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阳城的历史演变

北京大学　王北辰

废墟既然原名苦峪城，那么锁阳城之名又起自何时？查道光十一年（1831年）成书的《敦煌县志》“古迹门”内记：“苦峪城，废瓜州东，东至肃州四百里。”苦峪城即今锁阳城，但书中并未记它另有锁阳之名。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保廉随父西行曾过瓜州，后来他在其《辛卯侍行记》卷5中记到了苦峪城，文云：“上达里图，即前明苦峪城也，今废，亦称碱泉子。”也不记它另有锁阳城之称。从这两种对当地地名记载较详的书里可以知道，此城直到清末尚无锁阳城之名。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的陈万里曾西去敦煌考察，1926年，发表了《西行日记》。他在记布隆吉城的一段里提到了锁阳城即苦峪城，这表明了锁阳城之名起自民国初年。

苦峪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实录》“永乐三年十二月”条：“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言，哈密归附头目买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户，居苦峪里，告饥，乞以预备仓赈之，从之。”《明实录》称苦峪为里，可知它是县级之下的一个小行政区，在哈密人来附之前，苦峪已有村落。但仅从字面上看，还不能肯定当时当地是否有城。明永乐以后，史书里陆续出现有关苦峪的记载，兹将《明史·西域传》之记载摘引如下：

宣德十年（1435年），蒙古一部为哈密人所侵，“乃率部众二百余人走附塞下……诏边臣发粟济之，目令议所处置。边臣请移之苦峪，从之”。

正统六年（1441年），“初，困即来（蒙古首领名）之去沙州也，朝廷命边将缮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谢恩，贡驼马，宴赐遣还”。这是第一次出现苦峪城的记载，记的是“缮治苦峪城”。可见，苦峪原已有城，这次不过是再加缮治，原城建自何时则不明。

成化十年（1474年），“吐鲁番久据哈密，朝命边臣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这次当然仍是修治旧有的苦峪城，值得注意的是，从此苦峪就不再是一个里级的最小行政区，而是升格成了哈密卫的治所。

弘治七年（1499年），兵部右侍郎张海等，遵朝廷的保守政策，闭嘉峪关，弃哈密，修缮苦峪城。

正德九年（1514年），哈密及吐鲁番叛乱部落，袭掠苦峪及沙州。

《明史·西域传》还概括地记载，明朝以嘉峪关之外为西域，正德以后，对关外进一步采取了弃置政策，不复经营，从而，关外诸城反复被吐鲁番、哈密、蒙古等各族各部所争夺、破坏，其后各城（包括苦峪城）的情况也就不再见于记载了。对于这种情况，乾隆三年（1738年）的《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建置沿革”条概括记云：“正德中，（安西卫）徙肃州塞内，嘉靖三年闭嘉峪关，其地遂为吐鲁番所有。”同书“柳沟卫、苦峪城”条下又记：“正德后，吐鲁番益张，苦峪诸城皆为所残破。”清人修志时，距明不远，而且其书又以明朝万历年的《肃州志》为基础，所以上记概括是可信的。

上举各条史实表明，从永乐初年至嘉靖三年（1403—1524）的120多年间，苦峪城或者作为蒙古部落的临时驻牧之地，或者作为哈密人的避难居留之所，一直是各族、各部混居的地方。在此期间的苦峪城也一再得到修治，遗憾的是明代史书不曾记其建自何时。

苦峪城在明代还是哈密—肃州（今酒泉）之间的交通必经之地，事见下列各记：

经略过哈密的马文升（1426—15l0），撰有《兴复哈密记》，其记哈密通中国的路程云：“吐鲁番至哈密十数程，中经黑风川。哈密至苦峪又数程，皆绝水草，贡使往返必驮水草然后行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34册“九边四夷”部，引明代某人之《西域土地人物略》云：“赤金（今玉门市西之赤金乡）西百五十里为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城中有三塾，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塾子，塾西有塔……”

