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

敦煌研究院　李正宇

广至县，汉武帝所置，为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汉书·地理志》），历东汉、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及西魏，至北周武帝时废，延续存在670多年。《隋书·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条云“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渊）泉，合为凉兴县”。“大至”即“广至”。隋朝文人追述往事，避炀帝讳，改书“广至”作“大至”。人或以为隋改“广至”为“大至”，非也。盖北周时广至已并入凉兴县，隋代迄未重置，何谈更改县名？故知作“大至”者，仅隋人临文改字而已。亦如两晋之渊泉县，唐人撰《晋书》，避高祖李渊讳，改书作“闰泉”。其实，两晋只名“渊泉”，何曾改名“闰泉”？陈垣先生指出：“大至即广至。避隋炀帝讳追改；闰泉即渊泉，避唐讳追改，周时不名‘大至’‘闰泉’也。”^[70]是矣。

汉敦煌郡六所县城之所在，已有五所县城得到落实：

敦煌城即今敦煌市党河西岸故城；

效谷城即今敦煌市郭家堡乡东北的墩湾古城遗址；

龙勒城即今敦煌市南湖乡四清村古城；

冥安城即今安西县桥子乡南岔大坑古城；

渊泉城即今安西县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城壕湾子古城。

唯余广至城未能落实。一般认为即今安西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但疑点甚多，不足认定。由于广至城址未能落实，引起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广至县辖境及其垦区如何安置？其四邻关系及四出交通取道如何?自然面貌如何描述？该县建制何故早被撤销？该县业绩及古代名人（如东汉名臣盖勋）足迹何处追寻？等等。此外，还影响到对汉宜禾都尉诸候官，特别是昆仑候官辖段的论定；影响到对敦煌郡诸县布局及地缘关系的总体认识及把握。其牵涉面又不仅局限于本县一隅而已。

问题的确不少。如能对广至城认定落实，上述诸种问题有的可迎刃而解，有的则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故广至城的考定，实为开启上述种种问题大门的一把钥匙。

一、广至县建立与废毁的背景

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前，黄河以西至蒲类海（今罗布泊）为匈奴休屠王及浑邪王领地，境域辽阔而人烟稀少；只有族帐，并无郡、县、乡、里之设。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有其地及人众以降汉，武帝乃以其地分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新郡边防线上则分置若干都尉驻守之；诸都尉之下又分设候官、烽燧，划分地段，各司防务。初时，酒泉以西尽属酒泉郡，除都尉、候官驻守外，别无郡县乡里之设。

汉朝在酒泉以西到玉门关以东长达千里的防线上布置了数千守军。其人马粮料、装备物资，皆远自内地运来，乃议置屯田以济边需。于是各都尉候官在各自辖段内相度宜于耕牧之地开辟垦区。初遣罪徒，分发各都尉、候官屯田，即由各都尉、候官分别管领，犹如今日之劳改农场。继又陆续迁徙内地下贫民户来此垦种，前后不下数万人，其性质虽非“犯屯”而属民屯，但仍由各都尉、候官管领。于是，都尉候官所管，既有刑徒组成的“犯屯”，又有了自由民组成的民屯。由此，屯垦之事日繁。诸如耕作、水利、赋税、仓储、交易、户籍、争讼、治安之类民事日多，大大加重了军事防戍机关——都尉、候官的负担，不能不分散都尉、候官的精力，干扰军防正务。于是，有必要另置郡县乡里专治屯垦、诉讼、赋税、交易及其他繁琐民事。于是始置渊泉、广至、敦煌、龙勒等县及县以下之乡里。此数县者，初隶酒泉郡，约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析置敦煌郡，渊泉以西诸县划属敦煌郡。稍后，又在广至县以西置效谷县，在渊泉县西南部置冥安县，到元封六年（前105年）或稍后，敦煌郡统有六县矣。颜师古指出，效谷县“本鱼泽障也（宇按：障，为候官驻地，长官称尉）。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人或以为效谷县是从鱼泽障改名而来，但效谷县在西汉元封年代出现后，鱼泽障和鱼泽尉依然存在，西汉哀帝时司隶孙宝“左迁敦煌鱼泽障候”（《汉书·孙宝传》）；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汉简载有鱼泽尉送往敦煌郡府的簿书两封，皆盖有“鱼泽尉印”（见《敦煌汉简释文》2228号简），表明鱼泽障与效谷县两两并存。将这一事实同桑钦说鱼泽尉崔不意“教民力田，勤效得谷”之言合参，不难得出下面的认识：效谷县并非由鱼泽障改建而来，而是在鱼泽候官屯垦事业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就鱼泽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这里，桑钦说的虽是效谷县的由来，却可以反映西汉敦煌郡各县从无到有的一般规律：大多是在军管屯垦事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就各都尉候官垦区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据《汉书·地理志》及敦煌出土汉简的记载可以推知，敦煌县是在中部都尉部广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71]广至县是在宜禾都尉昆仑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效谷县是在宜禾都尉鱼泽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龙勒县是在阳关都尉某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渊泉县可能是在宜禾都尉广汉候官垦区和美稷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以上五县，皆散布在长城线以南而相当靠近长城防线。独冥安县运离长城防线，而且北与长城防线之间横亘着悬泉山——截山山脉，形成天然梗阻，似非候官宜置垦区之地。我推测冥安县可能是在敦煌建郡之后，由郡府安置关内移民屯垦而直接创建的一县。综上所述，可知敦煌、广至、龙勒、效谷、渊泉五县及五县下属最初的乡、里，其形成的基础，无不是都尉候官的大小垦区，只有冥安一县及其乡、里，是在不具备候官屯田基础的情况下由郡府直接建立的。

