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阳城遗址形制及相关遗存初探

瓜州县博物馆　李宏伟　谢延明

一、锁阳城概述

锁阳城又称苦峪城，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锁阳城镇东南戈壁荒漠中，海拔1358米。遗址居于阡陌纵横、绿阴绕野的古绿洲中心，是丝绸之路上雄踞酒泉（肃州）与敦煌（沙州）之间，西通伊吾、北庭，南通青海的一座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根据城址的形制、布局和有关专家考证，锁阳城既保存了我国古代最为完好的军事防御体系和农业灌溉水利体系，同时也保存了我国古代自然环境和人文遗迹沙漠化演进变化过程中的典型标本。锁阳城遗址起始于汉，兴盛于唐，在西夏时期又成为西夏政权控制河西、雄视四方的军事、政治、指挥机关所在，在丝绸之路和西部边疆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西部多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锁阳城遗址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环境，据守要冲，控扼古代交通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城市布局和建筑艺术雄伟壮观，建筑密集，布局巧妙，井然有序，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封闭性和防御性特征，是中国古代西部城市中最具特色的典型标本，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古城之一。

从1900年至2005年，先后有阎文儒、向达、陈万里、王北辰、孙修身、刘玉权、李正宇、李并成、陈国灿、刘兴义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锁阳城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撰写相关论文达30余篇，近60余万字，基本廓清了锁阳城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为锁阳城遗址的研究和探索奠定了基础。

1914—2006年，敦煌研究院、瓜州县文管所分别对锁阳城2号遗址（俗称土牢）、锁阳城角墩、锁阳城墓群做过有限的局部发掘和清理，出土了一些文物，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瓜州县文管所清理的角墩和墓葬，为研究锁阳城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对出土文物、遗址形制、遗址现状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经过研究和探讨，对锁阳城的历史沿革有了初步的认识，即锁阳城遗址始建于汉，唐、五代设置瓜州，西夏、元、明时期屡有维修和重修。

二、锁阳城遗址及其周边遗存

锁阳城城址区及其周边的遗存主要包括锁阳城遗址区、塔尔寺遗址区、古代渠道遗址区、锁阳城墓群区四部分。

（一）锁阳城遗址

锁阳城城址区分内城、外城、羊马城、1号遗址、2号遗址等。

1.内城

内城为不规则四边形，东墙长493.6米，西墙长576米，南墙长457.3米，北墙长534米，面积28.5万平方米。墙基宽19米，残高9～12.5米不等，顶宽3～4.5米不等。主要墙体的建筑方法为夯土版筑，补筑和重修的墙体出现了用土坯垒砌和夯土版筑的方法，其夯层的厚度、颗粒度、土坯的制作与内城的早期墙体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城内偏东筑有一道隔墙，将内城分为东城和西城两部分，隔墙北段设有城门，是通往内城东、西两部的通道，东侧和南墙各有5个马面，东、西、北墙也各有5个马面。内城四角均有角墩，西南角和西北角各设一个瓮城，西墙中段和北墙中段各开一城门。城门处均有瓮城护卫，从四个瓮城设置的方位看，这里是城市建筑的重点防区，这一独特的形制在国内尚属首例。东城的东南角内筑有一个小城，面积不到东城的1/5，墙垣倒塌，墙基尚存，从其遗迹和方位看，也是该城的重点防守区域之一。在内城西北角，有用土坯砌成的一座瞭望墩，高达18米，这是锁阳城遗址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该城瞭望敌情、俯瞰全城的制高点。从内城现存的形制和遗迹看，进入北门向南有一条南北大道，与进入西门的东西大道相通，形成了内城的交通主干道，在主干道的不同地段应有辅道和巷道相通。内城的西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房屋遗迹和灰碳层堆积物，灰碳层的厚度达4～7米不等，内城的东城相对平坦，房屋遗迹和灰碳层堆积物相对较少。从内城的东城和西城的位置及遗迹看，东城为衙署所在地，也是该城最高指挥机关的所在地；西城应为低一级的军政管理人员的居住区和活动区，从西城残存的灰碳层遗迹看，也有部分锻冶作坊炉灶的遗迹。

