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玉门关考

敦煌研究院　李正宇

一、历史上不再一处的两所玉门关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班固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十八里。”殿本《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俱同。敦煌石窟保存的晚唐抄本《沙州志》（S.788）及五代写本《寿昌县地境》（散1700）和《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 2691）亦载此关，但将距寿昌城里数误作“一百六十”。^[51]此关建于西汉武帝时，约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即公元51年。说见后），史称故玉门关或古玉门关。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瓜州晋昌县下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52]此为唐人著录的另一玉门关。此关在故玉门关东450余里，因置于故玉门关之后，可称新玉门关。五代与北宋，玉门关似又东移，属唐以后事，本文暂不枝连。

以上两所玉门关，建立有先后，位置分东西，虽同名而并不相混。世人熟知者为旧玉门关，至于新玉门关，其建置年代及所在位置多不甚了然。古代史籍及古人诗文多有言及“玉门”或“玉门关”者，由于世人对新关不甚清楚，或以旧关释之，既乖于地望，复谬于史实。盖皆由莫辨二关地望之异，东西之别，不得要领，姑妄言之，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及我国文学史上一桩悬案。

近百年来，不少学者发现了问题，乃从事于新玉门关之考证，但诸说不一，迄无定论。余近年从事瓜沙历史地理研究，认真研读诸家论述，进一步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有些新的见解。不敢自以为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

二、明清以来对新玉门关所在的记述及推测

新玉门关的位置，明清以来有三说：一说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此说见《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关梁”条。一说在今安西县东百余里之双塔堡东北。此说以陶保廉为代表，见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九日”记事。还有一说认为：“唐初玉门关在瓜州（李正宇按，此指锁阳城）西北五十里之瓠芦河上。后迁至瓜州城近处。”此说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见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卷二，436-440页。

以上三说，《大明一统志》之说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严耕望先生之说，虽倾向于在锁阳城西北，但亦疑在窟窿河下游之双塔堡东，又疑在小王堡（当地称小宛堡）之西，还提出了初唐以后移关于瓜州城近处的推测。数疑俱存，未作决定。唯陶氏之说影响最大。林竞《西北丛编》^[53]、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及《河西考古杂记》^[54]等文都对陶说加以推介，或又进而有所申论。阎文儒先生作为考古专家而又亲赴双塔堡一带考察，著文肯定陶说“最为可靠”。其文为今时学者频频引用，或又加以阐发，影响颇大。1992年出版的《安西县志》则迳指双塔堡为唐玉门关。于是陶氏之说几成定论。

陶氏于所著《辛卯侍行记》卷五之“十一月九日”记云：“初九日，卯出布隆吉尔堡东门，绕向西。二里，出旧城北门。三里，过小河，即布隆吉水也（原注：“发于城西南三十余里柳湖之七星泉”），北有草滩。四里，上小坡。三里半逾一渠，迤北曰权家堡。四里半，道北有远树（原注：“问是潘家庄”）。六里，月牙湖墩（原注：“南有草湖，野马沟所潴也。”）。十四里过窟窿河（原注：“蒙古称札噶尔乌珠，水出土胡卢村南，相传水中多有大穴，西北流。”）。唐时玉门关迁此（原注：“岑参《苜蓿烽寄家人》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注云：‘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卢河上狭下广，洄波甚急，上置玉门关，西域襟喉也。’又，《元和志》：‘晋昌县东二十步有玉门关’）。今堡空无人（原注：‘雍正六年筑，周一里一分。’），把总及土民二十余家均在堡外。”

陶氏推测的唐玉门关在布隆吉堡西37里，双塔堡东北，当土胡河与疏勒河会合口之西侧。其西南之双塔堡，陶氏推测为唐之晋昌县故址。陶氏的推测，并非由于发现了唐晋昌城及玉门关遗址确在于此的证据，而仅仅是根据《元和志》所载瓜州治所晋昌县东去肃州、西去沙州的里程作出的比定。《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八日”自注中有如下的说明：“《元和志》：‘瓜州晋昌县本汉冥安县，东南至肃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肃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宇按，清安西州城即大湾旧城，在今安西县城东北三里，城垣仍存），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时，考古者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为唐瓜州，则东距肃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祗二百一十里，较《元和志》所言相差太远。俞浩《西域考古录》疑之，以布隆吉为唐瓜州，继又云在双塔堡，则近似矣。盖布隆吉东距肃州五百里，较《元和志》多二十里；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较《元和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双塔堡，则距肃距沙较《元和志》各多数十里。近代，有司定驿程，报部之数，率浮於实量之数。以是核之，双塔堡之去肃、沙，与唐瓜州之东西二至道里不甚悬殊也。”

从陶氏的说明中可知，把唐晋昌县城定在双塔堡，除了东距肃州、西距沙州里程“不甚悬殊”之外，别无其他证据。陶氏根据肃、瓜、沙三州里距之比定而作出的推断其实并不可靠。岑仲勉先生指出：“按依《侍行记》所载，双塔堡至安西一百一十三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八十余里，比《元和志》多八十余里，而肃州至双塔堡五百廿二里，比《元和志》祗多四十里，仍是左右未均。况古地理书传久失真，里数多误，《元和志》亦所不免。总须旁证他说，方可得其通。《通典》一七四‘瓜州东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宇按，“本篇”指明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校正道里，肃州至瓜州应五百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后者比《通典》少廿里，未见得双塔堡之比定较优。”^[55]

