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关遗址考

（美）加州大学　劳　干

一、太初以前的玉门关

汉代开辟河西四郡以后，以玉门关和阳关作为河西的西界，关内是河西，关外是西域。《汉书·西域传》称“列四郡据两关”，四郡指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两关指的是玉门关和阳关。玉门关在北，阳关在南，距蒲昌海都是1300余里（注：戴震本《水经注·河水注》校文云：“案《汉书·西域传》‘蒲昌海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后汉书》同，惟《水经注》作千三百里，足证二书皆脱千字。”全、赵无发明，今不引）。

但这是汉武太初以后的玉门关和阳关，当汉武帝初辟河西的时候，玉门关是在敦煌以东。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没有阳关的。《汉书·李广利传》说：

太初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至敦煌，请罢兵，益发而后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者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这一条是沙畹发现的，在他著的《敦煌木简》中指明是在斯坦因发现的94°稍西的废址。不过他发现这一条太史公的记载虽然很重要，但他指出的地望却被王国维氏误会了。沙氏书中明指出来是TXIV，即现在称为小方盘的一个地方，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加以驳正，这是不必的。又王氏指出旧关认为即现在的玉门县，那就更不对了。

王氏认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是现在的玉门县，他的根据是：

（一）现在的玉门县在酒泉和敦煌的中间

（二）现在的玉门县即是汉魏以来的玉门县

第一点是不错的，只是太广泛了。第二点说现在的玉门县即是汉魏以来的玉门县，却不是这么简单。自明初叶嘉峪关以西之地，中国西疆便无玉门县。清初设的玉门县，是东达里图城设治后改称，并非古玉门县的遗址。现在的玉门县距酒泉城450里，《元和志》记自汉迄唐的玉门县，距肃州220里。现在的酒泉城即唐的肃州城，所以现在的玉门城绝不是汉唐的玉门城。《清一统志》云：“《通志》（《陕西通志》）今赤金所去肃州230里，与古玉门县道里相仿，盖即古玉门县也。”杨守敬的《沿革图》列古玉门县是在赤金所的附近。所以汉玉门县尚在现在的玉门县以东200里以外，决不能说即是一处。

又据《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引阚骃《十三州志》云：

玉门县汉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才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顾祖禹引此文下多一“海”字），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

其“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又见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过。王氏因这段和“玉门关即玉门县”的假设不合，认为不确。不过阚骃《十三州志》是北魏的名著，刘知几《史通》称为“言皆雅正，事无偏党”。况阚骃又是敦煌人，记载玉门关正是他乡土上的事，更不至毫无根据。现在去古已远，倘若并无有力的证据来反驳一个去古未远的名著，是个很危险的事。所以不惟现在的玉门县城不能认为即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就是汉玉门县城也不是汉代太初以前的玉门关。

虽然，在承认《十三州志》范围之内，不妨对旧玉门关的位置加以推测，《十三州志》所举玉门县的山川，是周匝的石门，和众泉流入的延兴海。延兴海即是现在名叫赤金湖的，赤金所的城垣就建在赤金湖畔。周匝的石门应当即南北二山间所夹的险要，就形势而论应当指汉玉门县县东的嘉峪关和县西的赤金峡。赤金湖附近宜于开垦而不宜于设防，嘉峪关和赤金峡宜于设防而不宜于开垦。设防地点因为有其他代替的地方而被撤销之后，驻防的人改成屯垦的人，一定不会在原处的。所以说汉玉门县是从附近设防地点移来的，和《十三州志》原意并不违背。

现在所假想的汉代玉门旧关可能是在嘉峪关和赤金峡两处。《寰宇记》引《十三州志》“延寿县在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即金山在郡西延寿东，相传即在嘉峪关，玉石障这个名称与玉门关可以发生联想的。假若这个地方是旧日的玉门关，那就玉门县的设立，是因为西部新设了一个敦煌郡，西部巩固了，在玉门关的戍卒也就向西扩张到赤金去屯垦。