《明史·西域传》“沙州卫”条下记：“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

以上三种记载一致表明，明代嘉峪关外的东西交通路是要经过苦峪的，这和后来清代这个地区的东西交通道路显然不同。关于清代，《重修肃州新志》所收“西陲记略”载，出嘉峪关西去安西，途经卜（布）隆吉、双塔、小湾等地，也即基本沿疏勒河直走，并不折经苦峪。其后如洪亮吉的《伊犁日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等，所记西行道路也都如此。明、清两代嘉峪关外道路之不同，反映了关外各地开发的先后不同。在明代，苦峪地区农牧业混交，各族居民集中，因而成了荒漠中的交通必由之处。到了清代，苦峪城已经残破，而疏勒河沿岸村镇兴起，所以东西道路也就改为沿河直走，不再折向苦峪城了。

关于苦峪城更早的历史情况，清代乾隆初年的一篇考察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

乾隆二年（1737年），安西地方官黄文炜主编了《重修肃州新志》（1984年酒泉博物馆校点排印），其“柳沟卫分册”内有“苦峪城”专条，文章的前半部是建置沿革及史事，后半部则是对城内外景象的记叙，兹录其后半部原文于下：

按，关外俗称达儿兔即苦峪之谓，所以靖逆本名苦峪，人谓之达儿兔。兹苦峪城，人称上达尔兔，以别于靖逆也。今遗有空城，规模颇为雄壮，关厢亦大。城内荆榛、颓垣、败墙相望，井尚有水并木栏。又有一道干河，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城壁佛像甚多，大抵番僧所为。城外北面多红柳黄茆，耕地尚少；西、南二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错纷然。穷其渠道所由，在西北几二百里，于靖逆之上龙王庙疏勒、昌马二河会合处引来，今俱干涸无水，渠身砂砾，所以此城遂废。城东半里有大寺遗基一所，墙址稍存，中间大塔一座，基高丈余，塔高数丈；前有小塔五座，亦尚高三四丈。土中寻得半截断碑，见后。

唐朝断碑，在寺基内，字画不甚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之极佳者，亦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联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议潮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意与前略相仿，似颂曹议金之语。夫张、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统。此处总系瓜州地方，但当日此处地名，碑文缺落无考。(www.daowen.com)

这篇文字显然是修志当时一位很有观察力的人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乾隆七年（1742年），安西地方官常钧撰《敦煌杂抄》收录了此文。

依记，苦峪城的残破，大致在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之后不久。按此粗略推算，作者访古登临所看到的乃是城废之后200多年的景象；而他所描述的那幅景象，距离我们现在却又相隔250年了。

作者记，城外有河，城东半里有寺。参照前引明某人的《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记“城东有河”一句，可证其河在城之东，而寺则在河之畔。按寺内残碑所记，其河是唐代张议潮为兴农而开，其后又经曹议金修浚。查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湟，受命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事在唐大中五年（851年），河渠之开，即在其时。张氏之后，当政者历经更替，曹议金上台事在贞明五、六年（919—920），河渠之修浚应在其时。至于这条渠道的湮废年代，则难以推断，但从作者见到的迹象“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而论，可以推测其湮废与苦峪城的残破略在同时。

关于渠道的大小，作者说它“极阔”，并说它引自靖逆卫是昌马、疏勒两河会合之地，流长二百里。按，当时的靖逆卫，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被改为玉门县，其地即今玉门市西的玉门镇。所记昌马、疏勒两河会合之地，从现代地形图看，指的应是布隆吉东北的九道沟，亦即昌马河最西的支流与疏勒河相汇之处。这条引水工程的遗迹有待于实地考察，但从现代地形图看，河道选择的是鹰咀山前、昌马河洪积扇的边缘地带，它不但是从布隆吉向锁阳城缓和倾斜的地带，而且沿途又是山前的泉水溢出带，其选择科学合理。至于这条古渠道是否有重开的价值，还有待于从现代经济地理观点进行研究评价。