2.外城

外城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墙长530.5米，西墙长649.9米，南墙东段长497.6米，南墙西段长452.8米，北墙总长1178.6米。墙基宽4～6米不等，残高4～11米不等。外城的西墙中段和内城西北角墩处有一道东西向的墙体，将外城分为南、北两城，是外城形制布局中不同功能区域严格划分的范例，墙体均为夯土版筑，夯层的厚度6～7厘米，土质颗粒度较细碎，与内城夯层厚、土质颗粒粗形成鲜明的差别。从形式上看，属于内城的外郭；从建筑规模与现存遗迹看，外城应为唐代鼎盛时期的建筑遗迹，该墙体被损毁后，后期没有明显的修补夯筑痕迹。城墙坍毁部分约占全城1/3，尤其是外城的南城损毁最为严重，损毁的主要原因是该城南面山前的暴雨形成的洪水将墙体冲毁，城内厚达0.7米的山洪泥沙沉积层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外城内的房屋建筑遗迹多被洪水冲毁，只在南城的东侧可见部分建筑物和院落遗迹。外城四角均有角墩，从现存遗迹看，外城的东墙中段开有一城门，城门有瓮城护卫，是外城通往内城和出行的主要通道。

3.羊马城

羊马城在内城东、南、北墙外侧均有分布，墙体残高1.6～3.2米不等，墙体厚度1.5～2.2米不等。属于内城的附属建筑，是唐代城市形制之一，战时为防御工事，平时是养畜之所，既卫生环保，又可增强防卫能力，没有后代重修遗迹。锁阳城羊马城的设置，在内城和外城之间又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将内城的北门环围，增加了内城的防卫功能，同时对外城过往的商旅和人员往来起到了疏导和隔离的作用，使锁阳城内线防御系统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和隐蔽性特征，是锁阳城内线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4.1号遗址

1号遗址位于内城东墙外40米处，外城东墙中段，开东门，有瓮城环卫，两侧墙体高大坚固，尤其是东北角有一高约12米的墙体，向外伸出，突出部分约12米，外城的东墙与内城的东墙构成夹道，中间有羊马城南北向穿过，表现出内城和外城之间的封闭性特征，狭长的通道形状十分像一座关隘。据刘兴义先生考证，据唐《元和郡县志》记载，东迁后的“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以此，该遗址疑为“隋代玉门关关址”。

5.2号遗址

2号遗址共有2座，分布在外城的西北角，墙体高8.6～11米不等，南北长25米，东西长24米，墙厚6.2米。从夯层的结构和做法看，似与外城属同一时期，俗称“土牢”。从现存遗迹的位置和形制看，应为锁阳城外城西北角的两处弩台遗址，属于锁阳城外围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锁阳古城的总体布局、空间比例尺度适中，建筑序列和建筑群的区划全方位的统筹安排，较好地表现出城市布局的整体性和和谐美，其功能区区划分明，功能完善，在形制布局中各功能区错落有致，自成体系。同时，在形制布局中内城、外城、羊马城、弩台等有极其完整的防御体系，防御系统又分为内线防御系统和外线防御系统，两个系统内外联动，城垒高耸，形势险峻，层层设防，回环复杂，易守难攻，重点区域重点防守，较好地表现出边防城市规划建设的整体性、封闭性、防御性和独特性，创造了中国西部土质边防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观。

（二）塔尔寺遗址区

塔尔寺遗址区东距锁阳城城址1公里，现存大塔1座、小塔11座，寺门南向，东、西两侧保存了鼓楼及钟楼台基各一座、僧房数间，院墙平面呈正方形，面积1万平方米。寺院中心有大型庙宇建筑台基，其北面有一座高14.5米的大塔，用土坯砌成，白灰抹面。塔顶为覆钵式结构，庄严雄浑，十分壮观。据当地老人说，20世纪40年代，塔身被俄国人拆开，盗走大量的经卷及字画，数月内，散落的经卷还遍地飘零。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高僧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路过瓜州，在此讲经说法月余。《肃州新志·柳沟卫》“古迹”条载：“唐朝断碑，在寺基内，字画不堪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之极佳者，而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联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义潮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义与前略相仿，似颂曹义金之语……”以上记载说明，塔尔寺遗址在唐初玄奘西行取经时就已存在。从以上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塔尔寺遗址是唐、五代时期瓜州城官员和居民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据说“凡有许愿，莫不灵验”。玄奘西行取经在这里讲经说法时，曾在佛殿内的弥勒像前祈求佛祖的保佑；同时，唐朝断碑的记载说明，唐、五代时期张议潮、曹议金在瓜州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史实。