假如认为旧玉门关在赤金峡，那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汉玉门在今赤金，而汉冥安在今玉门附近，两县之间赤金峡是一个最好的关隘。同时玉门和冥安的县界正是酒泉和敦煌的郡界。玉门县是属于酒泉郡的，则玉门县未置县以前的屯卒亦当属于酒泉。赤金峡在酒泉郡的西界，即应当是酒泉的关隘所在，所以赤金峡也很有是玉门旧关的可能。如同明清的肃州因为嘉峪关是重要的关隘，嘉峪关外的玉门便不属于肃州了。若以形势而论，赤金峡的形势当在嘉峪关之上，不过不能以山川形势作为唯一的根据，所以对于太初以前的玉门关，不便轻为拟定的。至于《新五代史·于阗传》高居诲《使于阗记》“至肃州后渡金河，又百里出天门关，又百里出玉门关”，这是指玉门县而言，和近人Cable and French的Through the JadeGate认现在的玉门县是玉门关犯着同样的错误。

二、汉代的玉门新关

汉武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大宛以后，“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玉门关也在此时西徙，《流沙坠简序》的推断是不错的。据道光的《敦煌县志》，认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为玉门关。据斯坦因的Serindia，他曾在敦煌西94°以西的遗址TX IV发现玉门关的公文，认此处为玉门关。这个地方照他地图、平面测量附图及影片，和敦煌人叫做小方盘的是一处地方。所以《敦煌县志》和Serindia是符合的。

据《史记·大宛列传》注引《括地志》称玉门关在寿昌县西北118里，《寰宇记》同。《元和志》作117里，也大略相符。寿昌城即南湖东北的废城，从此处到小方盘计36英里，和这个数目相当。小方盘城周围在外面量每面8丈，城垣坚厚，在6尺以上。在其西面和北面都有长城的遗迹，在其东南北三面尚有一个外郭的遗迹，每面约有30丈。在一个坚固障塞的外围，再筑一个较低的外郭，这在额济纳河沿岸是常有的。小方盘城的外郭虽然被风沙侵蚀得仅剩下不明显的痕迹，但在额济纳河沿岸的地湾城却保存得相当完好。所以就小方盘本身而论显得太小，不过连外郭算来，仍然可以驻扎不少的军队。

在TXIV出土的木简，有：

太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

尉融使告部从事移……更主踵故以……从事□事令史□

兴讯□出况玉门关候满候丞兴尹君所□不宜□□藉□官

玉门候造史龙勒周生萌伉健□□□士吏

始建国天凤元年玉门大煎都兵完坚折伤簿

玉门都尉□属吏板籍

玉门官□

从以上各简看来，这个地方应当是玉门关都尉和大煎都候所共治的城。即就小方盘的建筑状况而论是一个“障”，“障”即塞上小城。在额济纳河沿岸，甲渠候官的Mu Dirvanjin，肩水候官的Ulan Dirvanjin，都是一个和小方盘类似的鄣。甲渠有时便称作甲渠障，肩水也有时称作肩水障。所以大煎都候官治所便是在小方盘的障，而玉门关都尉也便在大煎都障上治理。因此就障而言是大煎都，就关而言是玉门关。

玉门关都尉和大煎都候官既同在一障，所以都尉府或在内障或在外郭并不一定。在小方盘的东北有一小丘，斯坦因记号为TXV，这一处也曾经发现汉简。小丘上是一个烽台的遗址，并有房屋和井的残迹，其西侧和南侧正是和外郭相连之处，所以也是一个重要地方。至于发现的汉简，有：

