。淮阳，《汉书·地理志》：“淮阳国，高帝十一年（前196年）置。”为同姓九国之一，都于陈（今淮阳）。惠帝后时为都，时为国。《汉书·汲黯传》：“召黯拜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淮阳、鹿邑、太康、柘城、扶沟等县地。耶，语气词，汉简中常见，如“财物者，非上书及计事者耶，何为不”（74·E·P·T52：87）^[104]。至于说此简所述张掖农都尉江君缘何由徙礼乐长举、礼乐长一职的秩品、礼乐长是地方官员还是朝廷中之京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有关这批汉简涉及的其他内容，将在以后另撰文陆续公布。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