关于渠和城的存亡关系，作者认为是由于渠道被砂砾所湮而城亦废，这当然是他的一种推测。但更可信的推测，则是渠道一直沿用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因为作者见到的干河床，形迹明显且两岸有树，它的干涸、被湮应该不会比200年更久。正是由于这里有灌溉之利，所以早在永乐之前即有苦峪里，直到嘉靖年间，常被当作安置各部族驻牧生活的地方，且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处。嘉靖三年（1524年）闭嘉峪关，苦峪城屡遭破坏，终于废弃。或者在城被破坏之时渠亦被毁，或者城既废弃，渠道也陷于无人管理，所以它才日益湮没。

作者对唐代残碑的摘要很有价值，他所见到的唐碑，今已不存，碑文大意全靠他的摘记才为后人所知。碑文的记载，把苦峪城的历史推到了唐大中五年（851），它反映出早在唐大中年间（859—860），当地就已有了聚落以至城镇，否则的话，张议潮也不会把灌渠引向人烟稀少的戈壁滩。

250年前，作者在苦峪城上眺望到的景象，和我们今天眺望到的景象又是迥乎不同的。他所描述的景象，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足以与现在锁阳城地理景象作对比的1737年的历史地理横截面。当时，“城外北面多红柳、黄茆，耕地尚少；西南二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错纷然”。而现今古城的西、南两面是“登古城南望，戈壁浩瀚，祁连山白雪皑皑；北、西两面碧草如茵，与蓝天相接；东面沙丘、沙梁起伏，如黄龙出没”（据《中国名胜词典》“锁阳城”条）。又，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并成先生曾到锁阳城做过考察，承他告我：西、南两面城外，地表为盐渍土结壳，平坦辽阔，有风蚀现象，灰白色的地面上散布着一二米高的红柳沙堆或白刺沙堆；城东是一片粗砂戈壁，渠道只有依稀可辨的遗迹，不见树木；城北是盐碱土的干草地，耐旱的植被稀疏，景象荒凉，几十里外的桥子乡，土地才较湿润，才有农场。上述自然地理的变化，发生在250年间，250年来的地理演化，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个地区自然环境演化的线索和依据。

关于苦峪城更早的历史，如作者所记：“此处总系瓜州地方，但当时此处地名，碑文缺落无考。”那么，在唐代地理书的瓜州部分里，能否找到一点有关它的记载？为此，首先要弄清唐瓜州治所晋昌县城的地址。据乾隆三年（1738年）《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建置沿革记：“本朝经理关西，始建安西镇城。原在布隆吉，至雍正五年，始于今大湾地方，杜尔柏津西北，建筑新城，于雍正六年告竣，遂移旧安西文武，驻扎本城，屹为重镇。”可见清之安西城（今之老城）先建于布隆吉，又移建于大湾地方，它并非唐瓜州之故址。

关于唐瓜州城址，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陶保廉提出，要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瓜州与肃州、沙州间的距离去推求它。按《元和志》瓜州（治晋昌县）的“四至八到”记载，瓜州东南至肃州480唐里（下同），西至沙州三百里，也即其东南至今酒泉、西至今敦煌的距离比例为8∶5。按这个比例推求，则唐之瓜州城应在今疏勒河中游的双塔村附近。陶保廉此说取自俞浩的《西域考古录》，看来此说很有道理，值得重视。

仅凭瓜、沙、肃三州间的距离，以推定瓜州城的位置，根据当然不够充分。为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考核一下双塔村附近的地理形势，是否可以相当。《西域水道记》卷3“疏勒河”条下记：“疏勒河自月牙湖塾西流十里，迳双塔堡北。又西流里许，南岸有二沙阜，相去半里，阜巅各有小白塔，是即堡所由命名也。《肃州新志》云：双塔不知创于何代。其地峰回路转，河水湾环，林木葱茜，徘回瞻眺，顿涤尘襟。”如所描述的双塔一带的地理环境，与唐瓜州城是可以相称的。