问题尚不止于此。尤其让人生疑的是双塔堡处既无古州县城址及瓦砾陶片散片，附近又没有汉唐州县城必有的同时代墓葬群。据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记载，此城系雍正六年所筑。时在双塔一带驻军，置千总衙门，因筑堡城，遂有双塔堡之名。此堡规模不大，同书、册记云：“城周围一里一分零，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七尺。南北城门二座，各有城楼。”督工建造者为吏部文选司郎中马尔泰及光禄少卿汪隆。筑堡之时，此地并无古城遗址，仅其西三里及六里处小山上各有故烽火台一座，督工者汪有隆有《双塔堡》诗云：“塔影参差旧迹荒，营屯卒伍启新疆。雪烽南耸当山阁，红日东来照女墙。草色满郊千骑壮，河流双汇一川长。幽情更爱禽鱼盛，闲向溪林钓猎忙。”（《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艺文》）近处景致提到了“塔影旧迹”，“河流双汇”以及“草色”、“禽鱼”、“溪林”；远处景致则说到了“雪烽南耸”、“红日东来”。却不曾提到此地有古城废垣。若当地本有古城废垣，正堪凭添今昔兴替之慨，诗人岂能漠然放过一著一字？阎文儒先生到此考古调查，除见到清雍正六年新筑的双塔堡城之外，也未发现古城及古墓葬群遗址。向达先生指出：“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56]可见陶氏之说，并不足视为定论。

另一方面，从唐代瓜伊驿道径行路线进行评量，玉门关亦不合置在双塔堡。

唐代瓜伊二州驿道，是从瓜州城（今锁阳城）向西北，115里抵常乐县城（今安西县六工村破城子），^[57]北入莫贺延碛路（又名“第五道”，见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新井驿”、“双泉驿”等条），又西北785里抵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58]唐之玉门关，即置在瓜州往伊州驿道之首途——瓜州城至常乐城之间，唐僧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西行求法，行抵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又记玄奘“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云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胡桐树丛，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此云玉门关在瓜州城北50余公里。按常乐县在瓜州西北，伊州又在常乐县西北，就驿道取向来说，玉门关当在瓜州城西北为是。而双塔堡则在瓜州城西北为是。而双塔则在瓜州城的东北方向100里。^[59]一则方位不合，二则里程过于悬殊。自瓜州城往常乐县直趋西北为程115里，若绕道双塔堡再赴常乐以入莫贺延碛路，其行进路线则是先东北、再西南、又西北，里程远达270余里，枉作转折，劳力耗时，有何必要？退一步说，若从双塔堡直指西北不再绕道常乐而趋伊州的话，就地形论之，则当自双塔堡直插红柳园（唐乌山烽）入莫贺延碛路。然而双塔堡至红柳园间二百里，从唐至今皆无通行驿路，漫漫戈壁，既无水草，亦无驿站，行旅无所补给，故汉唐以来无就此道而行者。由此可知，作为“西境之襟喉”、瓜伊驿道“路必由之”的玉门关，必不置在并不当道的双塔堡。

三、新玉门址的重新考定

近年来，笔者在对瓜州历史地理考察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即：唐玉门关必置在瓜州城至常乐城（即锁阳城至六工村破城子）之间，位置当在锁阳城的西北而非东北。推测其所在，当在锁阳城、北桥子及踏实乡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于是我把这一三角地带确定为重点考察地段。这一地带如今大部分退化为盐碱荒滩，古代遗址颓毁严重，高地遍布卤壳圪垯，低地沮洳泥泞，汽车不易通行，步行亦甚艰难。我多次进行踏察，仍不免多有遗漏。因此提请安西县博物馆的朋友注意这一地带，建议他们在这一地区注意查找。1996年8月，我又去安西考察，同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宁瑞栋处长谈到唐玉门关遗址问题，他很同意我上述的看法，并回忆起轿子乡西北15里马圈村西有两所相近的古城遗址，正处在我所指出的三角地带重点考察地段之内。

8月15日下午，我同宁瑞栋处长、潘发成工程师及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李旭东同志一同趋车前往察看，果然是两座大小不同又错落毗邻的古城遗址。

小城筑在一古河道西岸，东西二垣各长60米，南北二垣各长68米，平面占地4080平方米。东垣下临古河道，由于河水侵蚀而大段坍毁。另外三面即西、北、南垣外有护城壕环绕。城内西南隅间隔出一小型子城，北墙及东墙各长19.5米，子城平面380平方米。此城四面城垣及子城墙垣绝大部分已坍毁成土垅形，残高2.5米。仅北垣东端还残存一段夯筑原墙。残长4.4米，残高82厘米，顶宽1.4米，夯层厚15厘米。宁处长回忆其十年前多次到此，此墙尚高约4米，长、宽亦倍于今。十余年来，牛擦羊刨，毁坏益甚。

小城西南30米许（合二十步），有一大城，东垣因临河水浸，全已坍毁；南、西、北三面城垣犹存土垅。笔者步测其西垣长约260米，南垣长约220米，城址呈长方形。平面占地约57200平方米。如此规模，在汉唐时期之河西地区，相当于县级城址。^[60]城址内外盐碱侵蚀严重，卤壳累累，遍地荆棘，一如小城状况。

