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通西域置河西四郡，玉门关曾为中西交通之重镇。现代学者对汉代玉门关的位置及其迁徙多有论述，迄今尚无定论。今据敦煌地区的实地调查，及在戈壁流沙中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并考订相关文献，进一步探讨玉门关址迁徙、玉门县始置年代及当地相关地段的长城建置等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玉门关的东西迁徙
关于汉玉门关位置，斯坦因认为：敦煌城西北80公里的小方盘城遗址，即为汉玉门关址。沙畹、王国维等补正玉门关城是由敦煌以东向西迁至小方盘城；夏鼐、向达及陈梦家等先生否定王氏等玉门关西迁说[20]。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太初元年，贰师首伐大宛不利而还，上书“愿且罢兵”，武帝“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如此表明使者赍诏至玉门关，制止贰师军东归并欲入玉门关的势态，贰师因恐西伐不利，触怒天子，故而未敢入关，则留驻于关外的敦煌城中。但夏鼐先生认为：“及汉武帝使者抵敦煌时，则贰师不待答诏已兵入玉门关”；继而陈梦家先生进一步阐发云：“此处应如夏氏所推论，贰师不待答诏已入玉门，故闻诏而恐因留敦煌，不作东归之计。若如王氏所说玉门在敦煌之东，贰师即留敦煌未尝入关，又何必恐。”如此夏鼐先生的推论与陈梦家先生对贰师恐惧心理的推测，皆缺乏史料做依据。《史记》确记贰师已“还至敦煌”上书罢兵，武帝阅之大怒时，贰师已驻敦煌无疑。故此武帝又“使使遮玉门”，诏令“有敢入者斩”，即阻止已在敦煌的贰师军入玉门关，强令其留于敦煌。由此可见，汉置玉门关确曾先在敦煌城东。
向达先生曾质疑云“《史记·大宛列传》‘使使遮玉门’一语，其玉门当即指玉门县而言……《汉书》于玉门下增一关字，恐有未谛”。陈梦家先生亦提出该传三见玉门而无其关之名。史载司马迁于武帝太初元年时述《史记》[21]，是时玉门关尚未西迁，而玉门县乃关址西迁后方有其县置（详后），故在尚无其县的情况下，司马迁径称“玉门”，即可特指玉门关而并无关、县混淆之虞。另据于敦煌西北出土汉简，大凡其涉玉门文书，除专职见有“玉门候”之官名，其它皆略为“玉门”或仅言以“关”字[22]。如此皆为确称玉门关已属定论。至于东汉史家详称“玉门关”，其时关县俱在以示判明而已。诸此史料表明，汉玉门关确属由敦煌以东地区西迁玉门关于敦煌西北的。
二、酒泉玉门都尉简质疑
自夏鼐先生于小方盘城发现汉“酒泉玉门都尉”简，提出“在敦煌尚未由酒泉分出时，即已设玉门关”，而汉玉门关始终位于小方盘城之说后[23]，有关探讨或申其说或避其说[24]，皆有未必尽当之处。今考该简上段已残缺，仅存一“长”字，此下为空格，又书“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等3行共43字，其中有6字磨灭不可识[25]。上段文书何意以及“酒泉”一文是否属承其上文所云已不可知，因此仅据对残简下文的一种解释，从而否定有关史料对玉门关的载记，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夏鼐称此简“乃玉门都尉告下之文书”，为现存最早之汉简[26]。陈梦家申其说云：“这是敦煌出土最早一简。名护众之都尉，至太始三年仍为玉门都尉，约15年以上。”[27]近年赵永复著文认为：“酒泉玉门都尉名为护众，另一在小方盘城一带出土有明确纪年的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简，玉门都尉也为护众，两者同为一人”[28]。按诸说虽各有所指，但将其玉门都尉取名为“护众”，实为明显失误。今考“玉门都尉护众侯”即玉门都尉下属官职称“护众侯”，而此“护众侯”本人名为“畸”字。
据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记：玉门部候长7人，候史8人。玉门都尉所属共15候官。当地出土有“大福守候长，郭曼”；“玉门关候，蒲；候丞，兴”；“玉门候长，尤延泰”；“玉门鄣尉戎告候长，晏到任”；以及“平望候”简称“平望”等简文，可证玉门都尉下属诸候与前置词乃其各部官职，此后方为其任候官者本人姓名。而且“护众侯”也可简称“护众”，这在当时当地的局部范围内所通用的文书中，概念也是明确的。所以，“护众”决非玉门都尉的名字，只能是玉门都尉下属官职“护众侯”。该简亦非所谓玉门都尉之告下文书，只不过其“护众侯”相关文书而已。