据李正宇先生《瓜沙古代祠庙寺院观简志》一文论述，阿育王寺在瓜州城东，北周建德三年此寺被毁，唐初廓庑犹存，西夏时观其名，榆林窟第16窟外室洞口北壁有墨书《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主持窟记》云：“惠聪率弟子士人至榆林窟住十四日，看经疏，洗身三次。”此为西夏时的题记。这是塔尔寺作为西夏时期寺院的又一佐证。

其次，从塔尔寺遗址的小塔里出土的泥梵塔中，发现了泥板印刷在宣纸上的西夏文“六字真言”，由此可以证明，五代以后，塔尔寺的主要建筑遗迹是在西夏时期完成的，这和锁阳城遗址周边在西夏时期开凿的东千佛洞石窟、碱泉子石窟、旱峡石窟、榆林窟四处石窟的发展和兴盛相一致。由于元、明时期各个少数民族在瓜沙一带拉锯式战争不断，社会不安定，佛教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塔尔寺现存的建筑遗迹，是在唐、五代和西夏建筑的基础上增修和重建的，至少一处大塔和11座小塔是西夏时期的遗存。由于发掘工作和出土文物的缺失，塔尔寺的历史面貌有待进一步廓清。

从上述资料的记载和塔尔寺残存的遗迹看，这里至少经历了北周、唐、五代、西夏、元、明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处佛教遗迹的兴衰与锁阳城的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一致。

（三）锁阳城墓群

墓群主要分布在锁阳城南面和东南面，自汉代延续1000余年，大约有1900座墓葬，墓群规模大，形制复杂。目前，还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勘探发掘，从1992年被盗掘后的锁阳城唐墓出土的三彩马、驼、俑、镇墓兽及墓室地砖、丝绸、瓷器、钱币等文物判断，该墓葬属唐代时期遗存。墓室为砖石墓，穹窿顶，墓室内有棺床一具，男性骨架一具。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文物推断，墓主人可能是瓜州的行政长官和富豪，葬制的规格之高，随葬品之精美，其造型逼真生动，堪称精品，是丝绸之路上罕见的艺术之珍。

（四）锁阳城遗址古代渠道遗址区

锁阳城一带的古代农业灌溉系统主要包括疏浚工程、拦水坝、总干、支渠、斗渠、毛渠等。位于锁阳城东南51公里处的昌马冲积扇上缘山口处的河流，汉代称冥水，唐称籍端水、独利河、苦水，清代称疏勒河，是锁阳城水利灌溉系统的上游水源地，根据唐朝断碑的记载和《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苦水，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号为苦水。”该记载与现在锁阳城的位置及古苦水流经的位置比较吻合。从地面现存遗迹看，大约在汉唐时期，这里便开始了农业生产和屯田耕种。同时，为了保障农田所需水资源，从上游疏浚拦水、筑坝起塘，修渠垦田，引水灌溉，从而形成了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保存完好的汉唐时期的农业灌溉体系。

其渠系从锁阳城东7公里处拦水筑坝，向西修渠分水，其渠道分南、北、中三路向西引水，直至锁阳城以西的踏实农场一带，仍有古代的渠道分布。据粗略估计，锁阳城总干和支渠的总长度大约为60公里，在总干和支渠的两侧，随形就势，因地制宜，又修筑了许多斗渠和毛渠，灌溉了锁阳城周边方圆约60平方公里以内的耕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汉唐时期锁阳城周边的耕地有30余万亩。