以上大小不同的两座城址，东西错落相邻，乍见之际惊喜异常。揆以二城规模之大小、次居之方位、靠近之距离，唐之晋昌县城及玉门关城蓦然闯入眼前！数年来，余一直寻找而不见踪影，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今日幸从宁瑞栋先生指点中得来，奔波劳累之感顿消。

晋昌城的具体位置，向来失载，仅《明一统志》云：“晋昌废县，在故瓜州北。”此次所见马圈村大城正在瓜州城（锁阳城）正北略偏西。此城规模之大，必不低于县级。在这一区域内出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城址，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晋昌城，别无他城在此。

《元和郡县图志》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马圈村大城东北的小城正好在大城东北“二十步”，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合无二，自应是唐玉门关城。城内西南隅之子城，当为关官衙城。城东古河道，必即玄奘所说“上置玉门关”的“瓠芦河”、岑参诗注中的“胡卢河”。此河从小城东南26里坝滩乱泉处发源，发源处西南15公里即锁阳城（唐瓜州城）。西流10里抵南坝（在堡子村南4里，锁阳城北12里），折西北7里过头坝南侧，又西北10里至马圈村南，又西2里抵马圈村小古城（唐玉门关城）东南，北过小古城东侧，折西北，穿过平湖、蘑菇糟及野糜子湖，抵截山（唐常乐山）南麓计20里；沿山南麓向西南流，24里至青山子人黄水沟。又西南流18里过双墩子（唐烽火台）南：又西南21里至牛桥子；又西南5里至土墩子南（土墩子为唐宋佛塔）；又南17里抵芦草沟峡谷南口，此峡即常乐山与悬泉山分界沟；西北穿山10里抵峡谷北口；北流18里，至阶亭驿南，折向西北，22里至T.37.e烽燧（即唐代之廉迁烽，地理座标：X16702.8，Y4484.25）；过汉长城，又西北2里散入沙碛。此河全长220里。这条古河，由于都河引水干渠废弃^[61]，水源顿减，上游自源头抵平湖一段，河水断流，河道废湮，面貌改观；其中游因得到沿途诸泉补给，尚未断，但水量甚小，至十墩子以下，水量稍增；下游的芦草沟北口之东北三里渗入地下。此下尾闾段亦断流无水，河道废毁变形，宽窄不一。所幸者在于，通过考察，这条具有历史地理意义的古河道得重新认定。

笔者所考订的这条古河，同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原编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开元以来续修）所载之“苦水”恰恰相同。今引《图经》所载原文如下：

苦水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15里，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卤。

此记苦水源头在“瓜州东北十五里”，“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以及“西北流……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二十余里，散入沙卤”等，与马圈城东之古河道一一吻合，必系同一河流无疑。因知此河唐初名瓠芦河，武周时期名为苦水。航片显示，锁阳城往马圈小城确有遗迹。其道，出锁阳城北门，向西北有一凹槽，即古驿道之切迹，经平头树村东向北，抵黄水沟（古渠遗址），又西北过黄水沟抵马圈小城。自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为24里；北过苦水（即瓠芦河），西北抵截山子南麓土圪塔湾（截山子自东北趋西南，长150余里，即唐之常乐山），土圪塔湾之“土圪塔”为古烽火台遗址，残高1.5米。自马圈小城抵土圪塔湾17里（土圪塔湾向北有小道，循峡谷入常乐山，峡谷今名桥子口子；循峡谷向西北亦可出山）；驿道则由晋昌城及玉门关（马圈村二古城）之间向西北，66里抵截山达拉口子（截山为常乐山之一段。拉达口子为山中一条从东南向西北的峡谷通道。今自马圈村古城往拉达口子，地面退化为盐碱滩，沮洳难行。而古代当有路可通），循达拉口子向西北，16里至七工堡南出山，又西北15里抵长乐城（六工古城）。自瓜州城由此路向长乐城，今里程为128里，折合唐里为114.5里，^[62]与《元和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所载常乐县云瓜州“一百一十五里”正合。

或问：此既推断马圈小城为唐玉门关，锁阳城为唐瓜州，但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仅30里许，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瓜州城北“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上置玉门关”之语颇不合。岂有说乎？余曰：瓜州城（锁阳城）正北40里（折唐里不足36里）即常乐山。查此山中，峰峦交错、山谷零乱，绝不见河道踪迹。瓠芦河安得横陈山中？以实校之，谓瓠芦河及玉门关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必误无疑。度其所误，不外二因：

其一，“五十余里”本是玄奘闻之于“人或报云”，容有不实，何必定准？近人信以为实，曲为之解。据“与光胡夜发，三更许到河”之文，以为夜间行走较慢，三更计6小时行进50多里可信。然而《传》云“夜发”，岂必日落即发？玄奘西行，本系偷越，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所谓“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故知玄奘出发之时自应在夜深人静之后，古人云“人定亥，夜半子”。亥时为夜9、10点钟；子时即三更，为夜11、12点钟，假设夜10点多钟动身，12点（三更）到河，两个多小时夜间行走谅不过20余里，同锁阳城抵马圈小城24里正合。