按当地出土汉简行文通例，大凡注明隶属的官文，只写其直属上级职位，并无标注上至两级官府之例。所以，在护众侯明文细款上属玉门都尉，而其候官仅下辖数燧的文书行使范围内，即或文有“酒泉”字样，也难以确证护众侯的上司玉门都尉隶属于酒泉。况且此文唯“酒泉”未称其官职！研究表明，此类行文分上下册之需[29]。但同简文意仍可上下相通。按此简上文仍残留“长”字，下右行首为“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故此“酒泉”一词本属上文之句末，或下旬之首实难以定论。又如当地出土有“武威郡张掖长”汉简[30]，并无其余文字，而学界也决无以此孤简论证武威与张掖的隶属关系，及其出土地点与武威辖境之间的问题。故此所谓“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之残简，无论其行文年代，还是其文本意皆存疑问。尤其前贤相关考证将本属护众侯所涉文书，误认为玉门都尉告下文书，即表明其考释颇有失误，不足为据。
再者，即或以“酒泉玉门都尉”曾为隶属，又由此推论汉武帝时期玉门关始终位于小方盘城，并以此否定其它相关史料，也仍有待考之处。
史载敦煌分置于酒泉其时不一。《汉书·武帝纪》载敦煌分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地理志》记其为后元元年（前88年）；陈梦家考其分置在元封四或五年（前107—前106年）[31]。如今以陈说为准，史载此时亦由酒泉列亭障而始置玉门前后[32]，玉门都尉自当隶属于酒泉无疑。但酒泉郡又分出敦煌郡后，敦煌郡是否同时分有掌管原酒泉郡所属要塞玉门关的权力，即其军权各自分领于何时，这也关系到玉门关一案。
据远在小方盘城以西约60公里的吐火洛泉西南烽燧出土汉简载：“制诏酒泉大［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茭，酒泉郡其假□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大［太］守察地刑［形］，依阻险，坚壁垒，远候望，毋[33]”。由此可见，在敦煌郡已经分置于酒泉后，敦煌郡所到戍卒，仍制诏酒泉太守查检并作以军事部署，可证汉代敦煌郡一带的驻军，确实曾由酒泉郡太守统领。由此可以证明“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文书，此与玉门关由东向西迁址一案并无任何必然关系。
三、敦煌郡置部都尉年代
《史记·大宛列传》“而敦煌置酒泉都尉”之语，历代史家所释多有歧义。
《集解》引徐广曰：“一本无‘置’字；另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渊泉县，或者‘酒’字当为‘渊’字。”夏鼐先生认为梁玉绳考其“敦煌酒泉置都尉”说为是[34]。但传记此事概于天汉初年（前100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太初三年（前102年），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可证酒泉等郡早在此前即置有都尉，故此梁玉绳等取徐广二郡“置都尉”之本，因与《汉书》本纪于时间上前后相抵牾，知其说不足信取。
近年另有学者就此提出：“会不会因为酒泉都尉已于二年前被杀而后移置于敦煌，或即酒泉玉门都尉呢？也有可能原属酒泉郡的玉门都尉在关西迁之初仍沿用旧称。”[35]如此推论而将郡都尉与部都尉上下两级官职相混，亦有待考之需要。
《后汉书·百官志》曰：汉郡“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由此可见，太初三年被匈奴所杀者乃酒泉郡都尉等人，此因官高案大而被史家列入《武帝本纪》。鉴于边郡都尉本属其郡首脑，所以，如说此酒泉郡都尉被杀后移置敦煌郡，既不符合汉郡的机构建置，也不符合两郡的实力及其各自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成因。
《汉官旧仪》记汉“郡置太守治民断狱，都尉治狱，都尉治盗贼甲卒兵马”，可见以汉郡名直接称都尉者即其郡都尉。又记每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等职“不给卫士”，此即各郡下属官吏，所谓“部都尉”则因其郡有诸部而各任其职。是以史上并无敦煌郡内又置酒泉郡都尉的可能。然史载敦煌分置于酒泉，前考汉简记敦煌郡的军兵曾由酒泉郡太守统管，知敦煌郡分置后并未即有军权。故此实与二郡分置诸部都尉之兵权相关。