关于广至县，《汉书·地理志》广至县条班固原注云：“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是说在广至县境内有宜禾都尉的驻地昆仑障。这是关于广至县及广至城地望信息最早的透露。昆仑障即今安西县六工村破城子大城东北、与大城相连的小城^[72]，地属宜禾都尉昆仑候官辖段。在昆仑候官辖段内，最大的一片绿洲就是昆仑障以西十多公里，今大部分已退化成雅丹地带的古绿洲（当时，昆仑障以东至今安西县城这一大片绿洲尚未开发）。据此推测，广至县及其县城皆当在昆仑障以西的古绿洲范围内。这片古绿洲，东起昆仑障西，西至今安西县西沙窝，南至截山以北，北至长城以南，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18公里，面积270平方公里，即今芦草沟北口以北的雅丹地带。这一地带，汉晋时期本是一片繁荣绿洲。^[73]东汉以来，广至县垦区继续向东拓展，绿洲延伸到今安西县南岔乡六工破城子周围及小宛堡一带，曹魏时，将这一新垦区从广至县分出，别于昆仑障置宜禾县（《元和郡县图志》）。至此，广至一县又析为二县。其初，六工城（即宜禾都尉所居城）一带只有驻军，未置垦区。所以六工城一带未发现西汉耕种遗迹。

从上所述，可知芦草沟口以北、长城以南，是广至县最早的垦区。这一垦区的水源有二：其一，绿洲中部和北部水源来自于疏勒河支流之白水。《通典》及《太平寰宇记》载有此水。今安西县之南干沟疑即其遗迹；其二，绿洲南部则有芦草沟水流来^[74]，此水平时流量不大，仅可灌溉绿洲南部面积有限的农田。西晋及十六国时期，在并未另辟新水源的情况下在广至县绿洲以东、疏勒河中游上段大量移民垦荒。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在疏勒河中游上段别立会稽、新乡二县（《晋书·地理志》）：“符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今本原文“千”字误作“十”）；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晋书·凉武昭王传》）；其徙晋昌郡境者，多被安置在宜禾县以东疏勒河中游上段，即今安西县六工破城以东、三道沟镇（疏勒河火车站）以西、锁阳城及玉门市昌马乡以北居住开垦；西凉王李暠又以“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晋书·凉武昭王传》），广夏郡亦当在渊泉、冥安二县间。^[75]由于疏勒河中游上段地区人口、村落及耕地急遽增加，用水量大增，造成位处疏勒河中游下段的广至县绿洲供水严重不足，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到北魏后期，已凋蔽不堪，居民他迁，所剩零落无多，势已不足置县，北周时终于撤销了广至县建制。此后，广至县这片270平方公里的大片绿洲，除其南缘赖有芦草沟余水而残存一隅之外，其余绝大部分基本荒废，活土层不断被大风剥蚀，地貌渐渐退化，到元代已完全变成雅丹荒漠。昔日繁盛的绿洲，如今植被基本无存，土阜累累，沟坎纵横，地面极其破碎。广至县城亦由废而毁，地面遗址破坏殆尽，渐被后世遗忘，终于失去所在。

