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魏晋墓室少数民族形象浅析

西北师范大学　李怀顺

河西魏晋墓壁画中有众多反映古代少数民族的画面，这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墓室中少数民族形象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术同行。

一

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主要发现于酒泉、敦煌两郡。其中嘉峪关新城、果园西沟、丁家闸、敦煌佛爷庙湾、高台骆驼城等墓群最具有代表性。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嘉峪关新城、丁家闸和西沟墓室中发现的少数民族形象较为集中；相对来说，这些墓葬的规模又偏大。

嘉峪关新城5号墓采桑图（M5∶013），为二人在桑树下采摘桑叶。其中一人一手持笼钩、一手提笼，二人皆编发作辫。辫发，即将头发编成若干条辫子，垂于项背^[17]。《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记载：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皆辫发”^[18]。图中采桑人应属于氐族。新城6号墓耙地人（M6∶039）^[19]以及13号墓牧马人（M13∶03）^[20]从发型上看，也应都是氐人。氐人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和白色。

嘉峪关新城6号墓耙地图中（M6∶29），描绘一衣褐、披发的少数民族蹲在耙上耙地^[21]；6号墓耱地图中（M6：55），一披发人蹲在耢上正在耱地^[22]。《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被（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23]披发是指留全发在头，垂于项背，不结髻编辨。因此，耙地人很可能是羌人。酒泉西沟魏晋墓羌女送行图中，一男子骑马前行，一女子身挎壶后随。此女披发，为羌族的固有装束，而男子身穿圆领长袍，为汉装。画面表现了相依为命的关系，是当时民族融合的写照^[24]。酒泉西沟魏晋墓中，另有许多穹庐帐、少数民族民族图像，西沟5号墓一画面描绘一少女坐在穹庐帐内，将头伸出帐外向四周顾盼，富有生活气息^[25]；西沟7号墓前室一画像砖表现一披发羌女，身着红领缘、黑红相间花边的长袍，缓缓走向位于群山间的穹庐^[26]。

新城3号墓穹庐图中，有二穹庐，左一人卧，右一人距蹲，用瓦器煮食，持棍作搅拌状，皆赭衣髡发^[27]。《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28]；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父子男女相对距蹲。以髡头为轻便”^[29]。髡发，可能是剃发去周围，留顶发的大部分，垂辫于后^[30]。可见，鲜卑族的习俗是髡头、距蹲、以穹庐为舍等等。图中人物应是古代鲜卑族的形象。新城3号墓屯垦图中，上半部有两列士兵操练，荷戟持盾，下半部为二耕者，一为鲜卑族，一为汉族^[31]。新城3号墓耱地图，有一鲜卑人形象^[32]。

新城6号墓采桑图，中间一桑树，左边一赤足女童，双臂系彩缨，胸前挂着受桑器，举双手采摘桑叶。右边也有一剪发赤足少数民族妇女，举手采摘桑叶^[33]。新城6号墓另一采桑图，右为一赤足女童，胸前挂一受桑器，弯弓作射状；左为一剪发赤足妇女，一手提笼，一手采摘桑叶^[34]。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高髻。《晋书·四夷传》“龟兹国”条载：龟兹人“男女皆剪发垂项”^[35]。此妇女当是龟兹人。

新城5号墓牧耕图，牧马人深目高鼻，窄袖，长靿靴^[36]。《梦溪笔谈》卷一：“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37]。此牧马人与酒泉丁家闸5号墓农作图中耙地、耕地人物形象类似。丁家闸5号墓农作图，位于南壁第三层，中间稍偏东绘一坞壁，四周有树丛环绕。坞壁以西为牛耕图，耕地人头戴三角形毡帽，帽上有璎，深目高鼻，蓄胡须，身着短衣，右手执缰绳，左手执鞭，作驱牛耕地状。再以西有一耙地人，跪于十齿耙上，握缰绳，执鞭驱牛^[38]。

丁家闸5号墓运输图，位于前室西壁，停放独轮车四辆，有三个推车人，或披发或挽髻，着及膝长衣，赤足，左手握棒。车队前一人，头戴尖顶毡帽，深目高鼻，蓄长须，着及膝长衣，束腰带，右手执棒^[39]。同一墓中位于北壁的厨炊图，锤牛人头戴附耳尖顶帽，蓄小胡，左手握牛角，右手执铁锤，牛做挣扎状。下部为宰猪场面，宰猪人披发，右手执长刀，案上伏一黑毛猪，案下置一釜。左侧为一食物架，上有棚，下分四格，放置鸟、鸡、肉、鱼等。食物架左侧立两人：上部一人头戴三角形毡帽，帽下露发辫，蓄胡须，着及膝长衣，赤足，右手执一黑色带状物，左手执棒；下部是一少年，披发，着短衣^[40]。其中披发、辫发、深目高鼻等，无疑显示出少数民族特征。