综上所述，锁阳城一带的农业灌溉系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原汁原味的汉唐遗迹，也是世界上和丝绸之路上惟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古代农业水利灌溉体系，它的惟一性和完好程度也得到了李正宇、李并成等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三、锁阳城的历史沿革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置敦煌郡冥安县（冥安县治所在锁阳城遗址东北4.5公里处），锁阳城为冥安县境，属敦煌郡；西晋先后为晋昌县、晋昌郡境地。《晋书·地理志》：“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渊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由此冥安县治升格为晋昌郡治，这就不免对城址的规模、建筑规格、防御功能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于是就从原来低洼潮湿、不利防守的旧城冥安县治迁到了锁阳城新址。《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所谓“晋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即是指置此郡、县城，该城就是后来的唐晋昌县城、今锁阳城。故而，锁阳城的始筑当在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十六国北朝时期，锁阳城无疑亦应是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凉所置晋昌郡暨郡治冥安县城。北魏时为晋昌戍城。北魏末废戍复置晋昌郡及所领冥安县等，锁阳城当仍为该郡、县治。隋代置常乐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改为晋昌县，设瓜州府于此。“安史之乱”后的唐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人占领锁阳城，大中三年（849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驱赶吐蕃，锁阳城复归大唐，唐末、五代时期由敦煌世族张氏、曹氏充任节度使。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此地设西平监军司，元仍名瓜州。锁阳城名称的来历始见于清代小说《薛仁贵征西》，因锁阳曾解救过三军将士性命一事而得名。锁阳城遗址又称苦峪城，“苦峪”最早出现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实录》“永乐三年十二月”条：“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言，哈密归附头目买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户，居苦峪里，告饥，乞以预备仓赈之。从之。”永乐以后，史书中方陆续出现有关苦峪的记载，故苦峪之名起自明代。明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忠顺王脱脱移哈密卫于锁阳城。弘治七年（1494年），大修该城，今锁阳城的主体面貌就是唐、西夏基础上修缮的基本轮廓。后明王朝封闭嘉峪关，关外瓜州被遗弃，锁阳城遂被吐蕃满速儿部落占领。其后蒙古、哈密等地少数民族群雄角逐，战争连绵不断，锁阳城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和影响，逐渐荒废。

四、初步认识与结论

（一）锁阳城历史沿革脉络清晰，文化内涵极为丰富(www.daowen.com)

锁阳城始建于两汉，历经魏晋、隋、唐、五代、西夏、元、明时期，相沿历史已有1700余年，历代多有重修的痕迹。自丝绸之路开通到发展、繁荣直至衰落，锁阳城遗址一直处于其咽喉地段，是多民族杂居交汇之地，战略、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城区及其周围散落的文化遗物十分丰富。2002年4月，敦煌研究院和瓜州文管所对锁阳城角墩和墓葬进行了局部发掘，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唐三彩、木制雕刻品、丝绸、古钱币，这些遗存和遗物，以两汉、魏晋和隋唐时期的器物为主，尤其是锁阳城唐墓出土的三彩马、三彩俑、三彩骆驼、镇墓兽等遗物，与陕西、河南出土的唐三彩如出一辙。由此说明，唐代的瓜沙地区，其葬俗、葬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二）塔尔寺遗址区

塔尔寺遗址区东距锁阳城城址1公里，现存大塔1座、小塔11座，寺门南向，东、西两侧保存了鼓楼及钟楼台基各一座、僧房数间，院墙平面呈正方形，面积1万平方米。寺院中心有大型庙宇建筑台基，其北面有一座高14.5米的大塔，用土坯砌成，白灰抹面。塔顶为覆钵式结构，庄严雄浑，十分壮观。据当地老人说，20世纪40年代，塔身被俄国人拆开，盗走大量的经卷及字画，数月内，散落的经卷还遍地飘零。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高僧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路过瓜州，在此讲经说法月余。《肃州新志·柳沟卫》“古迹”条载：“唐朝断碑，在寺基内，字画不堪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之极佳者，而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联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义潮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义与前略相仿，似颂曹义金之语……”以上记载说明，塔尔寺遗址在唐初玄奘西行取经时就已存在。从以上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塔尔寺遗址是唐、五代时期瓜州城官员和居民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据说“凡有许愿，莫不灵验”。玄奘西行取经在这里讲经说法时，曾在佛殿内的弥勒像前祈求佛祖的保佑。同时，唐朝断碑的记载说明，唐、五代时期张议潮、曹议金在瓜州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史实。

据李正宇先生《瓜沙古代祠庙寺院观简志》一文论述，阿育王寺在瓜州城东，北周建德三年此寺被毁，唐初廓庑犹存，西夏时观其名，榆林窟第16窟外室洞口北壁有墨书《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主持窟记》云：“惠聪率弟子士人至榆林窟住十四日，看经疏，洗身三次。”此为西夏时的题记。这是塔尔寺作为西夏时期寺院的又一佐证。