二、汉唐宋有关广至县位置诸说之评议

有关广至县方位所在的记载及环境特点的描写，主要见于东汉及唐宋。宋代以后，多引用前人某种说法，或加以诊释比定，此外，别无新说。故对东汉唐宋诸说进行清理，讨论其得失、扬弃其是非，实为探讨广至县所在不可逾越的一步。

1.现存关于广至县的记载，以《汉书·地理志》为最早，已见前引。其撰者班固，生于东汉建武八年（32年），卒于永元四年（92年），去广至建县非远：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与参议，行中郎将事，亲出居延塞，抵私渠海而还，熟知边地形势；其弟班超早在永平十六年（73年）随窦宪击匈奴呼衍王，取伊吾庐地，旋奉遣往鄯善、于阗、疏勒、龟兹等地，疆理西域凡20余年，数出入敦煌，对敦煌郡情况自然十分熟悉。班固说敦煌郡各县史地，除身至所知者外，又当有闻于班超者，如谓敦煌县为部（步）广候官地，效谷县为鱼泽候官地，广至县为昆仑候官地，最为可信。后世论及三县者，自当准之勿悖。依班固说，广至县必在距昆仑障不远的昆仑候官垦区之内，舍此，莫可他求。

2.范晔《后汉书·盖勋传》载：“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唐·李贤注云：“广

至，县名。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今谓之悬泉堡是也。”此注大谬，误导后世特甚。唐常乐城即今六工村西之“破城子”，原是西汉之昆仑障，为宜禾都尉所居城，地属昆仑候官辖段。而昆仑候官垦区却在此城以西十多公里，与宜禾候官垦区联片，即今芦草沟以北的古绿洲，今已退化为雅丹地带者。汉广至县乃就此古绿洲建立，其县城自应在此古绿洲范围内。这就是说，广至城当在昆仑障即唐常乐城以西，而不是像李贤说的“在今（唐）常乐县东”。近年安西县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在常乐城以东50公里内没有发现够得上县级规模的西汉古城之任何迹象，可知李贤说之无稽。元·胡三省注《通鉴》云：“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通鉴》卷45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条胡氏注）亦据李贤之言为说。胡三省精舆地之学，为地理名家，然而独短于西北一隅，言西北地理，不过杂采前人丛说，既然不能洞其是非，自不免以讹传讹。清代中叶以来，西北史地研究之风兴起，而学者多泥李贤之说。恰巧在唐常乐城（六工破城）东南清代有座踏实堡，陶保廉从而附会之，说：“‘踏实’盖‘大至’之转音”；“今踏实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又说：“证之今图，悬泉在踏实以西。破城在两地之中，以为汉广至，或近之矣。”（俱见《辛卯侍行纪》卷5、十一月初十日条自注）。陶氏此说既出，后人颇多从之。^[76]当时人们对广至城茫然不知其所，陶保廉将踏实破城子比定为汉广至县城，亦不过推测而已；后人失于审辨，粗心附和，使其无根之说不胫而走，广泛传播。然而，研究之路向无直径，有所曲折，在所难免，何足过责？但要前进，自不可拘守旧说，势当有所扬弃。

3.《通典·州郡四》载：“常乐县，汉广至县地，故城在东，武德五年置。”此文所指明者有三：其一，指明唐之常乐县地为汉广至县地；其二，指明常乐故城在唐常乐县城以东。此所谓“故城”，乃指隋常乐县故城。《旧唐书·地理志》载：“隋……改實（冥）安（为）常乐。”从而知隋之常乐县城即冥安城。此城在唐常乐县城东南百里，东多南少，故大体言之可谓“在东”；《旧唐书·地理志》亦指出唐常乐县城原为隋常乐县城西北的隋常乐镇城（即今六工破城）。与《通典》所言隋常乐县“故城在东”意同；其三，指明唐常乐县始置的时间为武德五年（622年）。清代以来，不少学者断章取义，将《通典》“常乐县……故城在东”强解为“广至故城在唐常乐城东”，以合于李贤谬说。所谓圆凿方枘，去实远矣!

