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　张德芳

90年代初期，甘肃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这批重要的地下材料，或可补史籍之缺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对于研究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邮驿、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目前，这批简牍文书的分类整理工作已基本告竣，即将公之于世，供学者们利用。

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其他遗物3000多件。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目前，简牍文书的记录、登记、编号建档、文字考释、照片拍摄以及其他器物的分类整理已基本告竣，不久，即可付诸剞劂，公之于世。

悬泉置遗址出土如此众多的两汉简牍，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批居延汉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我国秦汉史、西北地方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和两汉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专门史提供了丰富资料。经过整理考释，现已编号者17803枚（另有4000余枚因难以释读，不在其中），有明确纪年者1900余枚，占全部简文的10．6%。最早纪年简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主要反映这两百多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实。这批简牍按形制分类有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6种；按内容分类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有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册子40多个。对于研究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邮驿、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

首先，作为邮驿机构的产物，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我国古代邮驿制度经过周秦时期的创立发展，到秦汉时期已进入基本成熟和完善的阶段。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对秦时期邮驿制度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而悬泉简中丰富的邮驿资料，将使两汉时期邮驿制度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简文记载，悬泉置当时全称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是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敦煌郡当时有厩置九所，悬泉置当属其一。其余有鱼离置、遮要置、龙勒置、广至置、效谷置、冥安置、渊泉置（总数缺一）等。悬泉置有官卒徒御37人（另一简记载为47人），传马40匹左右，传车少时6乘，多时15乘。分管具体事务的吏员有置丞、置啬夫、厩啬夫、仓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置佐、置令史、置史、置司御，厩佐、厨佐、传舍佐、邮书令史等。分担具体工作的有置卒、置御、置奴等。置和驿是两种不同的邮驿机构，功能有区别。驿以驿马传递为主，置以传车接送为主并兼递部分邮件，有些驿、置又合二为一。敦煌郡辖境除上述9所厩置外，还有12个驿，它们是：万年驿、悬泉驿、临泉驿、平望驿、龙勒驿、甘井驿、田圣驿、遮要驿、效谷驿、鱼离驿、常和驿、毋穷驿等。驿置以下最基层的单位当属亭。敦煌郡邮路所设的亭，简文中可知名者近60个，它们是：西门亭、乐望亭、效谷亭、月春亭、临泉亭、毋穷亭、平望亭、都亭、安乐亭、胡堆西亭、甘井亭、山上亭、万年亭、昌安亭、博望亭、鱼泽亭、遮奸亭、李子亭、北阑亭、磨山亭、破羌亭、冥安亭、渊泉亭、双泉亭、宜岁亭、远望亭、遮要亭、小效谷亭、临农亭、长乐亭、异众亭、常乐亭、石靡亭、河南亭、谷水亭、余吾亭、卫泉亭、驷望亭、胡城亭、茂美亭、临渠亭、孤山亭、榆中亭、乐义亭、安乐亭、服羌亭、望都亭、美稷亭、要泉亭、步广亭、禁奸亭、承塞亭、广汉亭、通关亭、安汉亭、临泽亭、石渠亭、安羌亭等。悬泉简中很少见到邮，仅石靡邮、悬泉邮二处，且都出现在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的纪年简中。可知西汉时只设亭而不设邮，只是到了东汉才有了邮的建置。通过对上述邮亭驿置的考索研究，可以看出它们的各自功能、相互关系和整个邮驿系统。对邮件的封发、传递、签收，简文中亦可看出当时的若干规定。比如“以邮行”、“以亭行”、“亭次行”、“县次行”、“驿马行”、“驿马驰行”、“吏马行”、“吏马驰行”、“驸马行”、“亭次走行”、“太守府以次行”、“廷次行”等就是根据公文信件的性质、重要程度以及道里长短对传递方式的具体规定。这些虽在以前的居延简中亦可见到，但悬泉简中反映得更为充分。至于对传递速度、到达时间的规定同样十分具体。悬泉简中发现的一些里程简就是制定这些规定的依据。其中有一枚详细记载了河西走廊从苍松（今古浪）至渊泉（今玉门境）的驿置里程（II90DXT0214（1）：130），恰与70年代出土的居延新简中的一枚里程简（EPT59．582）内容衔接，不仅可以勾勒出丝绸之路东段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路线和道里远近，而且对研究两汉时期有关各县城址的具体位置具有重大价值，通过研究，可以更正《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有些汉代城址的误标。(www.daowen.com)