除上举论证根据外，还可以举出另一项历史记载，以为推求唐瓜州城位置的佐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于贞观三年（629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当地人所介绍的当然是个大致的地理轮廓。于是玄奘法师在瓜州城找到了一位向导，“于是装束，与（向导）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沙填草，驱马而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之葫芦河，显然是指今之疏勒河，而葫芦河之名至今仍保留在它的一支小支流上，它就是流经今双塔村的兔（土）葫芦河。《西域水道记》卷3记之为札噶尔乌珠水，“……土葫芦沟，有水自沟发，是为札噶尔乌珠水，谚曰窟窿河，北流二十余里，经双塔堡东半里……《肃州新志》言，窟窿河，多大穴，上小下宽，盘涡湍急，深邃不测……引唐岑嘉州诗为证……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

唐瓜州城，按《慈恩传》所记，应求之于疏勒河南约50里某地。陶保廉所举之双塔村，就其与沙、肃二州的距离而论，虽可当于瓜州，但其北距疏勒河则不过30里，又嫌其过近。欲求兼备上述两方面条件的地点，则只有双塔村南的桥子乡。其地东距酒泉、西距敦煌的里数，略合于《元和志》所记，北距疏勒河的里数，也近于《慈恩传》所载，且位在平地，宜于耕牧，可以相当。从地名上看，它原名堡子城，反映了当地原有城堡，这也是瓜州古址的一个反映。从种种条件看，桥子乡恰可当于唐瓜州城址。

唐玉门关并非汉玉门关，据《慈恩传》记，关在葫芦河沿岸，玄奘午夜到河南岸即能遥见。然则玄奘所到的河南岸又是何处？按，玄奘自瓜州出发，是趋向疏勒河，其所选道路当是循土葫芦沟向北，从而他所到的地点大致应在今双塔村北的双塔水库南岸。从地形看，疏勒河自双塔向西，两岸为山地所夹，今之双塔水库正是利用两岸山地所夹的一段盆地而建。已被淹没了的这段山谷，形势险要易守，唐玉门关就选建在今双塔一带，故址极可能就在水库的东口某地。但《元和志》“瓜州、晋昌从县”条下又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对此，贺次君辑校引清人张贤驹的考证云：“二十步或作二十里。”“二十里”虽然比“二十步”合理，但仍不可信，因为本文已经论证了瓜州在今桥子乡，然则桥子乡以东20里，地势平坦，岂有足以置关扼守之处？唐人又岂能弃河谷不守而在平地置关？把《元和志》和《慈恩传》的记载一加对照，再从地理上加以审度，我们就会相信《慈恩传》所记当时情况，而不采用《元和志》的记录了。

在上述各地址考定的基础上，可以复原玄奘法师在瓜州的行径，他在夜幕降下时离开今桥子乡，取道土葫芦沟北行约50里，到达今双塔村北、水库南岸某地，玉门关即在其附近。其处疏勒河面甚阔，法师在少胡导引下，向上游又行十多里，找到了较窄的河面，于是斩木架桥，渡到北岸，处理了向导问题后，西去求经。

是否可以把锁阳城比定为唐之瓜州城？否，因为这样比定将会遇到两个难以解决的地理问题，一是锁阳城北距疏勒河约80多里，比《慈恩传》所记50里远得多；二是《元和志》记：“雪山，在（晋昌）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今锁阳城南距最高峰鹰咀山，水平直线距离也不过90里，也不合《元和志》所证，所以不能把锁阳城比定为瓜州。

《通典》卷174《晋昌郡》下记：“南至新乡镇一百八十里。”这个里数肯定是误记，因为《元和志》明记，晋昌城南160里即是雪山，然则在雪山深处又20里，岂能有一个新镇？从现在地理看，桥子乡南，可以相当于镇的地方惟有锁阳城废墟。既然《通典》所记的距离显然不合理，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锁阳城所在地就是瓜州晋昌县下的新乡镇。这样的话，张议潮于大中五年（851年）下令开渠引水以利农垦一事也就更易于理解了，因为早在此之前，其地已有新乡镇。

（原文刊载《丝绸之路》201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