4.《太平寰宇记》瓜州常乐县条下载：“汉广至故城在（常乐）县西北。恒以大石栈之，稍开，即有风暴，便至伤人。”本条指明者有二：其一，指明汉广至故城在唐常乐城西北；其二，指明广至城地处风区，风暴有时侵入城内，为害伤人。以上两点，最为得实。所言广至城方位，与李贤说恰恰相反。按《晋书·地理志》记敦煌以东诸县，从西向东排其顺序为“效谷，广至，宜禾，宜（冥）安，深（渊）泉”，正表明广至在宜禾西。又敦煌遗书P.3535《唐开元年代河西书仪》（拟名）载：“沙州……地踈龙勒，境控阳关：广至分其中，宜禾在其东。”沙州即敦煌龙勒，开元年代为沙州之寿昌县；阳关属寿昌县境，在寿昌城西，为沙州之西缘。阳关之西，为唐石城镇（古鄯善）；广至，唐代早已荒废，但于广至故城南置有阶亭驿，开元年代一度改为阶亭戍，地属常乐县境；宜禾，唐代为沙州之常乐县，当沙州之东缘，常乐以东属瓜州境。这里虽未直接指明广至城的位置，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说沙州西境，先龙勒、后阳关，是西而又西；说沙州东境，先广至、后宜禾，是东而又东。据顺序度方位，亦可知广至在宜禾（唐常乐）之西。其二，所谓“广至分其中，宜禾在其东”，是说广至城在沙州城与常乐城之间，而宜禾城（唐常乐县）在沙州州境东缘。“分”者，隔也（《玉篇·八部》）。言广至介于敦煌、宜禾之间，如间隔也。此亦表明广至在宜禾之西。《太平寰宇记》记广至故城在常乐城西北，与《晋书·地理志》及敦煌出土《河西书仪》所透露者相合，其可靠性远非李贤说之可比。《寰宇记》又载广至城多大风伤人，此说未详所出。观其行文多取四字为句，颇似《凉州异物志》文体，疑其原为《凉州异物志》佚文。《寰宇记》编者乐史为北宋人，而广至县北周时已废，其城，唐代已成丘墟，荒无居民。但说其城“恒以大石栈之”云云，显然其时广至城尚完好，且住有居民。度其撰文之时，当在北周之前。乐史显系采自前代著述。故知《太平寰宇记》所载，其来有自，非无根臆造之言。(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关于广至城诸说，经过澄清之后，所当知者有三：其一，汉广至县是在昆仑候官垦区基础上建立的，其县城应在昆仑候官垦区内。其二，广至城在唐常乐城西北而不是在东南。其三，广至城多大风，有时风暴伤人，表明此城地当风区。

对上述三点加以综合考量，不难形成如下概念：广至城当在今六工破城（唐常乐城）西北；其城处在风区，有时刮起暴风。今六工城西十余公里、截山以北、汉长城以南的雅丹地带（退化的古绿洲），正是大风侵蚀造成的地貌景观，是“地当风区”确定不移的证据。广至县垦区及其治域即在这一地带，那么广至县城亦当不出此境。

三、汉广至城遗址之探寻、发现与认定

余既判断广至城当在上述雅丹地带之内，于是就决定在此范围内寻之。从1988年3月起，笔者与本所部分同仁及安西县博物馆李宏伟、李春元、李旭东、安西极旱荒漠保护区管理处宁瑞栋处长等多次前往查找。其间，1996的一次探查活动，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亦同往。在对上述雅丹地带的历次踏察中，陆续发现一些古渠道、耕地、居住遗址、窑址，汉石磨、唐石磨、铜箭镞、饰贝、古钱币（汉五株、剪轮五株、开元、乾元、元符及黠戛斯铜币等），还发现几座烽火台和四座小型城堡遗址，表明这一地带确曾是繁盛的古绿洲。收获可谓不小。但不无遗憾的是，每次都未能找到堪当县级规模的城址，寻找广至城的工作一直无法划上句号。

