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河西墓室壁画的艺术特色

甘肃省博物馆　孔德众

一、河西魏晋时期的文化背景及墓室壁画的概况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最为纷繁动荡的时期，在中国美术史上处于继往开来的变革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一部分经典的绘画作品；产生了为后世崇奉的顾恺之、张僧繇等画坛宗师；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绘画理论，也应运而生。绘画的装饰性减弱而独立性增强，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绘画从附属经史而行的被动地位中初步挣脱出来。同时，由于民间画工长期的创造实践，艺术分工日益精细，他们继承和发展前代绘画艺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在墓室壁画、石窟一书中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墓室壁画在甘肃河西地区出现的比较早，新莽或东汉早期已由中原传入，磨嘴子汉墓（编者注：位于武威市）就有壁画遗存。东汉末年至汉魏之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心。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丧葬文化走入低谷，墓室壁画随之衰退，几近灭绝。而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史书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家家丰足，仓库盈溢”，是当时乱世里一处可以安身立命的乐土。中原人士纷纷移居河西，带进中原文化。此时河西与西域的交通得到了恢复，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这里接受着多元文化的熏陶，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加之墓室壁画在当地有传统，所以魏晋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在河西地区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酒泉、嘉峪关、张掖、敦煌等地皆有壁画墓发现，这些壁画墓在墓室形制、壁画的图像和风格上，同该地区的汉代墓室壁画都是一脉相承的。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墓葬虽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些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其共性是第一位的。说明河西地区在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初的几百年虽然经历了许多政权的更替，社会经济仍然持续发展，文化传统得以延续”^[13]。

目前在河西发现的大部分壁画墓是曹魏至西晋时期的，个别为十六国时期，其中主要有嘉峪关新城壁画墓、高台骆驼城壁画墓、敦煌佛爷庙湾、敦煌祁家湾等。在魏晋墓室壁画中，汉代壁画中常见儒家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等题材已很少见到了，壁画题材几乎都是现实生活。一方面直接表现墓主人的生活，“这种现世清净的再创题材寄托着对人生的怀恋，贯穿着入世思想，受儒家观念支配”^[14]。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画工们内心重视现实的生活，渴望过上男耕女织的太平日子。魏晋时期正是人们精神上自由而浪漫的时代，因此魏晋墓壁画也充满了人性化和自然主义色彩。

二、河西魏晋壁画墓的艺术特色

河西地区的壁画墓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艺术现象，它继承和发展了汉代墓室壁画的传统，形成了具有该地区独特面貌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有别于中原地区文人和专业画家的画风，画工们大多来自民间，他们熟悉和热爱的民间生活就是他们创作的最好来源，其表现形式单纯、质朴、精炼、概括，笔简而意周，挥写自如，自由浪漫。

第一，形象生动传神，完全摆脱了汉代墓室壁画中略带稚拙的表现方式，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充分体现“以形写神”的绘画原则，造型简练准确，人物的面部表情虽然比较简单，但能通过姿态来体现人物的神韵，传达对象的内在气质和精神。敦煌佛爷庙湾伯牙抚琴、子期听琴图的画像砖，人物的面部虽已模糊不清，但俞伯牙手指飞动，衣衫飘飞，钟子期附耳聆听，两只小鸟斜飞身旁，使人隐然置身于高山流水，琴声悠扬的境界中，产生出无限的遐想。送别题材是魏晋时期常见的题材，江淹在《别赋》中写道：“黯然销魂者，自古唯别而已。”酒泉西沟出土的羌女送行图，绘一男骑骝花马在前，一女身着灰色曳地长袍送行，披发垂首，羌女默然伫立，一动一静，形成强烈的反差，衬托出离别的哀愁。

壁画砖对动物的描绘非常精妙和生动，1972年嘉峪关新城5号墓出土的守门犬，前腿正离地奔出，后退使劲蹬地，怒目圆睁，粗大尾巴向后飞扬，似乎怒不可遏地警告敌方，拴在颈部的铁链用力后拉，反而使狗的前冲之势显得很有力度、势不可挡。画工十分敏锐的抓住瞬间的动态，运用准确而又简练的线条，表现出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充分显示出画工们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技法。这种技法更接近于“笔才一二，像以应焉”疏体画风。这些形神兼备的作品，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六法轮”、“传神论”的产生，并非只是在文人和专业画家的理论中形成，而是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并广泛应用的艺术实践之中。

第二，线条有丰富的变化，比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线造型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河西壁画墓能够熟练地运用线条的粗细、轻重、刚柔、节奏变化来表现描绘形象的特征，可以看出，画工们对工具具有很好的驾驭能力，线描的起笔收笔明显，波磔分明，多用富于弹性的圆弧线，运动感很强。线条流畅自然，具有行草书的韵味。这也是同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对于祥瑞灵异形象的造型，保留着汉代墓葬画用线的基本特点，嘉峪关新城5号墓壁画的双虎图，绘于门楼阙门的门扉之上，左右对称，竖式构图，躯体屈伸如龙状，侧有飞翼，木管如电，昂首怒吼。通砖以朱砂为底，与虎身的赭石色形成强烈而又和谐的艺术效果。线条显得更为遒劲飞动，夸张、变形、充满张力。嘉峪关新城5号墓的双驼图及高台骆驼城出土的神羊、白象图，体现了另一种面貌。造型准确，结构严谨，线条如春蚕吐丝，紧劲连绵，都是这种风格的精品之作。有些线条表现出了令人回味的意蕴。在驿使图中佐吏乘骏马飞驰而来，有如风驰电掣。线条流畅洒脱，尤为精彩的是马尾系一笔信手画成，似不经意，却神采全出。笔墨呈现出浓、淡、飞白的自然变化，深得骨法用笔之妙，生动刻画出马在急速奔驰时的动势。另有一副是高台骆驼城出土的坞堡射鸟图，描绘的人物造型极其简练，线条舒展自然，身体左右两侧的线条明显粗细、轻重变化，一张一弛，形成节奏的变化。这种笔法在河西壁画砖中颇为多见，有类于后世大写意笔法，在魏晋之后，随着绘画技法的发展，线描日益规范和具有法度，这种生动活波的线条却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三，壁画的分布和构图。墓室壁画作为墓室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布局、内容、构图上都有其特殊性，河西魏晋墓壁画的构图基本上分为以下两类.(www.daowen.com)