据统计，西汉各郡以方位词——东、西、南、北、中命名其部都尉者共有45郡，而“中部都尉”仅见于北边7郡，其中6郡皆以“中部”的相关方位词命名其余各部都尉[36]（原文为“其中6郡皆以‘中部’及其相关方位词命名其余各部都尉”，不尽确。——编者注），唯敦煌郡下辖4都尉仅有“中部都尉”，却无其他方位词为对称其余部都尉，一反其他边郡“中部都尉”皆有其对称的方位词命名余部之通例。然而酒泉郡却仅为北、东、西3部都尉而失其“中部”之名。由此可见，敦煌郡的“中部都尉”，当原与酒泉之北、东、西等3部统属为对称体。由于敦煌分置酒泉，数年后又分置其部都尉，致使敦煌分置有“中部都尉”，而酒泉却失之“中部”一名。
由此可见，传记汉已伐宛岁余，即天汉二年（前99年），“而敦煌置酒泉都尉”，确属敦煌郡由酒泉郡分置后，又分置其境内原属酒泉所辖的诸部都尉。故此玉门关部都尉先西迁至敦煌以西，又于天汉中改属敦煌管辖。(www.daowen.com)
四、汉置玉门县的起因
关于玉门县建制起因，王国维考“阚骃之说未必确也”；陈梦家认为：征和三年贰师败降匈奴，武帝诏悔不复出军。罢玉门关屯兵可能即在此时为一度所有过的事。“至于玉门县置于西汉何年，尚无法考证”。另有学者认为玉门县当置于征和三年以后[37]。
今考《汉书·西域传》记桑弘羊等于征和中上书，意在地处西域的轮台以东，远居玉门关外的捷枝、渠黎等故国（今塔里木河中下游地区），“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因此武帝降诏曰：贰师败，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由是不复出军。按此武帝力求“毋乏武备”、“补边状”，本在加强边塞防守而决无任何罢玉门关之意。所谓“不复出军”，只是不许其前往西域腹地屯田之议，此与玉门关之置罢无涉。
诸此有关汉罢玉门关问题的提出，原出于对后世相关史料的不同理解所致。如今标点《汉书·地理志》注引师古曰：“阚骃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玉门县）。”又如中华书局本《元和郡县志》玉门县条点为“汉罢玉门关屯戍，徙其人于此，因以名县”。按此标点文意即汉曾废玉门关，并迁徙玉门关戍卒于异地置县，仍取其旧名始有玉门县。但史载西汉河西四郡人口之众，首推张掖为88731[38]人，而郡内3部都尉共领士卒仅数百人[39]。自敦煌至辽东全部“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40]。故此敦煌的4部都尉每部平均有戍卒仅约百余人而已。又据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载：“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隧长廿九人，候令史三人。”知其玉门部共辖有29座烽燧。马圈湾烽燧遗址有房屋3间，面积共约26平方米，其中土炕仅可容纳2人固定使用。即或烽燧定为昼夜由戍卒轮流守候，按此房间并土炕的居住容限条件，每座烽燧也只能约为二三人。另据笔者实地调查，小方盘城一带的汉代烽燧遗迹形制大体相似。所经，玉门部仅约有近百名吏卒，此与前考传记诸部人数基本相当。然而，酒泉郡各县平均人口约8500余人[41]，仅以玉门关所有戍卒也不足以因此置县。何况并无任何史料可以佐证玉门关人为何未遣入本郡县为民，反而东迁酒泉郡置县。
既然终汉之世并无废置玉门关之载，尤其文献或当地出土文书屡见汉代诸期所涉及玉门关之事迹，故此证明西汉时期玉门关是始终存在的。按《十三州志》曰：“玉门县（汉）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才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汉罢玉门关，屯（戍）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42]今考其作者阚骃乃北凉名儒，而北齐颜之推称：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如“不用为罢”等辞例遍满经传，[43]是故所谓“汉罢玉门关”，即汉不用原敦煌以东玉门关；“屯戍徙”，即其关址西迁；“其人于此”，是原关城地区民居于此被改置为县地，“故曰玉门县”。此类关塞迁徙而原地居民改置为县者，武帝时尚有同例。《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应劭注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由此可证在汉武帝力图拓边为主要策略的历史时期，曾采取向外扩边迁关，对内则将关城地区辟为县治的政治措施。所以，汉武帝即无废玉门关之实，更不可能违反其方略无故东徙玉门关的有限人员出敦煌本郡而在酒泉置县。再者，陈梦家明确附注所见版本记为“汉置（应依师古作罢）玉门关”。按此阚骃原文如确系为“汉置玉门关”，则本不存在罢关一案。而阚骃所言亦记述了玉门关由东向西迁址及其玉门县建置成因。