其二，颇疑“五十余里”，本作“二十余里”。“二”讹作“五”，故今本作“五十余里”。古籍“二”、“三”、“五”形近互讹之例何烦悉举？“二”字上下横画之间若有墨污，颇易释作“三”或“五”。今锁阳城北抵截山子仅40里，西北抵马圈城及瓠芦河仅24里，用以校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五十余里”，正应作“二十余里”。《明一统志》载“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方位正确而里距略短，或者也不排除（唐里）《明一统志》原文为“二十八里”，讹作“一十八里”的可能。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考证唐玉门关方位固然十分可贵，但是，其中也的确存在着若干不实之辞。“五十余里”之不实，可据瓜州城（今锁阳城）北距常乐山（今截山子）唐里不足36里之实予以勘正。或以为原文本为“二十余里”，传写致误，谬不出自玄奘亦属可能，但下举之谬，必出自玄奘口述无疑。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瓠芦河“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唐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亦有此语，一字不废。此诚大言夸张，去实远甚。按瓠庐河水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众泉出露地带。此处泉流乃是疏勒河及都河（自昌马口引疏勒河水向西北抵瓜州城的人工干渠）渗漏入地二次露头之水，水量有限；此河上中游皆在截山以南，这一带，为细土平原，地势较低，坡度平缓，河流缓慢，河床下切不深，瓠芦河何至于“洄波甚急，深不可测”？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本文证之，亦知此河并不“深、急”。《传》云玄奘与一少年胡人三更许至河，“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设使水深流急，仅以二人之力更在暗夜之中摸索操作，岂能遽而成桥？试问，二人在丈余宽的河上架桥，此桥又足以承受马足不至踏穿陷蹄，需要砍伐几多丈余长的树干，需要芟刈几多树枝杂草，需要挖掘、搬运几多土方？二人短时间居然能在丈余阔的河上架桥“驱马而过”，吾知此河绝非“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宋程大昌曾指出：“僧玄奘《西域记》，乃言五印度境周九万里，一何荒诞之甚也。”^[63]此云瓠芦河水深流急，亦夸大之辞，饰言西行之艰难而已。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所云，岂可尽信哉！

《通典·州郡二》曾有“墨离军，晋昌郡西北千里”之说（引者按，唐晋昌郡即瓜州，为不同年代所改名），陈国灿先生以为“千”乃“十”之误，校作“晋昌郡西北十里”^[64]。陈国灿先生与余交谈中，曾以为马圈村大城或有可能是墨离军城，但笔者认为，从河西古城调查资料看，军城的规模很少，不及县城之半。而马圈村古城规模之大，绝非墨离军城可比者，故非墨离军城。笔者将马圈村大城定为晋昌城，的确有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通典》及《元和志》皆载，瓜州及晋昌县同驻一城，晋昌城也就是瓜州城。而笔者将锁阳城视为瓜州城，而将马圈村大城视为晋昌县城，与《通典》及《元和志》州县同在一城的记载不符。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古已存在。如《玄奘传》载，从瓜州城“北行五十余里……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而《元和志》明确记载：晋昌县为瓜州郭下县，却又说“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玄奘说玉门关在瓜州北数十里，李吉甫则说在晋昌城（即瓜州城）东二十步，二人已互为抵牾。我想，二人所说应是不同年代的变动，其实并不抵牾。笔者将晋昌县城与瓜州城视为二城，就是根据玄奘及李吉甫之说，二人之说有所不同，应是不同年代有所变动的反映。不然的话，只好去问玄奘和李吉甫了，除了玄奘和李吉甫，其中因由，谁也不能说清道明。(www.daowen.com)

四、新玉门关建置年代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早对新玉门关的位置作出明确（但欠准确）的记载，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又一次指明位置，知此关存在于唐代无可置疑。然而此关并非唐代始建。《隋书·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注已指出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故址即唐晋昌县。《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县条指出，晋昌县本隋常乐县，“武德五年更名”，所谓“更名”，乃谓仅改县名，未移治所。余意前述马圈村西大小二城之大城即隋常乐县，故晋昌城。向达先生早已指出：“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又引《隋书·西突厥传》云：

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宇按，即今哈密市北巴里刊山及哈尔里克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宇按，向氏本中国人，嫁西突厥泥利可汗，生子达漫，继位为处罗可汗），驰至玉门关晋昌城。

向先生指出：“《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65]今验以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东北，大城居西南，二城相去20步，据《元和志》玉门关在晋县东二十步之语，知东北小城即隋玉门关，西南大城则为隋常乐县，唐代改常乐为晋县，玉门关则沿置未改。如此看来，新玉门关隋代已确乎存在。

法国汉学家沙畹著《斯坦因在东土尔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中提出汉武帝太初年代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说，我国王国维先生在《流沙坠简·序》中亦造成沙畹之说。向达先生著《两关杂考》驳之^[66]，沙畹之说已被否定。最早的玉门关为西汉所置，在敦煌西北确然无疑；后来玉门关东移，也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问题是玉门关何时东移，至今尚未解决。向达先生虽指出隋代的玉门关已在常乐县东，并不认为东移的玉门关始建于隋代。他认为“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接着他引证《周书·高昌传》及《北史·高昌传》关于伊吾路的记载，以及《晋书·高昌传》关于伊吾路的记载，以及《晋书·吕光载记》和《晋书·凉武昭王传》已透露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信息作出推测道：“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可惜此论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并沿着向先生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新玉门关建置年代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旧玉门关废弃于何时。这是由于就其察职能、关名及关址移动来看，新玉门关乃是旧玉门关的递替。旧关不废，无又置新关之理；西址不废，亦无更建东址之理。由此推之，新关之置，必在旧关罢废之后，二者不得并时两存。弄清旧玉门关罢废的时间，也就为新玉门关始建的上限找到极限，同时，也为新玉门关的建置找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东汉建国初期，忙于内战及内政，“未遑外事”，无力西顾。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十月“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后汉书·光武帝纪》）。敦煌郡边塞的宜禾、中部、玉门、阳关四都尉皆当奉诏一时而罢。但玉门关作为呵察出入的关卡或容继续存在。至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与杨虚候马武上书请伐北匈奴，光武不听，曰：“今国无状况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乃“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见《后汉书·臧宫传》）。这就是说，在“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五年后，才关闭玉门关。自西汉武帝以来存在140多年的古玉门关，在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终被罢废。那么新玉门关的建置，必在是年以后。