十一月壬子玉门都尉阳丞□敢言之谨写移敢言之掾安守属贺书佐通成

敢言之龙勒长林丞禹叩头死罪死……满书一封龙勒长印

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门鄣尉戍告候长晏到任

以上都是都尉府的公文，所以都尉府也有在外郭的时候。这是因为障太小了，并不能容纳都尉府的全部，倘若不在一个十分紧急之际，外郭已经可以扼守了。

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认大方盘是古玉门关，这是错的。大方盘在小方盘以东30里，在一个坡的下面，距大道约1里。大道在高冈平处走，是不经大方盘，要经过大方盘必须下坡以后再上坡。这和小方盘高距塬头二三十里便可望见是不一样的。著名的关隘决不会在僻地和洼地，所以在形势方面不应是玉门关。再就他的建筑而论，是3间没有窗户的大屋子。斯坦因在Serindia和Ruins 0f Desert Cathay便认为只是一个仓库，而不是一个适宜设防的所在。现在就此处所发现的汉简（斯坦因遗址记号为TXVIII）看来，并无一个木简是关于玉门关或玉门都尉的，大部分都是廪给一类的事。例如：

入二年籴粟百五十六石榜徨卌一石□田二顷七十亩十月戊寅仓佐（善）□龙勒万年里索良

此简有仓佐的名称，也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仓的证据。

三、阳关遗址

小方盘西面过了一个沙滩以后，便是叫做后坑的沼泽区，这个沼泽区可以北接疏勒河。南湖的水是流到水尾为止，但偶然大雨的时候，山水下来也可流到后坑。所以南湖对于小方盘，是一个在水的上游，一个在水的下游。

南湖在敦煌的西南，距敦煌140里，是一个不太大但很肥沃的水草田。在它的东南有一个草湖，经过长时间芦苇的腐坏，土越垫越高，现在草湖的湖面已经高出南湖水草田两三丈了。草湖的水渗入地中，水草田便生出好几处泉源。这些泉源便灌溉着水草田中的200农户的田地。水草田的东北有一个破城，斯坦因称做南湖城，大半被沙盖着，早已不住人了。水草田的西南当着大道经过的地方，还有一个遗址，满地瓦砾，因为常常有古物被人拾到，本地人称做“古董滩”（《辛卯侍行记》作“古铜滩”），在古董滩的东南和西北各有一个旧烽燧遗址，距古董滩均为5里。

南湖的破城相传是寿昌城，按《寰宇记》寿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元和志》作一百五里，脱一“十”字），徐松《西域水道记》认为南湖距敦煌150里，故南湖废址即是寿昌城。《清一统志》和《辛卯侍行记》的说法也一样。

斯坦因在千佛洞发现的《地志残卷》（Giles在Bulletin 0f school of Orient Studies Vol．6，N0．4有影印本，岑仲勉先生定名为《张大庆抄地志》），所叙的南湖环境和寿昌正合，在Serindia便略引此篇作为《旧唐书》记寿昌由城南的寿昌泽得名以外更重要的新证据。此篇记寿昌城的西南有寿昌海，又有渥洼水，大渠，长□渠，石门涧，无卤涧等，俱在城西南3里至10里，渥洼水并在城西南3里发源。现在要找一个距敦煌西南150里的城，城西南有湖，距城西南3里有一个水源，除去南湖东北的破城再无第二处，所以南湖破城即是寿昌城遗址。

据《元和志》、《寰宇记》诸地理书，阳关距寿昌城6里。阳关是个通西域大道所经，所以必然是临着大道的。现在寿昌故城循大道西行6里，只有古董滩一处是个遗址。所以古董滩应当是阳关所在。古董滩的遗址有半里见方，较寿昌城南北较长，东西相仿，所有陶瓦碎片可以表示从汉至唐，并且曾经发现过五铢货泉半两钱及铜箭镞，这也可以表示从汉代以还已经被利用过。照Serindia所记的遗物来看，这一个城和寿昌城都是从汉以来都有人经营利用，可见寿昌城是汉代的龙勒，而古董滩是汉以来的阳关。不过此处正是山水经过的地方，曾经因无人管理被山水的冲灌，再经风沙的侵削，将城垣削平了。现在除了将沙砾除去，尚偶然看出房屋残破的遗址以外，只能从陶瓦的堆积来判断住居的痕迹。但从陶瓦堆积的格外多，也可想到住人并不在少数。