河西墓室少数民族形象，还散见于其他墓室中。魏晋墓葬壁画内容是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其用笔简洁，注重概括和提炼，细部描绘不是十分准确，给辨识带来很大困难。(www.daowen.com)

二

墓室壁画为古人为安葬逝者而修造的墓葬组成部分，几乎所有题材都要围绕墓葬设计者的意愿来选择和组织，因此它首先反映了当时的丧葬观念。或者说，壁画设计者不是要通过这些画面向今天的人们传达魏晋的历史，而是为了奉死送终。当然，画面脱离不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所以经过画面分析，可以探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的状况。

魏晋壁画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河西重要少数民族。汉代开发之前，河西走廊已是众多民族蕃息之地。月氏、乌孙是最早的两支。古代羌族与河西也有关系，曾经在河西一带繁衍发展。秦汉之际，匈奴驱逐月氏、乌孙和羌人，一度称雄河西。河西四郡设立后，汉族人口大量涌入，汉族也成为河西主要民族之一。

魏晋十六国时，“夷虏内附”，周边民族内徙增多。在河西走廊，就有赀虏、卢水胡等。“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41]。确切的说，赀虏是匈奴族遗留在河西走廊的一支力量，是一个以匈奴为主体，混合了羌、丁零、西域等民族成分在内的群体。卢水胡与赀虏类似，是匈奴支裔，原世居张掖黑河流域，后来聚集力量，壮大于河西^[42]。另一民族是“河西鲜卑”，它是魏晋时期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众多鲜卑部落，以秃发部最为强盛。氐族吕光建后凉，秃发鲜卑建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北凉，他们一度成为河西的统治民族。众多民族迁入，使得民族构成更为复杂，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墓葬壁画中氐、羌、鲜卑、龟兹等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体现。

壁画反映出魏晋时期河西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河西早期的居民，以从事畜牧业为基础。河西走廊水草丰盛，宜于畜牧。汉武帝后，河西的农业经济兴起，但是畜牧业仍然继续发展，固有“河西畜牧为天下饶”之说。众多游牧民族，如羌人、鲜卑、赀虏等，他们的畜牧业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长期居住在河西的汉族，作为主体民族除了经营农业以外，有的也兼营畜牧业，他们的田庄里往往牛马成群。墓室中大量的少数民族放牧情景印证了河西走廊畜牧业的发达。

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给农田灌溉提供了便利。西汉中期后，河西的农业逐步发展。许多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虽然以畜牧业为主，但农业比重不断增加。再加上魏晋统治者“劝课农桑”，奖励农耕，河西走廊演变成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农作图、采桑图中披发或深目高鼻者，是对某些少数民族生产状况的写照。

河西走廊多民族杂居，这是实现融合的先决条件，也有助于民族融合。内徙民族的汉化是总趋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魏晋时期的氐族，“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43]。但各地区不尽相同，河西就曾经出现鲜卑化、匈奴化，特别是羌化等。各民族相互接触和联系，在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上都会造成彼此间的影响，从而出现异源同流的发展趋势。历史上曾经存在羌、鲜（卑）不分的现象，可能和融合有关。史书记载，“羌胡被（披）发左衽^[44]”，河西鲜卑也曾经“被发左衽^[45]”，服装、发式有共同之处；鲜卑人有以穹庐为舍的生活习俗，羌人也有居穹庐的传统。穹庐，即帐篷、庐帐，适合游牧。它很可能是游牧民族比较普遍的用品，不一定为某一民族所独有。具体到壁画上，酒泉西沟的汉族男子与羌女可以看做是融合或通婚；披发羌女回穹庐一方面属于融合，另一方面来看这本身就是羌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对于壁画中少数民族形象，难以辨析其族类，实属正常。

河西走廊是沟通中西的要道。壁画中的龟兹人和丁家闸5号墓的腰鼓^[46]证实，十六国时期西域乐舞（龟兹乐）已经传入河西。龟兹乐所用乐器除笙箫外，主要是鼓，有毛员鼓、答腊鼓、腰鼓、羯鼓等，北朝至隋唐时，在中原风靡一时。

河西走廊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存在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压迫。汉族统治者往往排斥、压制异族，有时候表现的特别明显。少数民族大多出现在墓室的采桑、农作、畜牧、守卫、运输、炊事等图中，而宴饮、出游、狩猎图中见不到他们的踪迹。不同容貌和装束的各民族共同生产，反映了河西地区的民族关系，他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推动河西的发展与进步。

（原文刊载《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