新玉门关的建立，与伊吾路的开通以及由此引起丝绸之路主道的改移有着直接的关系。伊吾路的开通，肇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汉遣数将军、四万四千骑分路出高阙塞、平城塞、酒泉塞、居延塞北征匈奴。其中，将军窦固、耿忠一支大军出酒泉击匈奴呼衍王，取伊吾卢地，过天山（今哈密北山），追敌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并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五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条）。表明这一年伊吾路已基本打通。

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大军再次北征，出昆仑塞，经伊吾，逾白山，过蒲类海，破车师，继在车师前后部置西域都护、戊校尉与己校尉（见《后汉书·明帝记》。永平十六、十七两年间，班超又连降鄯善、于阗、龟兹等西域诸国，“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并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五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十七年条）。西域既通，势须设置经办西域往来事务的官职。永平十七年，郑众“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后汉书·郑兴传附子郑众传》）。按，永平十七年征车师大军，皆从敦煌东境昆仑塞循伊吾道北出，并不经过敦煌。故知郑众实际上是刚到达敦煌郡东境便接到了改任“使护西域中郎将”的任命。只因昆仑塞属敦煌郡地，所以《郑众传》泛言曰“至敦煌”。《后汉书·耿恭传》记永平十八年匈奴围攻戊己校尉耿恭（袁宏《后汉纪·孝明皇帝纪》：谓“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建初元年（76年）三月，耿恭狼狈而归，“发疏勒时（此为车师国疏勒城，非南疆之疏勒国），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殁，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作为“使护西域”的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并上奏耿恭苦战事迹，以为“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关于“三月至玉门”，唐李贤注云：“玉门，关名，属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贤按，酒泉郡又有玉门县，据《东观记》曰‘至敦煌’，明即玉门关也。”李贤根据《东观汉记》“至敦煌”的记载，正确地指出此所谓‘玉门’实为玉门关，可谓得实。然而他却说玉门关乃指敦煌西北的故玉门关，又大谬不然矣。

耿恭自天山北疏勒城东归，本来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是沿天山北麓东行，南过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二是从车师后部南越天山抵高昌壁，折东经伊吾屯城、东南入昆仑塞；三是从车师后部南抵高昌，折向西南，经焉耆、龟兹，复折东，沿孔雀河北岸东行，过蒲昌海（罗布泊）北岸，又东过白龙堆抵故玉门关。其中，经焉耆、龟兹而东奔旧玉门关一道，由于数月前“焉耆与龟兹共攻殁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见《后汉书·西域传》），叛而未服，道路不通，即《班超传》所谓“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耿恭以其孱弱残兵必不敢取此道。其次，似可取南下高昌壁、东趋伊吾一道而归。由于汉朝王蒙及皇甫援等部大军数月前攻破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前王复降，叛乱已被平定，而且王蒙等军亦由此道东归，道路平静安定。但耿恭等若取此道，却不至有“虏兵追之，且战且走”、“随路死殁”的遭遇。可知耿恭东归未取上述二道。至于沿天山北麓向东，复南逾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一道，其天山北麓一段属匈奴呼衍王领地，所以有“虏兵追之”，不得不“且战且走”、“随路死殁”，故知耿恭东归必沿天山北麓东行，复南过天山到达伊吾屯区，方才摆脱“虏兵”的追击，而从伊吾屯城向东南，沿途设有烽戍（今哈密趋东南，一路有格子烟礅、天生墩（一名红山墩）、沙泉子、星星峡，安西县西北路有马莲井、大泉墩、红柳园墩、白墩子等，皆为东汉驻守之烽戍），耿恭等必由此路入昆仑塞，昆仑障东南90里即抵新玉门关，受到中郎将郑众的接待慰问。从郑众“至敦煌”（实为至敦煌郡东境。说已见前）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及在“玉门”（实为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为耿恭等“洗沐易衣冠”来看，中郎将郑众的驻地应即在新玉门关。前甘肃省考古所简牍室主任何双全先生告余，1990—1992年在敦煌市悬泉置掘得汉简近两万枚，西汉至王莽时简绝多，而东汉简寥寥无几。余则以为，此中正透露出东汉光武年代罢废故玉门关、旧玉门关道封闭不通，明帝永平十六及十七年开通伊吾路，成为往来西域的新干道。新玉门关置应在敦煌郡东冥安县境，雄踞伊吾道的南端，控扼伊吾道的起点，管理伊吾道往来事宜。之后，除拘弥、鄯善、小宛、精绝数国外，其余西域二十余国皆多由伊吾道而通中国。西汉时经悬泉置、敦煌城，出故玉门关往西域的旧路必然萧条。悬泉置发现东汉简极少，正表明东汉时期西域旧路衰落的实况。新玉门关北临伊吾路，东接酒泉路，扼中西交通之枢纽，可谓背依内郡，外通西域，“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正宜设衙于此。从郑众在新玉门关接待耿恭还国来看，新玉门关应即郑众“使护西域中郎将”驻衙之地。