五、玉门关县建置时序
《史记·大宛列传》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按此亭障所至之玉门，即武帝初置玉门关于敦煌以东的“石门周匝”之地，以此“石门”之势，而命其关为玉门之名。按传记其列亭障至玉门之事与武帝封浞野侯并浩侯同条，而封浞野侯赵破奴事在元封三年（前108年）；封浩侯王恢于元封四年正月[44]，可见是时初置东玉门关及所筑长城之年限当在元封中。
太初二年（前103年。编者注：原文误排为“公元103年”），“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于匈奴”。众议罢击宛军，唯武帝力主伐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知太初三年贰师西征尚军出敦煌。时至太初四年其二伐大宛得胜而归，传记“军入玉门者万余人”。今考其军出自敦煌，人则以玉门所计军卒，可证西迁玉门关并括敦煌于关东的年代，即在太初三年二次出师未归之际。
《汉书·西域传》载：“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按《史记·匈奴传》记为贰师军破大宛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知此语确系贰师二伐大宛得胜时的军情。《西域传》又云：是“时汉军正任文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可见其时玉门关已位于敦煌西北前塞临敌，始得为贰师后距并俘获匈奴兵士。故此西迁玉门关只能事在二次出师与东归期间之太初三年为是。
前考汉玉门关徙，其原地置玉门县，而太初三年玉门关西迁，即属玉门县始建时间。史载王莽改酒泉郡为“辅平”，酒泉郡所辖之玉门县又易名为“辅平亭”，可证玉门县前身确为亭障关守，而传记元封中“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之地，即为玉门县之前身。按学界定汉玉门县位于今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一带[45]，故此汉初所置玉门关亦当同此。
六、玉门关与本地长城建筑分期
前文已引介诸家有关玉门具体方位之说，但陈梦家先生指出：小方盘城应是玉门都尉治所，并认为小方盘城“北、西两面皆有长城，恰当入关以后的口内。关口在其西门外之正西”。近年另有学者“曾对D20、D21（即马圈湾烽燧及其西侧的烽燧）一带作过仔细考察”，并据在此出土的残简认为，玉门关应在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附近[46]。然而，小方盘城一带烽燧数十座，其他烽燧遗址亦出土有玉门关一类文书，所以，仅凭对马圈湾一处的地形及其语义并不明确的残简，尚难以立论玉门关即应在此。鉴于武帝时期酒泉以西长城为三期建置，而玉门部西迁以小方盘城为其中心，故此玉门关口只能坐落在同期所建的长城线上。
前考元封中由酒泉筑亭西至玉门关（即太初中西迁关址而改为玉门县地）；太初中因玉门关西迁敦煌西北，必然连筑此段新旧关址间的长城。所以，由玉门县（即今赤金堡）西经甘肃省新编D27（斯坦因编T15a）烽燧转而南至小方盘城一带的汉长城必为太初年代的建置。并由此逾城南筑亭障遥与阳关相望，史称此“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47]。可见玉门关是在此以小方盘城为中枢的横断东西、南连阳关的长城线上。再传记天汉中，“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48]，可见在太初玉门都尉府已确立时，小方盘城一带半环状长城已为敦煌郡边墙西北，所以，由小方盘城以北D27燧向西分支经马圈湾西去烽燧，既属天汉中（前100—前97年）由敦煌西至盐泽的后期建筑，而玉门关址亦不可能位于关城迁置后所建的长城地段。
