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工程的历史表明，工程始终是直接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总是透射着工程活动的实践轨迹，积淀着古今璀璨的文化与人类文明。无论是西方文明进程中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的巨石阵（Stonehenge）、玛雅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竞技场、曼哈顿工程和大不列颠海底隧道工程，还是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都江堰、万里长城以及现代的三峡工程和“神十”工程；无论是西方的工程奇观，还是东方的工程奇迹，无一不彰显了人类的工程智慧。

尤其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国际化的时代，在竞争与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知识经济时代，工程已经不仅仅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研究提出的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理论^[1]，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或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与其工程实力呈正比例相关。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工程活动规模和速度也不断加大、加快。我国已经成为工程（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工程强国。之所以如此，工程创新能力不强、基础理论支撑不足是两个最基本的内在因素。因此，加强对工程的理性认识和理解，加强对工程的理论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的工程研究和工程哲学研究，对夯实工程的理论基础进而提高工程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那么，如何理性地认识和理解工程？当代工程所建造之物与人类文明史的不同时期有何不同或有何关联？如何来认识这种不同或关联？人类的工程活动又是如何影响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理论思维。

工程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活动，其历史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工程既作为人类直接的生产力，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又作为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存在的体现，“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

从哲学史和工程史的发展来看，工程造物主题的迷失由来已久^[3]。哲学的历史与工程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各自“奔腾”的、两条互不“交汇”的“河流”，哲学中的理性对工程的“不屑一顾”，工程师（或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也许是两者“不相往来”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工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工程化，从哲学层面反思和研究工程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20世纪末，哲学的“经验转向”使得工程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界与工程界也都开始各自关注对方，有了交流与沟通，并逐渐建立起哲学与工程“沟通”的桥梁——工程哲学。21世纪初，工程哲学在中国和欧美国家的确立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但出现了“不约而同”和“基本同步”的现象^[4]。其确立的标志分别是《工程哲学引论》（2002）和《工程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Louis L.Bucciarelli，2003）的出版。2007年，由我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合作完成的《工程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工程哲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接下来，工程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深入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主题。(www.daowen.com)

哲学的“进化论转向”^[5]为工程哲学领地的开拓与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19世纪中叶的伟大理论发现，其进化思想已经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地渗入到各个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科学（知识）进化论、技术进化论、产业组织演化论、演化经济学、社会进化论，等等。如果从殷瑞钰提出的“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或知识网络来看，发现演化思想在“工程”环节存在缺失。因此，进行工程演化研究弥补这一理论“缺失”，是工程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需要。

从现实来看，大量的、大规模的工程活动，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工程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如我国近些年来在纺织、机械、钢铁、造船、汽车制造、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等工程领域中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尤其在产品产量与国际市场占有份额上已居世界前列；我国的工程教育规模和工程师数量都居世界首位，步入工程大国行列。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如今，我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诸多挑战。例如，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向是由工程的战略层面确定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面临如何应对多学科交叉、多技术集成相结合的工程科学命题；工程领域的技术、产品质量等存在创新“瓶颈”或扩散壁垒；总体上的工程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和工程创新人才缺乏；由于“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工程质量、运营和维护成本过高，生态环境代价太大等原因，造成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不协调、不和谐；工程理念缺乏、工程管理效率不高且不协调、工程寿命过短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与坏，关乎着我国工程强国地位的确立，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型，也涉及我国“节能减排”战略的贯彻实施和“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建设。因此，需要掌握各行业工程在不同演化阶段的特征和规律，把握未来工程创新的方向，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制定工程战略以利于工程创新。这是本研究的现实需要。

无论是理论研究的需要，还是现实的社会需求，都有必要对工程演化问题进行系统、有益的探索，它对工程哲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现实的工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工程演化理论研究既是工程哲学和工程史的重要交叉领域，也是进化论和工程研究的重要交叉领域。认识和理解工程是工程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也是工程演化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工程演化研究是史论结合的。“史”是基于工程史和标志性的工程范例，从进化（演化）论的视角，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种群”和行业工程的演化共性和规律，揭示工程演化的内涵、本质及其动力机制。“论”是从哲学的理论思维，对工程演化方式和动力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一方面，揭示工程作为自然界与人工界要素配置上的综合集成的演化过程与规律，形成一个关于工程研究的系统的、较全面的工程演化理论，积极开拓和发展工程哲学和工程史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工程演化研究在“工程”维度上丰富了广义进化论的理论宝库。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技术、产业、经济等的进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链”来看，关于工程演化的研究还近乎是一片“处女地”，因此，工程演化理论研究，不仅同科学的不断发现、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应起来，而且丰富了产业演化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广义进化论理论宝库的丰度。

从实践意义上看，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工程决策科学化，以及与工程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把握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向？工程决策如何做到民主化与科学化？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工程技术人才？如何借鉴古今工程强国经验来提高我国当前的工程能力进而提高工程强国地位？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从哲学的、宏观层面给以理论阐释，或者提供理论指导。把这些问题纳入工程演化的理论研究中，有助于梳理和把握技术进步的方向，为工程科学的研究提供战略性和导向性的意见；有助于当代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工程创新人才的培养；对我国工程活动的管理与协调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