如前所述，新玉门关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也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从上述数宗史料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都表明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75年）。

前人多根据《隋书·地理志》“常乐县……有关官”的记载，以为新玉门关始置于隋代。笔者根据个人多年来对瓜沙史地研究的心得，乃知新玉门关始置于东汉。除了上述的论证外，还可以举出以下几条参证：

其一，《汉书·西域·车师后城长国传》云：西汉平帝“元始中（1—5年），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扼。”五船，即“呼衍”之别译，晋代又作“呼延”，唐代则作“莫贺延”，别作“拔河帝”^[67]，乃指莫贺延碛^[68]。此所谓从五船以北，穿过五船碛（莫贺延碛）而到达的玉门关，必是东汉改置于昆仑障东南的新玉门关，而非敦煌西北之古玉门关。东汉史家追述此道之原始，却用了东汉新玉门关之名。后世史家不明其故，或视为西汉之故玉门关，或曲解为汉酒泉郡之玉门县，皆误。按古玉门关与伊吾之间为六百里大沙海，干枯无水，为生命之禁区，从古至今，不通人行。故知《汉书·西域·车师后城长国传》所说的“玉门关”必非古玉门关，无疑是指敦煌郡东境的新玉门关。

其二，《后汉书·窦固传》记永平十七年窦固北征云：“明年（永平十七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窦）固。因遂破白山、降车师。”此“玉门”亦指新玉门关。唐以来史家或以为此“玉门”乃指酒泉郡的玉门县。但《后汉书·明帝纪》及晋袁宏《后汉纪》皆明言窦固大军“出敦煌昆仑塞”，昆仑塞即在敦煌郡境之东部，故得谓之“敦煌昆仑塞”，新玉门关则在昆仑塞之南数十里，地属敦煌郡冥安县。而玉门县却不属敦煌郡而属酒泉郡，且远在昆仑塞以东四百余里。又据悬泉置出土90DXT102号《酒泉郡驿置道里简》载：“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见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可见驿道是从玉门县向西，过乾齐县进入敦煌郡境，并没有从玉门县折向西北斜插伊吾的道路。所以，对窦固大军所出的“玉门”，没有理由判断为酒泉郡的玉门县，据理缘情足以判断为新置不久的东玉门关。《窦固传》永平十七年“出玉门”的记载，恰恰透露了东门关的消息。

其三，《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上书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前人或以为当指敦煌西北的古玉门关，或以为当指酒泉郡的玉门县，由此又引起西汉太初二年前玉门关究竟是置在酒泉之西或在敦煌之西的争论。其实皆因不明敦煌西北之故玉门关已在东汉光武帝时罢废`，23年后明帝复于敦煌郡东境置新玉门关之事。《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上书，时在永元十二年（100年）。是时，古玉门关既已罢废，其地当然不再以“玉门关”称名于世了，而新玉门关已赫然存世26年，班超上书中的“玉门关”，必不指已被废弃、不以“玉门关”称名于世的故关，理所当然是指现世的新玉门关。新玉门关在敦煌郡东境冥安县界，东距酒泉五百里，所以班超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之言，这本来很容易理解，并不牵涉已废弃的故玉门关和酒泉郡玉门县等的问题，至于为此而引起的争论，不客气地说，不过是无风起浪、徒为自扰而已。

其四，《三国志·魏志·乌丸传》引《魏略》云：“《西戎传》云：‘……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所言“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出五船北，到高昌。即西汉徐普欲开未果、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才得开通的“五船道”，即后世所称“伊吾道”。此道出发点之玉门关，实为敦煌郡东冥安县境的新玉门关。而以往史家误解为敦煌西北的古玉门关，以至有学者将“横坑”比附为敦煌小方盘城西的“后坑”。而余考“五船”，即呼衍、呼延、莫贺延、拔河帝之译音，乃指莫贺延碛。此道即唐人所谓“莫贺延碛道”。《西戎传》记此道起自“玉门关”亦无误，不过此一“玉门关”并非敦煌西北的故玉门关，而是东汉新建的东玉门关。由于《西戎传》未同南道及中道起点的敦煌西北的西汉玉门关加以分别，后人又无东汉新建的东玉门关的概念，遂仍释为敦煌西北的西汉玉门关，以至影响到对“五船道”取线的考定。今既已予澄清，则《西戎传》云云，可为有关东汉新置之玉门关的较早记载。

其五，《魏书·张骏传》载，张骏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已校尉、玉门大扩军三郡三营为沙州”（《晋书·地理志》及《晋书·张骏传》皆载之，而文有衍脱）。其中“玉门大护军”兼统伊吾都尉，盖承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旧制而变名者，亦略同于十六国时期的“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前已指出，初遣中郎将指“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所谓“居敦煌”，实为居于敦煌郡东境的新玉门关。前凉所置“玉门大护军”，既防自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而来，同样是“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所以名“玉门大护军”，亦当驻新玉门关。以往史家以为“玉门大护军”驻敦煌西北旧玉门关，殆亦误也。

