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

浙江大学　褚良才

敦煌，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在敦煌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它的先民是谁？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为了什么而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光辉灿烂的遗产?为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敦煌的地理及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北纬45°10′，东经94°40′。敦煌自古以来夹在西域、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间，是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和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一大边关要塞。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为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绸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连；西北行出玉门关，沿丝绸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敦煌南行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逾阿尔金山，则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

敦煌是丝绸古道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在宋代新开海外贸易之前，他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络中原和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2编）之一。

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欧洲大动脉”，为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处以国际商道的重要地位并发挥着枢纽作用，曾把太平洋文化和印度文化甚至地中海文化联为一体，开发、集散首当其冲。而敦煌则成为丝绸贸易繁忙的补给站和中转站。

公元前14世纪到13世纪，新疆与内地之间，就有了稳定的交通路线，可以西通西域，东达中原。在战国时期，新疆玉石，经常运往内地。先秦文献中对玉的记载好多，《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昆仑玉的记载。至于汉代张骞凿空”通西域之前丝路进入西域地区的事实，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还有大量实物证实。

《三海经》中多次提到昆仑、流沙及三危山等。如“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之丘”。昆仑即西域南山，今之昆仑山；流沙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皆为途径敦煌到达之地。尽管古籍中对这些记载较为简单，并杂有不少神话，但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古代新疆地区与内地之间早有交通往来，而敦煌则是必经之路。古代，这里是一个沙漠绿洲区，水草丰茂，有众多诸如三苗、火烧沟人、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徒居这里，从而使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和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通过敦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季羡林教授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好、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在敦煌和新疆地区吐鲁番等地区的建筑、石窟艺术中，到处看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如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莫高窟壁画上画着的玻璃器皿，有的表现出萨珊的艺术风格；在新发现的丝织品上也有伊朗风格的图案等等。从许多方面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四种文化的交会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历代学者们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的译音，而都货罗即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山的月氏族。也有人认为敦煌可能是古代吐火罗人的简译，说是吐火罗人在《三海经》中被译为“敦薨”。也有学者据“祁连”是匈奴语中“天”的译音，判断与“祁连”相提并用的“敦煌”也应该是少数民族语等等。

“敦煌”一名的最早来源尚难确定。东汉应劭曾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亦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尽管应劭或李吉甫的解释可能异于敦煌的原义，但这一解释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东汉人和唐代人就是这样理解“敦煌”一词的。在敦煌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敦煌”一词的理解就是“大也”、“盛也”，也就是开拓、兴旺、发达。确切地说，就是“开放性”和“兼容性”。“敦，大也”即指其开放性；“煌，盛也”即指其“兼容性”。我们应该重视“敦煌”一词的这些基本含义。

敦煌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朝通西域的道路，出河西走廊后，沿沙漠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一带，西达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北道经车师前（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直抵安息、大秦。南北两道的起点均在敦煌。在这条遥远的通道上，中国的商品不断运往西方，而其中以丝绸最为有名，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意为“丝国”，所以，后来欧洲历史学家就把这条联系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

这条古路曾今联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在这条古道上也传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敦煌正是因此而将古代四大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骞“凿洞”后，中国使者西去和西域商人东来，中国的许多珍贵产品流向西域，而西域的许多珍贵产品也源源不断输入我国，丰富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敦煌就是这一通道上旋转了几千年的中轴枢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敦煌的历史兴衰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夏代时，敦煌地区已有人类的活动。据文献记载，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从此，匈奴单于驻在敦煌一带。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西匈奴，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又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西域的门户，敦煌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汉书·西域传》云：“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甘肃永登）以西，初值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敦煌郡的建立及防务的强化，是我国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敦煌既是我国历史上外通世界各国的窗口，又是内联中原的枢纽，古丝路三道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为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中原王朝向西进发，西部少数民族东进关陇，华夏文化由此地转向西方，西方文明也通过这里转入内地，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也是出塞、出关的必经之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起着促进、保护、维护、开发、畅通的重要作用。

西域文化科技（包括西域的音乐、乐器、乐舞及舞蹈艺术）的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哲学、艺术的传入，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深远影响。同时，中国的丝织品也大规模地向西方输出，中国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传到了西方，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亦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东汉永初元年（107年）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六年（119年）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望门在敦煌逐渐扎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以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在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一千多人，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敦煌虽有近20年没有太守，但在当地大族望门的控制下，保持了相对平静。

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路上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这种繁荣一直保持到西晋。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在周生烈名儒身份参加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显其能。20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出土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了。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和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这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已传入了敦煌。(www.daowen.com)

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在公元244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教东归。他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竺法护的弟子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后凉、北凉曾先后统治河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在中原扰攘不堪时，局势相对比较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伴随着中原文化的西迁和五凉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重视，在继承汉晋传统的基础上，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大放异彩，呈现出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占据敦煌、河西的统治者都能注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学，为当地的和外来的士人著书立说、设管授徒提供便利。如李蒿还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祁嘉、刘昞、索敞、张湛、宋繇、阴兴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有许多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在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著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朝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除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大大促进了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据藏经洞出土的S.797号写卷记载，公元406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僧人就有20人。至北凉时，这里已是“道俗交得，多有塔寺”了。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也出现了单道开、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修习禅定的高僧。修习禅定需要安定的环境，因而禅僧多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去开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禅僧乐僔在距离敦煌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僔师窟侧建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