其次，从塔尔寺遗址的小塔里出土的泥梵塔中，发现了泥板印刷在宣纸上的西夏文“六字真言”，由此可以证明，五代以后，塔尔寺的主要建筑遗迹是在西夏时期完成的，这和锁阳城遗址周边在西夏时期开凿的东千佛洞石窟、碱泉子石窟、旱峡石窟、榆林窟四处石窟的发展和兴盛相一致。由于元、明时期各个少数民族在瓜沙一带拉锯式战争不断，社会不安定，佛教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塔尔寺现存的建筑遗迹，是在唐、五代和西夏建筑的基础上增修和重建的，至少一处大塔和11座小塔是西夏时期的遗存。由于发掘工作和出土文物的缺失，塔尔寺的历史面貌有待进一步廓清。

从上述资料的记载和塔尔寺残存的遗迹看，这里至少经历了北周、唐、五代、西夏、元、明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处佛教遗迹的兴衰与锁阳城的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一致。

（三）锁阳城墓群

墓群主要分布在锁阳城南面和东南面，自汉代延续1000余年，大约有1900座墓葬，墓群规模大，形制复杂。目前，还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勘探发掘，从1992年被盗掘后的锁阳城唐墓出土的三彩马、驼、俑、镇墓兽及墓室地砖、丝绸、瓷器、钱币等文物判断，该墓葬属唐代时期遗存。墓室为砖石墓，穹窿顶，墓室内有棺床一具，男性骨架一具。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文物推断，墓主人可能是瓜州的行政长官和富豪，葬制的规格之高，随葬品之精美，其造型逼真生动，堪称精品，是丝绸之路上罕见的艺术之珍。

（四）锁阳城遗址古代渠道遗址区

锁阳城一带的古代农业灌溉系统主要包括疏浚工程、拦水坝、总干、支渠、斗渠、毛渠等。位于锁阳城东南51公里处的昌马冲积扇上缘山口处的河流，汉代称冥水，唐称籍端水、独利河、苦水，清代称疏勒河，是锁阳城水利灌溉系统的上游水源地，根据唐朝断碑的记载和《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苦水，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号为苦水。”该记载与现在锁阳城的位置及古苦水流经的位置比较吻合。从地面现存遗迹看，大约在汉唐时期，这里便开始了农业生产和屯田耕种。同时，为了保障农田所需水资源，从上游疏浚拦水、筑坝起塘，修渠垦田，引水灌溉，从而形成了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保存完好的汉唐时期的农业灌溉体系。

其渠系从锁阳城东7公里处拦水筑坝，向西修渠分水，其渠道分南、北、中三路向西引水，直至锁阳城以西的踏实农场一带，仍有古代的渠道分布。据粗略估计，锁阳城总干和支渠的总长度大约为60公里，在总干和支渠的两侧，随形就势，因地制宜，又修筑了许多斗渠和毛渠，灌溉了锁阳城周边方圆约60平方公里以内的耕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汉唐时期锁阳城周边的耕地有30余万亩。

综上所述，锁阳城一带的农业灌溉系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原汁原味的汉唐遗迹，也是世界上和丝绸之路上惟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古代农业水利灌溉体系，它的惟一性和完好程度也得到了李正宇、李并成等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三、锁阳城的历史沿革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置敦煌郡冥安县（冥安县治所在锁阳城遗址东北4.5公里处），锁阳城为冥安县境，属敦煌郡；西晋先后为晋昌县、晋昌郡境地。《晋书·地理志》：“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渊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由此冥安县治升格为晋昌郡治，这就不免对城址的规模、建筑规格、防御功能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于是就从原来低洼潮湿、不利防守的旧城冥安县治迁到了锁阳城新址。《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所谓“晋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即是指置此郡、县城，该城就是后来的唐晋昌县城、今锁阳城。故而，锁阳城的始筑当在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十六国北朝时期，锁阳城无疑亦应是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凉所置晋昌郡暨郡治冥安县城。北魏时为晋昌戍城。北魏末废戍复置晋昌郡及所领冥安县等，锁阳城当仍为该郡、县治。隋代置常乐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改为晋昌县，设瓜州府于此。“安史之乱”后的唐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人占领锁阳城，大中三年（849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驱赶吐蕃，锁阳城复归大唐，唐末、五代时期由敦煌世族张氏、曹氏充任节度使。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此地设西平监军司，元仍名瓜州。锁阳城名称的来历始见于清代小说《薛仁贵征西》，因锁阳曾解救过三军将士性命一事而得名。锁阳城遗址又称苦峪城，“苦峪”最早出现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实录》“永乐三年十二月”条：“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言，哈密归附头目买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户，居苦峪里，告饥，乞以预备仓赈之。从之。”永乐以后，史书中方陆续出现有关苦峪的记载，故苦峪之名起自明代。明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忠顺王脱脱移哈密卫于锁阳城。弘治七年（1494年），大修该城，今锁阳城的主体面貌就是唐、西夏基础上修缮的基本轮廓。后明王朝封闭嘉峪关，关外瓜州被遗弃，锁阳城遂被吐蕃满速儿部落占领。其后蒙古、哈密等地少数民族群雄角逐，战争连绵不断，锁阳城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和影响，逐渐荒废。