现在古董滩的位置是在南湖水草田西偏南的地方，在水草田的尽西是一个大渠，跨过大渠以后便是古董滩。古董滩在大渠的西面，在一个山水沟的东面，和山水沟平行的是两条至三条沙岭，过了沙岭以后，便是10里左右的砾滩。再向西去便到了沙丘区域，人马都不易行过的。这样的沙丘行过60里便到推莫兔，这是一个有溪水灌注的山谷，住有十几家农户，在现在推莫兔村的南部，尚有一个汉代的城障，对河并有一个烽燧。向西70里到多坝沟，或向西南90里到库拉斯台（照申报馆地图，《辛卯侍行记》作葫芦斯台），都是大道，再行两站便到苦水，可以和出小方盘到罗布诺尔之路相会。(www.daowen.com)

关于通西域的大道，两汉书《西域传》记着白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条道，即：

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记着有3条道，即：

从玉门关西出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井西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

从玉门关西北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北史·西域传》所说出玉门的两道和《魏略》的中道和新道相同。《洛阳伽蓝记》记宋云使西域的事，走的是中道。《隋书·裴矩传》的3道也和《魏略》相同。至《元和郡县志》所记的是：

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

玉门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

假如将上列各道合并起来，共计有：

（甲）经楼兰的：

1．《西域传》的南道（《元和志》的南道同）。

2．《魏略》的中道。

（乙）经车师前庭的：

1．《西域传》的北道（即《元和志》的北道）。

2．《魏略》的新道。

（丙）经婼羌的：

1.《魏略》的南道。

所以一共有5条道可走，其经楼兰的两条道和经车师前庭的两条道，据本文上看其分别是在从玉门关到楼兰，和从玉门关到车师前庭，各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到楼兰或车师前庭以后，4条路线便合成两条路线了。在此5条路线之中，经车师前庭是只能走玉门关的，经楼兰和婼羌是可以走玉门关或阳关。此外尚有一条专走阳关到婼羌，即现在走阿尔金山的路，还有不走汉玉门关及阳关到伊吾，即玄奘所走的，这都是汉代大道所不经由，所以《西域传》和《魏略》都没说到，晚到《北史》也不提到。即是到西域的路实以玉门关为中心。

不过玉门关距西域的道路比较便捷，所以入境是入玉门关，如班超上书愿得生入玉门关，敦煌汉简“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出使车师是走玉门关，如敦煌汉简“以食使车师□君卒八十七人”。但阳关也有重要之处，如斯坦因在Serindia说的，阳关附近出产丰富，可以作成供给站，并且阿尔金山一带为流动的婼羌所据，阳关是个主要防线，都是对的。

所以《西域传》说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2738里，出“阳关”至近者曰婼羌，鄯善国去“阳关”1600里，都是从阳关说起的。

清高宗作阳关考，驳相传阳关在新疆之说，这是对的。不过认为在红山口，却不免有些错误了。红山口在古董滩北偏西30分，南湖诸水合流向北流出的山峡，在山峡的上面有一个烽台。这一处从南湖诸水流到的水尾附近来看，确很险要。不过这是一个坐南向北的山口，从南湖到小方盘，可以走到，从南湖走西行的大路到推莫兔，却只经古董滩而不经过这里。古今记载都是自阳关直向西域，并无由阳关到玉门关再向西域的记载。倘若不经玉门关出红山口仍一直向西，那就一片沙漠，并无泉水，也无古废址可寻。古代的废垒并不在红山口一直向西的沙漠，而在出古董滩向西，现在尚有泉水的推莫兔和多坝沟等地。并且现在红山口只有一个烽墩，除此以外，别无遗址。所以红山口因为据着险要，从前曾经作为防守的一个据点，但按照遗址的规模和道路的方向，不能认为即是古阳关所在。

倘若就古董滩的遗址论来，古董滩的遗址诚然太平坦一些。不过由推莫兔溪畔的城堡到南湖，70里路中有60里沙原，中无滴水，其困难比较惠回堡到嘉峪关90里无水的石子道还要困难些。斯坦因也认为这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再就古董滩本身而论，现在因为城垣倒坏看不出险要，但假如长城修起来，有南（龙王庙）北（红山口）两个墩策应着一个千雉严城，也就可以看出是一个重要的阳关了。