其次，悬泉置地处中西交通必经之地，作为驿置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负责接待朝廷官吏和各国使者，因而悬泉简中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国使者途经悬泉置的有关记录，是研究丝路贸易和汉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如：“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泉厩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所置前橐罢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II90DXT0216（3）：137）“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一丈。死县泉置”（II90DXT0214（2）：53）“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自来鄯善王副使姑彘、山王副使鸟不奉献诣行在所，为驾一乘传。敦煌长史充国行太守事、丞晏谓敦煌为驾，当舍传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西。”（II90DXT0214（2）：78）诸如此类，共有300多条，所涉及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24国，一些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在悬泉简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有些甚至相当具体。乌孙号称西域最大国，有户12万，口63万，胜兵18.8万多。汉代经营西域，同乌孙的关系最为重要。悬泉简中有关乌孙的材料十分丰富。长罗侯常惠六到乌孙，《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共18枚简，为一完整的册子。反映长罗侯常惠及其部属路过悬泉时盛馔接待的情况。此外，解忧公主、冯夫人、少主等人或者途经悬泉，或者上书朝廷，悬泉简中都有相当记载。甘露年间，乌孙内乱，分为大小二部。此后大、小昆弥为借重朝廷，使者络绎于途。从元封年间公主和亲到西汉末年的一百多年，乌孙与汉朝的关系由邻国而盟国，由盟国而属国，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悬泉简中关于乌孙的材料具体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变化的发展过程。车师是西域的重要国家，地扼西域东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汉时，曾发兵五征车师，东汉时又多次派兵屯驻于此，因而，悬泉简中关于车师的记载也相当丰富，是研究汉与西域、汉与匈奴关系难得的资料。此外，悬泉简中还保留了西域都护以外中亚国家与汉朝的来往情况。如罽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祭越、钧耆、披垣等，而后3个国家在过去传世史籍中未曾见过，是研究中亚史的新材料。

再次，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近百枚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简牍，是研究羌族史的新资料。除“护羌校尉”外，简文中有4种与羌族有关的官职史书无载：护羌使者、主羌使者、护羌都吏、主羌史。其中“主羌史”，为敦煌太守的属官。敦煌地处西陲，境内羌人由太守府专设“主羌史”管理，是有异于内地的制度。悬泉遗址中还出土一个归义羌人的完整册子和散简数枚，反映了活动在河西的羌人种落以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各归义羌人有“王”统治，同甘青地区出土的“汉羌王印”、“归义羌侯印”一样，是汉朝对羌人实行羁縻政策的明证。有三枚羌人发生争斗的诉讼文书，虽不出于同一探方，但从书法笔迹、木质材料以及内容上看当为一个册子的一部分，三条简文内容连贯，极为生动：“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外归谷，与归何（人名）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人名）子男芒封（人名）与归何弟封唐（人名）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人名）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四十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九头。以其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狂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II90DXT0214（1）：124；26；T0114（3）：440）。徼、儌相通，师古曰：“徼外犹塞外。”河西走廊南北均有塞，北塞为阻隔匈奴，南塞当隔绝羌人。简中所指“儌外”，当指河西走廊南边塞而非北塞。从简文看，他们虽居塞外，但发生纠纷还要告官处理，说明他们已经归顺为郡县官府管理下的臣民。此外，羌人常受到朝廷和汉族官吏的压迫，悬泉简中常见羌人被充作奴婢的记载。神爵二年，羌人反叛，朝廷派赵充国和辛武贤调兵镇压，这在悬泉简中亦有具体反映。

悬泉汉简虽以邮驿资料见长，但鉴于当时邮驿机构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简文内容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中33位敦煌太守及其具体活动的记载，结合史籍，可以排出他们任职的先后序列；敦煌太守及其属吏除补升转的记载，是研究地域政治史的极好材料；市场物价的详细记载，可以折射出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涨落起伏。丰富的律令文书和罪徒流徙材料不仅对研究汉代的法律有重大参考价值，而且对敦煌地区的人口构成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戍卒名籍不仅可以看到戍卒的更替和生活状况，还可从不同的籍贯看到内地与边郡的广泛联系。在科学文化方面，简中的历谱、医方、日书以及一些古籍残篇如：“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也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V92DXT1812（2）：119）。“之祚责。恶衣谓之不肖，善衣谓之不适，士居固有不忧贫者乎？孔子曰：本子来”（I I90DXT0114（5）：71）。“欲不可为，足轻财。彖曰：‘家必不属，奢大过度，后必穷辱责其身而食身，又不足’”（I I90DXT0314（3）：14），都是研究有关问题的极好材料。此外，简中反映的书法艺术、文书格式以及服饰、饮食、兵器、车具、马匹等方面的材料，也都极大地丰富了有关问题的取材范围，是这批简文的重要内容。

（原文刊载《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C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