四、初步认识与结论

（一）锁阳城历史沿革脉络清晰，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锁阳城始建于两汉，历经魏晋、隋、唐、五代、西夏、元、明时期，相沿历史已有1700余年，历代多有重修的痕迹。自丝绸之路开通到发展、繁荣直至衰落，锁阳城遗址一直处于其咽喉地段，是多民族杂居交汇之地，战略、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城区及其周围散落的文化遗物十分丰富。2002年4月，敦煌研究院和瓜州文管所对锁阳城角墩和墓葬进行了局部发掘，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唐三彩、木制雕刻品、丝绸、古钱币，这些遗存和遗物，以两汉、魏晋和隋唐时期的器物为主，尤其是锁阳城唐墓出土的三彩马、三彩俑、三彩骆驼、镇墓兽等遗物，与陕西、河南出土的唐三彩如出一辙。由此说明，唐代的瓜沙地区，其葬俗、葬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二）锁阳城形制演变序列与建筑序列清晰，整体布局与各功能区配套完善

锁阳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地形特征，进行古代城市的总体规划，从内城、外城到羊马城以及外围的弩台等军事设施，无不反映出唐代古城的形制特点，同时又具有自身的防御性和封闭性、整体性的特点。锁阳城内城、外城和羊马城的有机结合，区划分割，全面规划城内建筑用地范围，形成了内城从北向南为主、自东向西为辅的城市建筑，整体布局的框架、道路系统的模式和线型、城门轴线和主要干道不同功能区的划分以及相关建筑的配置都达到了完美的组合；尤其是每个城门处和角墩处增加了瓮城，把城门和角墩处作为重点防御区，增强了边关城市的防御功能。这一切配置和设计无不体现了古代锁阳城城防设计者从实战的要求和屡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出发，创造出了这样既能有效防守又能主动进攻的古代边关城市建筑模式。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在唐开元年间“张守珪智退吐蕃兵”的事例，就充分说明这一古代边关城市建筑模式和指挥官智慧应用的典型范例，使锁阳城遗址更具典型性和独特性。

锁阳城的总体布局、空间比例尺度适中，建筑序列和建筑群的区划全方位的统筹安排，较好地表现出城市布局的整体性和和谐美，其功能区区划分明，功能完善，在形制布局中各功能区错落有致，自成体系。同时，在形制布局中有较完整的防御体系，较好地表现出边防城市的封闭性和防御性特征，既有中原城市的对称与规整，又有边关城市的独特性创造，历代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锁阳城，使其成为中国西部土质建筑史上的奇观。

在锁阳城内城的东南角角墩，内城西门、内城西墙北段、内城西北角墩、内城北墙、内城北门，发现了至少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修补、夯筑的痕迹，而外城和羊马城几乎看不到修补夯筑的痕迹。由此笔者认为，锁阳城的外城和羊马城是属于唐代鼎盛时期的建筑遗迹，而内城则属于西夏、元、明时期在唐瓜州城的基础上补建和重建的建筑遗迹。这些建筑遗迹的最大特征是既吸取了中原城市区划分明、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又具有边关城市封闭性和防御性的特点，可称得上是古代边关城市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符合实战要求的典型标本，是中国西部边关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观。锁阳城遗址的建筑规模是新疆交河故城的两倍，其城墙的总长度略小于高昌故城，在中国现存古城遗址中，可与新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相媲美。