四、唐以后的玉门关

唐初玉门关已东移，到唐中叶又东移，唐初的玉门关在距瓜州50里的北方，据慧立《大唐三藏法师传》云：

法师（在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咽喉也。关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

……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上有胡桐树。布草填沙，驱马而过。

到《元和志》的时候，便说玉门关在晋昌东的20步（原文误为“150步”。——编者注），和这一处不同了。

要知道唐初玉门关的地位，必先以瓜州地位来决定。瓜州所在迄无定说，斯坦因在Serindia认为是安西以西的所谓瓜州城。他又认为安西附近的疏勒河即是玄奘所经的瓠芦河，因此他便认为唐初玄奘的玉门关是在瓜州的东北。但据《元和志》说瓜州距肃州480里，距沙州（即敦煌）300里，今安西以西的瓜州城距敦煌195里，距肃州600余里，和这个距离不对，是不能认为即唐代瓜州城的。

现在距肃州480里，距敦煌300里，只有苦峪城相符。《清一统志》云：“苦峪城在渊泉（即安西城）东南，东去嘉峪关四百六十里。”（经查，引文原为：“苦峪城在州东南，东去嘉峪关四百二十里。”——编者注）再加上嘉峪关至肃州60里，恰为480里，今城为明成化十三年所修，但早已有遗址了。徐松《西域水道记》云：“断碑没草，寻其残字曰：‘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耆旧相传，是张议潮归唐部人所造，以述功德。一面字势不类唐人，殆曹义金时作也。”可证城之建造，至晚在明以前。现在本地人称为锁阳城，锁阳出于稗官，不足为据。斯坦因的Serindia载发现的陶片，最晚到宋。所以此城决不太晚，此城为安西属内最大的遗址，明代所建，当仍旧基。此城距河照Serindia的图为20英里，与50里之数相近，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或是玉门旧关。逾疏勒河便是出星星峡或青铜峡到哈密的大道。

开元天宝时，玉门关的位置，应仍和贞观相同，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云：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岑诗作“白草枯”），南连犬戎北接胡。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

据闻一多及赖义辉对于岑参事迹的考证（闻文见《清华学报》，赖文见《岭南学报》），岑参系天宝六年佐高仙芝戎幕，天宝七年在西域。据此诗“腊日射杀千年狐”句，知岑参系岁暮出关。又此时尚有二绝句：

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肠堪断，况复明朝是岁除。（《玉关寄长安主簿》）

苜蓿烽前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思想（岑诗“思想”原作“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题苜蓿烽寄家人》）

检《长历》，天宝六年丁亥十二月大，天宝七年戊子，正月初一日立春。此三诗时日，《寄长安主簿》有“明朝岁除”语，当为十二月二十九日作，《盖将军歌》言“腊日”，当为十二月三十日作，《寄家人》诗当为立春日即天宝七年元旦日作。

自苜蓿烽西去，便到敦煌，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云：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髫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

城头月出时的宴会，应当是上半夜当月在上弦的时候，即应在十五以前。藏钩行酒据周处《风土记》和《荆楚岁时记》说是岁腊的风俗。但时方正月犹是新年，李商隐诗“隔座送钩春酒暖”，言春酒，也应是新春的宴饮。所以岑参的路，是从现在安西附近，即玄奘所出的玉门关西行，正月初一沿胡卢河过苜蓿烽，正月十五以前到敦煌。现在从安西至敦煌，仍有沿河走的路。假若照《元和志》所说唐中叶以后的玉门关是在晋昌县东，晋昌即瓜州治应在今苦峪附近，则由晋昌到敦煌便应走经踏实堡向西一直的路，距河总在五六十里以外，不得云胡卢河上。胡卢河即瓠芦河，斯坦因证为疏勒河，甚为精确，所以从玉门关西去敦煌要在胡卢河上，非认为即玄奘所经的玉门关不可。所以贞观到天宝，玉门关未换位置，关的东徙，是天宝以后的事。

附记：本篇承夏作铭先生指正数处，谨志感谢。

（原文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