安西县民间传说，这一雅丹地带内有一座隐现不定的“巴州城”。民谣有云：“先有巴州城，后有沙州城。”但安西历史上却查不出有关“巴州城”的任何记载。按照传说的此城位置比定，似乎就是斯坦因编号的T.27.g城址，但斯坦因对这座古城的座标、结构、遗貌、遗物并未进行应有的记录和描述，后来考古工作者也曾多次寻找，迄无着落，以至有人怀疑斯坦因似亦得自道听途说，故含混言之。数年前安西极旱荒漠保护区管理处宁瑞栋处长从这一地带的航片上意外发现一座规模颇大的城址投影。当即告知安西县博物馆，又同我作了沟通，认定此城确实存在。经过几次查找，尽管未能找到，大家并不灰心，决定再往查找。安西县博物馆李宏伟馆长与宁瑞栋处长总结前几次踏察之得失，将航片与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仔细勘对，以芦草沟北口为起点，定准古城址方向位置，精确计算出古城址与芦草沟北口相距里程，做好了再次踏察的各项准备。1999年4月28日我约李并成教授赶赴安西。29日晨安西县博物馆李宏伟、李春元、刘晓东，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处宁瑞栋、黄生样，安西县文化局李旭东以及李并成与余等趋车芦草沟。根据指南针所指方向，掉头向北，插旗立标。到达雅丹地带南缘，汽车无法前进，大家则徒步深入，分成三组，左右拉开距离，向北排查。约进到芦草沟以北10公里处，居于排查队列最西端的李宏伟首先发现此城，他以事先约定的手势向散开数里的排查队伍通报：城址找到!大家很快靠拢过去，果见城迹宛然在目。坠心数年的石头终于安然落下!

此城位于雅丹地带（古绿洲）中部偏东北（见《汉广至县位置关系示意图》）。正北距汉长城8公里（鸟道），东南距六工破城12.6公里（鸟道），南距芦草沟北口10公里（鸟道），西北距北路井15.1公里（鸟道）。

城址大体呈正方形，东墙长296米，北墙长294米，西墙长301米，南墙长285米，周长1176米，占地面积86416平方米。南、西、北三面墙垣各有马面两座，东墙由于风蚀严重，有无马面不清。南墙及西墙中部各有城门，尤以西门及其瓮城遗址最为明显。

由于地多大风，城内及周围地面剥蚀严重，其城东墙南端残存墙体一段，长约20米，残高1.7米（以现今地面计之）；又西南墩残存部分台基遗址。其余墙体尽被大风削去。但令人庆幸的是，墙体虽已无存，而数百年间在墙体重压下形成的坚固地基却宛然可见，土色呈灰白，与两旁之暗灰土色迥然有别，十分清晰，而且几乎全部凸出于现有地面。墙基整体压痕清晰规整，尤以东墙最为清晰，其宽度为3.6米，乍见之时，竟以为墙体仍存，待探查其剖面，不见夯层迹象，方知为年久压实的墙基。而墙基之规整若此，实属罕见。赖此残存之墙基，足以对城址进行丈量。

城内发现大小窑址12座，皆紧靠城墙内侧。北墙西段内侧有小窑址两座，窑膛凸入城墙体内约80厘米，乃掏挖城墙借充部分窑壁者。西墙南端内侧有小窑址两座，南墙西段内侧有小窑遗址6座，皆紧靠城墙内侧，均未凸入墙体。以上10座小窑址，均呈钝三角形，长4.8米，正面最宽处2米，就窑壁收分推测，窑膛内高约2米。从小窑容积推测，当是烧制碗、盆、罐、壶之类器物者。西墙南段内侧，有圆形大窑址两座，直径约6米。大窑容积较大，当是烧制砖瓦者。