总之，锁阳城起始于两汉魏晋，隋唐间渐趋完善，西夏时期一度兴盛，元明时期逐渐衰落。

锁阳城形制演变序列与建筑序列清晰，整体布局与各功能区配套完善，是唐代城市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边防城市功能日趋繁复多样、发展完善的标志，对丝绸之路沿线乃至整个中亚、西亚的城市建设布局及城市功能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西夏时期是瓜、沙地区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是佛教文化发展和贡献最为突出的一个阶段

锁阳城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这就是西夏统治河西的190余年，刘玉权先生在其《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一文中，着重提到西夏政权是统治瓜、沙二州时间最长的一个割据政权，同时，在西夏统治瓜、沙二州期间，西夏国王李仁孝一度驻守瓜州，从事各类佛事活动，由于国王的喜好，瓜、沙二州新建和改建的石窟多达90多座，堪称全国之最。尤其是瓜州境内新开凿的西夏石窟占全国首位，沙州境内的莫高窟反倒是以改建和补建的西夏石窟较多，笔者根据锁阳城东塔尔寺遗址发现的泥梵塔中的西夏文“六字真言”和榆林窟第16窟外室洞口北壁的阿育王寺题记，发现西夏王朝在统治河西瓜、沙二州期间，锁阳城遗址作为西平监军司的治所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西夏王朝在佛教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是瓜州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其佛教艺术成就堪称西夏佛教文化艺术史上的巅峰。

（四）锁阳城遗址区内遗存是相关历史研究的活化石

锁阳城遗址保存了我国古代最为完好的军事防御体系和农业灌溉体系，同时也保存了古代最完整的军事报警系统和边关城市建筑系统，是我国古绿洲沙漠化演进过程中最典型的标本，是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也是我国西部和丝绸之路上惟一的、最具代表性的古代边关城市的典型范例。锁阳城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是集古城址、古垦区、古寺院、古墓群等多种遗迹为一体的古文化遗存地。锁阳城从汉唐到西夏、元、明时期，一直是古代瓜、沙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宗教文化中心，又是古代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一座重镇，在我国西部和河西历史文明进程中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锁阳城遗址处于全国惟一的国家级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的科学实验区，其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丰富的内涵为国内罕见。

锁阳城地区因人为作用导致的开发地域的转移及其水流状况的变化乃是锁阳城绿洲古垦区沙漠化过程的主因。其沙漠化过程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的生动教材，对于今天绿洲地区的开发建设及其沙漠化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锁阳城在古代丝绸之路和亚欧交通线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瓜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区段，古代亚欧交通从汉到宋元盛而不衰，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很多是在这里进行的。锁阳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古城之一，它作为唐河西重镇——瓜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古代史唐代瓜沙地区的断代标志，是丝绸之路自开通到发展、繁荣、衰落，最后到消亡千年历史的缩影。在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中世纪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证了丝绸之路不同历史时期东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历程。

综上所述，锁阳城是古丝绸之路咽喉要地上的一座重镇，东与嘉峪关，西与阳关、玉门关遥遥相望，共同扼守着古代中国的西大门，是构成古代河西军事防御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边防军事重镇，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国家的安全、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发展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汉唐时期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自开通到发展、繁荣，直至衰退整个阶段的主要交通干线，沿线像锁阳城遗址这样保存较为完好、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古城遗址极为罕见，可供调查、发掘研究的更为少见。锁阳城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与结果，是其他遗址所不能替代的，是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古代城址布局、筑造、功能设置及绿洲沙漠化演进过程中的典型标本。

在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由于“第五道”的开通，致使丝绸之路北移、玉门关东迁至瓜州境内。丝绸之路经瓜州取道哈密直达北疆，瓜州（锁阳城）担负起了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中心位置角色，其在丝绸之路上的显赫位置是其他遗址所不可替代的。

锁阳城不仅是丝绸之路自开通到发展、繁荣阶段主要交通干线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古城，它在丝绸之路晚期（丝绸之路结束阶段）的西北仍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西部多个少数民族游牧、迁徙、居住地，尤其在西夏时期，西夏民族信奉佛教，在瓜、沙一带开凿和重修了90多座石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成为丝绸之路上难得的研究西夏民族的珍贵资料。锁阳城遗址起始于汉，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五代、西夏、元、明时期又成为历代王朝经营河西的重镇，是控扼河西、雄视四方的重镇。

（原文刊载《丝绸之路》201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