其六，《晋书·吕光载记》云，吕光自西域东还，“及至玉门，梁熙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此“玉门”，以往史家多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实则当指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据《晋书·苻丕载记》，吕光平龟兹之后东归，先“至高昌”，高昌太守杨翰以郡降；再“至于宜禾”，此指宜禾县，即西汉之昆仑障，今之瓜州县六工村古城（说详余撰《昆仑障考》）。最后，“及至玉门”，梁熙始谋闭境拒之。由此知吕光东归之路是从龟兹抵高昌，东经伊吾入宜禾县，又至“玉门”。则此“玉门”必为新玉门关无疑。若吕光所入为旧玉门关，则不合经高昌及伊吾抵宜禾县，更不当从宜禾县，掉头向西奔赴敦煌及其以西的旧玉门关。《苻丕载记》载：“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宜禾县在敦煌郡城以东200里。吕光若从旧玉门关而归，必继抵敦煌郡，敦煌太守姚静当即时而降，何待吕光东过敦煌200里之宜禾城而后降？从姚静降在吕光抵宜禾之后加以判断，亦知吕光所至之“玉门”，必为敦煌东部的新玉门关。以往释为旧玉门关者亦当纠正。

其七，《晋书·凉武昭王传》记李暠于公元400年自立为凉王，建元庚子，追封父祖，任官命将，“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凉兴郡在今瓜州县六工古城），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此所谓“玉门”，以往史家皆以为指敦煌西北之古玉门关。唯向达先生独具慧眼，谓此两云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已东”。^[69]笔者认为，《传》既明言“东伐”，必非攻打敦煌以西之古玉门关；又云“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当时西凉国的大敌在东方，所以西凉王将大军集结在西凉国东部边境新玉门关一带屯田备战，而不是相反地却将军队集结于敦煌以西的古玉门关，且是时并无屯田阳关之举，因知所谓“屯田玉门阳关”，实则应为“屯田〔东〕玉门关”，衍一“阳”字。盖唐人已昧于西凉史实，遂有此误。

其八，《北史·西域传》记北魏董琬奉使西域，归而言曰：“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此道亦指五船道。故知所谓“玉门”，亦指东汉新玉门关。若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则距车师不过1600里，何云：“两千二百里至车师？”

以上八例，表明从东汉明帝新置东玉门关以来，经三国、晋及北魏，代不绝书，唯未指明东玉门关的具体而已。至《隋书·地理志》始明言“常乐县……有关官”，而隋常乐县即唐之晋昌县，《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具体指出“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但唐晋昌县又在何处，一直疑莫能决。今得马圈村大小二古城，则唐晋昌城及玉门关的所在，似可论定。

五、文献中涉及玉门关地望之辨正

笔者既考故玉门关废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新玉门关置于永平十七年（74年），那么，势必引起涉及新旧玉门关若干史料及诗文的重新认识。大抵东汉建武二十七年以前凡言玉门关者，皆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仅《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记五船道“通玉门关”及《汉书·窦固传》“出玉门”指新玉门关，为班固叙往事而用新地名。此外，史志中则多指新玉门关。而后世诗文中，或指旧关或指新关，两者杂见，不可执一而论；东汉以来史籍、诗文涉及玉门关者甚多，何可一一辨之，举其要者，辨之于后。其余或可依例推之。

《敦煌汉简释文》1067、2022等简载有“玉门关”，624、671、764、949、1930、1944号诸简载有“玉门关候”，除624号简记为居摄六年（公元前6年）外，其余简皆缺年代。以余度之，皆属旧玉门关。其年代则不晚于建武二十七年。因建武二十七年旧玉门关已被罢废故也。《后汉书·西域·车师后王传》，记阳嘉四年春（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扦，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又《隶续》卷十二载中平二年（185年）之《刘宽碑阴》门生题名有“玉门关候……段琰”。上二“玉门关候”出现在旧玉门关省废之后80多年至130多年，必是新玉门关之关候，而非旧玉门关候。以往皆理解为旧玉门关之关候，显然有误。

隋代涉及新玉门关者较多。《隋书·地理志》载敦煌郡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即唐晋昌县，为今瓜州县桥子乡马圈村大城，其“关官”，即玉门关官，驻今马圈村小城是也。同书《西突厥传》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即此二城。《隋高祖纪》记云，仁寿四年，“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薛世雄传》“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吐谷浑传》“帝立顺为主（宇按，吐谷浑主伏允之子名顺，质于隋者），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上述所谓“玉门关”或“玉门”，皆指新玉门关，即《隋书·地理志》常乐县之玉门关。

唐张说《张燕公集》卷二十五《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郭震）行状》：“睿宗即位，征拜太仆卿。勅至之日，举家进发，安西士庶、诸蕃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嫠面截耳，抗表请留。因绐之而后即路。其至玉门关也，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诸州百姓、蕃部落，闻公之至，贫者携壶浆，富者设供帐，联绵七百里不绝。公旌节下玉门关，百姓望之，宛转叫呼，声动岩谷，自朝至暮，传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吾父至矣！’通夜城门不受禁制。都督司马逸客闻之，谓公近矣，陈兵出迎。候骑至，云‘始入玉门关’。都督嗟叹良久！”此事，《新唐书》采入《郭震传》。文所说玉门关，参以“去凉州八百里”之言，必指唐瓜州晋昌县境的新玉门关无疑，若敦煌西之故玉门关，则去凉州千余里矣。