城内东南隅，有居住建筑遗址一区，四周有垣墙围绕，疑为衙署区。东墙有门廊及左右厢房遗址，似为衙署正门所在。

在大城西墙外又发现加筑的护垣。墙体同样已被风削平，只因土色与两边判然不同，痕迹宛然，足以判断为城垣外围的小隔城；墙迹宽70厘米，内距城墙6.9米。南墙外亦发现断续隐约的小隔城遗痕。东墙及北墙外由于风力破坏较甚，未见隔城遗痕，然而推测四面皆当有之。“隔城”者，即在城垣外侧加筑的护垣。《晋书·石勒载记》记石勒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市），晋将王浚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众五万余讨之。“时城陛未修，（石勒）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障以待之”。此事发生在西晋永嘉六年（312年），是隔城之早见于史者。北朝踵事增华，制为羊马城。宋·叶廷硅《海录碎事》引《北史》云：“凡守城，于四面壕内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四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77]则羊马城之制当始于北朝。其时，羊马城高仅四尺，至唐，稍大其规制。《通典·兵五·守拒法附》载唐制：“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宋代以来谓之“羊马垣”（《宋史·刘锜传》），亦称“羊马墙”（后引《守城录》）。其规制亦渐见增大趋繁。宋·陈规《守城录》载：“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鹊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鹊台上立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规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头墙。墙里鹊台上栽埋排叉木，以备贼填平壕堑、攻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关于羊马城的作用，陈规提到过两点：一是关于它的守拒作用：“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齐用……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二是关于它的资己窘敌作用：“本防寇贼逼逐。人民入城，权暂安泊羊马而已。”后者盖谓平时羊群马群皆散于郊野，战时，则收入羊马城，一为羊马不遭劫夺，财产得保；二为坚壁清野，不留以资敌；三是围城日久、粮食匮乏时，犹有羊马在，亦可资食。广至城既废于北周时，是此前已有隔城之筑。其墙迹，宽仅70厘米，不到北朝及唐制厚度的二分之一；其高度，以宽度之三倍度之，高不过两米稍多，不足与北朝及唐宋羊马城相提并论，故余暂借《晋书·石勒载记》、《北史》（《海录碎事》所引者）及《通典》之言，名之曰“小隔城”。然而，视为后世羊马城之初形，当无大误，可为羊马城制度史添一早期实例。

城外亦因风蚀作用，地面破碎，沟坎交错。时见古砖残块及陶片分布，又发现车钏、带钩、铜发簪、陶纺轮等，在城东南两公里许还发现铁刀一件（已蚀断为三截）。城东南到城西南数公里范围内散布不少古墓葬，其中起坟高大的大墓不下数十座，疑为汉墓。城东南又见有家族墓茔，四周有茔垣围绕。此类家族墓全年代稍晚，疑为十六国至北魏者。除在这一地带南缘发现有隋唐时代及其后遗物，中部及北部近城地带未发现隋唐时代及以后之遗物。表明此城及中部与北部绿洲废弃较早，隋唐时代已成无人区。

根据此城规模（周长1176米，占地面积86416平方米）加以判断，肯定达到了汉代县级城市标准，属县城无疑：城址所处地带，正是汉广至县垦区绿洲；在此绿洲范围内发现大小古城多座，唯独此城最大；城区附近仅见汉至北朝遗物，表明此城废弃于隋唐之前，与史载广至县废于北周相当；这一区域的雅丹地貌，是由于水源断绝、极度干旱、植被无存、风力肆虐、长期剥蚀造成的，表明地当风区，常有大风，与《太平寰宇记》所载多风情状亦合。集上述诸条件加以判断，在这一地带内，汉至北朝的县级古城，除广至县城外别无他城。故断此城为汉广至故城。

四、对“广至在踏实破城子”一说之批判

旧说“广至城在踏实破城子”。此说倡自清光绪年间陶保廉《辛卯侍行记》，随着该书的问世，影响逐渐扩大。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经过考古家及敦煌学家的附和宣扬，此说进一步风靡学坛，几至众口惟执一词。余既立异说，势不得不一申旧说之非。