再从玉门关的作用而论，太初中二伐大宛时，“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然马圈湾遗址居室不过20余平方米，其他烽燧形制略同，而此类烽燧并不足以任文将兵屯驻。另外，玉门关扼守东西交通，验讫官文，稽查商旅而因设都尉府辖之，过往使者商贾，必经关验而由玉门关都尉就近照应，假如关口西去当地主体建筑小方盘城，即陈说远离玉门都尉府地20余里（陈先生推断关口在小方盘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吴礽骧等人主张玉门关应在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附近。——编者注），这对日常管理验查与过往者皆有不便，故玉门关口仍当位于小方盘城附近。
今考玉门部一带各烽燧间距约为两三公里，唯小方盘城遗址北门外百余米处即有一座烽燧（甘肃省新编号D25；斯坦因编号T14），是为当地建置诸燧的特例。玉门关口即当位于小方盘城及其北侧D25燧之间。因事涉玉门都尉等编制，尤须对此作以考订。
陈梦家先生提出：“小方盘城应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障尉、玉门关候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名称。”近年另有学者认为：“‘玉门关候’与‘玉门候’可互称；‘玉门关候’至东汉称‘玉门障尉”’；“玉门关候的辖区，东西直线为34公里”[49]，从而误将玉门都尉与玉门关候混为一谈。
《汉书·地理志》载玉门关“都尉治”。按班固文称酒泉郡“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西部都尉治西部障”；敦煌郡“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等体例可见，各部都尉下辖诸障燧，所谓“治”某“障”，即其都尉治所位于某障之地。因“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属史家将两关略为合记如此，然其本意即玉门都尉治所位于玉门关。
据《汉官旧仪》载：汉郡置太守、都尉，边郡太守、长史、丞之下属置有部都尉等职。可见郡都尉与部都尉为上下两级官职。小方盘城以西之烽燧（T6）出土汉简记敦煌太守、长史（原文误为“长守”。——编者注）、丞等“循城，部都尉临”；“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谓大煎都候写移书到完部”。按此为玉门部都尉无疑；当地其他烽燧遗址出土有“玉门都尉府属吏”“玉门都尉护众侯”“玉门都尉护众”等[50]，可见西汉玉门部都尉或称玉门都尉，二者本为同一官职。前引简称“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隧长廿九人，候令史三人”，实际是玉门部都尉所属官吏，玉门关候只能是玉门部都尉下属7位候官之一，唯玉门关候为具体管理关口及所属诸燧事物者。所谓“玉门候”，或可属当时当地人对“玉门关候”的简称，以免日常书写之繁。
陈梦家认为，“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玉门障尉戎告候长宴到任”之简，即“玉门障尉可能是候官（即玉门候官）在东汉之称，亦即是障塞尉”。史载东汉边县有鄣塞尉，掌禁备羌夷犯塞，知其职司与西汉边郡的部都尉相同。而此“玉门障尉”下级属官确记为“戎告候”，可证玉门障尉确为候官上司。所以，东汉玉门障尉同于西汉玉门都尉无疑。
根据玉门部各燧出土汉简情况而论，在临小方盘城北百余米的D25（T14）燧，较为集中地出土有“玉门关候”“玉门候”“关啬夫”“玉门官”等涉及玉门关口的文书。尤其直接位于小方盘西北的北盐湖烽燧（D27），势同玉门都尉的拱卫处，又新发现在当地属高档材质的玉门帛书，表明玉门都尉及其玉门关是以小方盘城为中心的。前考史家原意属玉门都尉治于（即治所地处）玉门关，而此横贯南北的长城，唯在小方盘城北门外至D25燧间有明显缺口。时至今日，虽此戈壁地势平坦均可通车，但是出敦煌西行之路，皆交汇在小方盘城北侧方得易于跨此由玉门关至阳关之南北走向的汉长城遗迹。所以，汉西迁后玉门关口应在小方盘城北门地带。
（原文刊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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