一类以嘉峪关新城壁画墓为代表，河西壁画墓大多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壁画分布于照墙、墓室四周，多为一砖一画，大部分构图虽然较为简单，绘画的装饰性已大为减弱，画面具备可叙事性、情节性。其中不乏精妙之作。出土于嘉峪关新城1号墓的狩猎图，描绘了士族郊外狩猎的情景。图中绘三人三骑追逐着两只野兔，马匹的颜色为黑、红、青三色，强烈而明快。人物和动物都呈动态，在这一瞬间，飞奔的兔子突然向回逃窜，狩猎的人勒住马的缰绳，骏马前蹄腾空而起，年轻的猎手迅速返身弯弓搭箭，饱满的构图充满了动势，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受。

也有少数壁画为两砖乃至数块砖绘成，还出现了一些如出行图等组合式和长卷式的构图。“过去的绘画史把卷轴画的兴起归功于东晋文人画家，实际上是自汉以来无数专业画工长期的创造性的艺术实践的结果”^[15]。

在壁画分布上，应该注意这样一种倾向，郑言认为：“已经出版的许多报告和图录为了便于观察者观察到画面细部的特征，往往以砖为单位，尽量把砖印刷的较大。因为图版的限制，编写者不得不对画像进行选择。并按照题材重新进行编排。但是对于画像砖题材的确定常常从比较直观的特征出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些画像砖原有的排列方式得不到充分表现，借助于出版物进行研究的学者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忽视了这些画像砖之间的原有联系，将目光局限在小幅的画面之中。”^[16]

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其实这些壁画砖的分布是会指着设计规划，统一布局的结果。以嘉峪关新城5号墓为例，东壁所描绘的庄园坞堡中的农业和畜牧业，西壁描绘的是庖厨宴饮的室内生活。相邻的砖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在考察时就不能只将视野局限在单个的壁画砖上。同样我们在欣赏壁画砖的同时，也不能孤立地去通过一幅幅壁画砖来评价它的意义和艺术价值。

另一类构图方式是以酒泉丁家闸墓为代表的分层、分栏的大场面，全景式的构图。墓室全部用砖垒砌，墓为前后两室，四壁、顶部均绘彩色通栏壁画，内容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个境界浩繁复杂的景象，画面翔实逼真，场面宏大，气势壮观。对人物的描绘，摆脱了概念化、程式化。人物之间的联系通过表情和神态传递。人物、动物的形象更显得细腻。在继承河西壁画优秀传统的同时，在绘画的形式技巧、造型布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四，色彩热烈明快，单纯和谐。画法大多用土红色起稿，然后用墨线勾出轮廓，再用赭石红色等色填入，颜色基本上以红色为主，间以土黄、石绿等色。大多用土红色外框分割画面。不同地域的壁画砖在用色上也有所不同，如嘉峪关新城壁画墓色彩热烈奔放，对比鲜明，而高台骆驼城和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砖画用色朴素，相对雅致了很多。

三、河西墓室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

与汉代的墓室壁画繁缛复杂而又庞大的图像体系相比，这些壁画单纯简朴，其艺术风格于稚拙中蕴含浪漫。画工所描绘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显得十分的活泼感人。采桑的妇女，守林护园的孩童，跃马打猎的猎人，牵驼行走的商旅，乃至麦堆间啄食的鸡，将要被宰杀的猪，无不惟妙惟肖、真切动人。我们应该看到，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艺术作品，能够如此生动完整的在现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卷充满着横祸情趣和自由浪漫精神的风俗画卷，是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生动写照。在这些作品中，既有驿使图这样的精妙之作，也有丁家闸壁画气势宏伟的史诗画卷。

河西墓室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意义需要进一步确认。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其实从一开始肇于民间，其后就有职业和民间艺术两条线并行发展，相互辉印，构成灿烂辉煌的中国艺术。但自魏晋以来，画史则专注于职业画家，至宋元后文人画作一统天下，民间画匠以及他们的艺术则难以得见诸史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魏晋美术史中留下来的被后世崇奉为画坛宗师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只有著录中的描述，如今存世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只有唐和宋人的摹本，尚存许多争议。这些摹本和著录，对我们研究魏晋绘画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它们不能还原魏晋绘画艺术的本来面目。魏晋墓壁画的发现，说明了河西地区在北朝佛教壁画之前，传统的壁画艺术已经有了成熟的面貌。这不仅是重要的史料，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原文刊载《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