北朝时期的敦煌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朝代，北魏控制敦煌后，在此设镇，仍把它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正光五年（524年），敦煌镇改为瓜州，以宗室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元荣任刺史历北魏、西魏两代。北周时期敦煌是宇文王朝的西部重镇，武帝灭佛虽曾波及瓜州，但未影响敦煌佛教的发展。

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信佛事，还亲自出资在敦煌开窟造像，莫高窟在北魏和西魏时期可考的洞窟有18个之多，多数是人字坡前顶、中心塔柱窟和部分覆斗顶形窟。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使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元荣还广写佛经，以做功德。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经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了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浑则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隋炀帝继位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从而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也再度被打通。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笃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兴佛事，促使敦煌的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601年），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如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至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的写经，反映出了这一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已占用重要地位。受内地影响，大乘佛教思想也开始在敦煌流行。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塔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佛教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两千年历史上的全盛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敦煌这颗丝路明珠，此时更加璀璨夺目。敦煌的社会经济更是高度发展。据藏经洞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唐前期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力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罐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扩大，农业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天宝时成为敦煌有史以来户口最多的时期。

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而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珠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艺术等，也继续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十分繁荣。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除了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敦煌艺术中保存的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道经写本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道教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敦煌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佞佛的世家大家族的倡导下，一直缓慢而平稳的向前发展。见于记载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开窟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敦煌不断的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虚而入。建中二年（781年），敦煌被吐蕃占领。吐蕃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并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以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13所增加到17所，僧尼由311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以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老百姓。译经活动也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然后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益盛。每所寺院都有专门从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了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院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寺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的兴建，这一时期敦煌莫高窟仍开窟不止，除继续完成了前代开凿的9个窟和重修了28个洞窟外，由新建了55个洞窟。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

由于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暴虐统治和奴役，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据了沙州和瓜州，并遣使归顺唐朝。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洲设归义军节度，授张议潮节度使、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原文误为“河西陇右十一观察史”——编者注）。当时在归义军张氏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对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向社会各个阶层发展的势力，未加干预。归义军统治者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公开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和依附人口，致使僧尼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100人以上，在17所寺院之外，又出现了兰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归义军政权，所以其社会势力的发展对归义军有益无害。在沙州僧官的倡导下，沙州寺院和当地居民在举行佛教仪式、佛教活动时，大多要为归义军首领及其下属祈福或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由归义军节度出资兴建的洞窟，窟中的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而是祖宗三代、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的列序家谱、光耀门庭的家庙了。在第156窟还出现了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规模宏大的张议潮夫妇的出行图。

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议金执掌政权，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家族采取了一些有效地措施维持其在瓜、沙的统治，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努力搞好关系，并奉中原为正朔。这些措施使其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为密切中原王朝与他们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北宋建立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去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在西域各个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写的佛教著作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在敦煌传布，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了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地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重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而且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们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家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族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下，敦煌的佛教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廷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佛窟的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由于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也日益松弛。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于世俗政权的扶持。

在瓜、沙归义军曹氏统治的时期，沙洲回鹘崛起了，一跃而成为瓜州地区的主宰，控制了沙洲地区的局势。处于中西交通咽喉之地的回鹘，由于长时期接受“善国神乡”观念的熏陶，“奉释氏为最盛”在敦煌不仅遗留有回鹘文佛经、佛画以及在窟中大量的回鹘文题记，并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大量修窟造像。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从这年起直至西夏失国，共统治敦煌191年，是敦煌建郡以来历时最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建石窟等活动盛行不止。

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攻占敦煌。在蒙古军队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和中原的通道。东西交通再度大开，丝绸之路又繁荣起来。西方的波斯、大食、印度、伊尔汗等国的商队经由敦煌络绎不绝往来与中国与中亚。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如汉、唐时期相比，加上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战略基地的作用只成为在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并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是国都的安危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军事重镇。

元朝统治者对佛教也非常崇信，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六种文字的《六子真言碣》，就是镇守沙洲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年）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依然在继续进行。元朝，是沙州的最后一次兴盛时期。汉族和蒙古、回鹘等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敦煌文化。

明朝在洪武五年（1372年）攻占了河西，沙州归于明朝。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的地位则进一步下降。在加上明朝的边防重点在北方，敦煌的战略地位和元代一样，其得失对全国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所以，明军并未在沙州设防，很快收兵东还，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以为国门。以后，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干线。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原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则完全关闭了嘉峪关，断绝了与西域的联系，敦煌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此期间，敦煌曾一度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领，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被佛教徒视作圣地、曾盛极一时的莫高窟，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象。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才重新设置敦煌县，从关内移民屯垦，荒芜了两个世纪的敦煌又重新复苏。

清朝雍正、乾隆时，清廷注意对敦煌的开发，敦煌的经济有所复苏，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高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11窟、228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二百多个洞窟。但由于此时内地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为无源之水。更因为此时敦煌的文化远远落后于内地，使得清代新开和重修的洞窟的艺术水平无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间，陕、甘、新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军在被清军追赶至敦煌时，尽毁莫高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

19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用信徒们施舍的钱，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官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英、法、日等国“探险队”盗劫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廷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了重大劫夺和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莫高窟，不仅仅劫掠了大批敦煌写本，还割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被打败的数百名白俄官兵逃窜到了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甚至在洞窟内挖坑烧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破坏严重。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精美彩塑。敦煌遗书和艺术品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他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20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世界性学科——敦煌学。

（原文刊载《敦煌学简明教程》2001年版，节选，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