其一，就广至县本土与广至县城的关系论：据班固注及敦煌汉简透露的情况推断，西汉敦煌郡东部渊泉、冥安、广至三县的布局是：广至县土境当在截山以北，长城以南，六工破城子以西，西沙窝以东；冥安县土境当在截山以南，长山子以北，今锁阳城、踏实、桥子一带；渊泉县土境当在截山以东，疏勒河转弯处以西，今双塔水库至三道沟镇一带。其东则与酒泉郡乾齐县为邻。^[78]各县县城皆当置在各自土境之内。而踏实破城子却远离广至县本土，不顾与本土间隔越截山之阻，反而寄居于冥安县境之内，让人莫知其可；又东北与广至县本土远离60多公里，而东南与冥安县城（今南岔大坑古城）相距不过20公里。当就近者反而远之，当拉开距离者反而挤在一起，又是何道理？就西汉敦煌郡境诸县布局及设治需要而论，广至县城既无必要脱离本土而寄居他所，又无必要同冥安县城摩肩接毂。此所以知踏实破城非广至城者一也。

其二，就广至城所在方位论：《太平寰宇记》指出：“汉广至故城在（常乐）县西北。”唐宋之常乐县即今六工破城子，余等所发现之广至城，正位于六工破城西北10多公里，处广至县本土之内。而陶氏所比定的踏实破城，却在常乐城（六工破城）东南50多公里，与《寰宇记》所载方位恰恰相反；再者，《明一统志》指出：“广至废县，在故瓜州（今锁阳城）西北一百余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汉广至，前凉析置凉兴县，并具体指出其城“在废瓜州（锁阳城）西北一百七十里”。余等所发现的广至城正在废瓜州（锁阳城）西北一百七十里。而踏实破城虽在废瓜州西北，却不过40多华里。与《明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所载里距过于悬殊。此所以知踏实破城非广至城者二也。

其三，就广至城自然环境及风候条件论：《太平寰宇记》指出：广至城“恒以大石栈之。稍开，即有风暴，便至伤人”。说明广至城一带多风暴，地当风区无疑。今六工破城以西雅丹地带，正是大风摧残所致，恰恰证明其地确属风区，与《太平寰宇记》所记正合；踏实破城子在截山以南，不属风区。即令偶有强劲北风袭来，有截山阻挡，风力风速皆大杀其势，不至“风暴伤人”。踏实破城子环境特点及风候条件迥异若此，是所以知踏实破城非广至故城者三也。

其四，就城址规模等第论：城址规模之大小，是判断古城级别等第的直观依据。李并成先生根据他多年来对河西一系列古城遗址的调查研究，归纳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河西汉代城廓……每边长度多为200～300米，周长一般1000～ 1400米左右。”^[79]而踏实破城周长不过730米，占地仅3.6万平方米，规模远远达不到县城一级，断非汉广至县城。近时发现的截山以北10公里俗名“巴州城”者，城垣周长千余米，占地8万多平方米，确属县级古城。此所以知踏实破城非广至故城者四也。

其五，就所谓“大至”及其转音论：陶保廉氏以“踏实”之音比“大至”，而大至县名本属子虚乌有。《隋书·地理志》所谓“大至”，不过是隋代文人临文避炀帝讳（广）所改字，并非实有“大至县”一名；至于陶保廉云“北魏改‘大至’”（亦见《辛卯侍行记》卷5之十一月初十日注）尤属无稽。古既无“大至”之名，复何谈“踏实”为其转语？以今之所有，当古之所无，惑亦甚矣。且“踏实”地名之出现，早不过明代，当地又写作“踏喜”^[80]，实即维语所谓“石头”，或译其音作“塔什”^[81]、“塔西”^[82]，亦直书作“大石”^[83]。明清及今，甘肃、宁夏、新疆各地多有此种地名。可知“踏实”同“大至”县名了不相干，为互不可比事物，更何况“大至”县名本非实有，即令牵强比之，亦无寄体可附，不过架空构说，云中驰想而已。此所以知踏实破城非广至故城者五也。

执此五议，以视踏实破城，可断陶氏臆说之非，且藉以勘正陶说之非。因贽新说请益于方家。

（原文刊载《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