唐代史料言及新玉门关者，除前举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元和郡县图志》外，又有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买婢市券》（《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26—28页），钤有“玉门关之印”三方，为唐开元年代玉门关存在的确证。同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益谦等请给过所案卷》（同上书31—38页）载，唐益谦从四镇来到西州，今欲往甘州，“路由玉门关”。开元年代从西州往甘州，驿道是经伊州、瓜州、肃州而达，因知文书中的玉门关，必系瓜州境的新玉门关而非沙州西北的废玉门关。又敦煌遗书S.1438《吐蕃沙州某汉人都督书仪》云：“玉门释（驿）户张清等，从东煞人，聚徒逃走，劫马取甲，来赴沙州。千里奔腾，三宿而至。东道烽铺，烟尘莫知。”此“玉关”在沙州之东，又云“三宿而至”沙州，三宿即四天，知此关在沙州东四日程。《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四日约280里，与马圈小城至沙州里程相合，亦可为新玉门关在马圈小城提供旁证。此文为吐蕃占据敦煌初期的文书，此时之东玉门关似已称“玉门驿”而不复称玉门关矣。

王昌龄《从军行》之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诗中之“玉门”，据环境、景物考之，当为新玉门关。所写之山，为新玉门关北之常乐山，今名截山（《辛卯侍行记》作“尖山”）。此山南北宽10余里，长150余里（东起双塔水库西岸，西至芦草沟峡）；又西与敦煌之火焰山、三危山、鸣沙山一脉相连，重峦叠嶂，延绵三百余里，“玉门山嶂几千重”指此；从新玉门关去常乐县（今安西县六工村古城），驿道是从今安西县锁阳城镇马圈村古城（唐晋昌城及玉门关）向西北，从拉达口子穿过截山（唐常乐山）山。诗云“马踏深山不见踪”，正是峡中崎岖穿行情景的纪实；此山南北散布数十座烽燧，所谓“山南山北总是烽”是也。而敦煌西境的故玉门关，附近无山，远在西北四十里许有乱山子，山体不大，谈不上“山嶂几千重”，且驿道经山南侧而西，不往山北，无所谓“马踏深山”；山南虽有烽火台，但山北为荒漠流沙，自古无路可通，故无烽燧之设，与“山南山北总是烽”亦不合。据实考之，此诗所写之“玉门（关）”为东玉门关无疑。

又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友人宁瑞栋先生以为“孤城”者，唐之瓜州城也，此城孤处戈壁北缘，登城而望，南则“青海长云暗雪山”，北则遥见玉门关。马圈村小古城，距瓜州城二十余里，遥望可见是也。此说切合地望景物，非亲历其地者莫可道之。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环境地理皆不合。

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地理情势与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相合，而新玉门关地处瓜州农耕绿洲之内，平原茂草，田畴弥望，何来黄沙万里、大漠景象？岑参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春末随安西四镇节度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至庭州，任节度判官；天宝十三载冬封常清征播仙镇（此据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时，岑参兼领伊、西、北庭节度副使，所以到玉门关按察征讨播仙大军的军需供应事宜，诗中所谓“我来塞外按边储”是也。自唐高宗以来，吐蕃便不断侵扰西域。乃在敦煌西境置紫金镇（今阳关西南）及西关镇（在旧玉门关），派重兵驻守，以防吐蕃东进。盖将军是天宝年代的西关镇将，诗中之所以称之为“玉门关盖将军”，不过是借用古关之名以壮声威。此次出征播仙，封常清为统帅，但征讨大军却是从敦煌出征的，岑参《献封大夫破仙镇觊歌六首》之二云：“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旁临月窟寒”透漏了这个事实。若征讨大军从庭州、西州前往播仙，当云“官军南出（东南出）过楼兰”，不当曰“西出国楼兰”。敦煌之西关（即故玉门关）也是西征大军军需供储的转运基地，岑参到此按察征讨大军之军需储供事宜，受到守将盖将军的款待，于是才有了这首《玉门关盖将军歌》。歌云“我来塞外按边储”，正道出了岑参此行的缘由。岑参“按边储”所到的玉门关，无疑应是敦煌西北之故玉门关，而非瓜州境内的新玉门关。试问天宝后期，唐朝不在防蕃前线的敦煌西关驻军设防，却在后方的瓜州新玉门关驻守“五千甲兵”是何道理？再者，岑参按察征讨播仙的军需储供，不去供储基地的敦煌故玉门关，却往瓜州的新玉门关有什么可“按”？闻一多先生以为《玉门关盖将军歌》中的玉门关为瓜州新玉门关，亦不免智者之偶失。

此外，又有明言“玉门关”，却不坐实为故玉门关或新玉门关者。如陈代何胥《伤章公大将军诗》：“十万横行罢，三千白日新。短箫应出塞，长笛反惊邻。槐庭惨芳树，舞阁思阳春。所悲金谷妓，坐望玉关人。”戴叔伦《闺怨》：“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怨别情。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连夜到边城。”二诗中的玉门关，既不确指故玉门关，亦不确指新玉门关，不过代指遥远的边关而已。

（原文刊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