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集镇

后集镇位于黄淮海平原，是苏北A县的南大门，有高速公路、铁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全镇辖8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6700户，3.2万人，可耕地面积3.37万亩。后集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苏北处于较低的水平，2001年上报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28亿元。当地农民收入以打工、务农为主，住房以砖瓦平房为主（98%），2001年上报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786元。

（一）财政状况

后集镇所处的A县历史上是江苏省最贫困的县之一。1996年底，江苏省下派省级机关的一位处级干部C到A县任县委书记。C书记上任后随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力图改变A县的精神面貌和投资环境。他一方面在全县范围内严惩腐败，另一方面则向全社会集资借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C书记改革的效率非常高，对A县的影响巨大，A县上下的干部作风有明显的改观，基础设施建设亦成效显著，同时C书记又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任期间，全县的干部群众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对于干部来说，不仅必须勤政、廉政，而且每个公教人员都要承担十分巨大的引资、捐资压力，一段时间内怨气很重（为此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作过报道）。对于每个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要承担十分沉重的集资任务，至今，A县的许多农民都说，90年代后期是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而A县最为典型（有些村庄，农民的实际年人均负担要超过600元）。

后集镇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在A县居于中游，非常具有典型性。90年代中期以来，后集镇的财政每年都有赤字，而且缺口很大。几年间，后集镇的镇级债务越垒越高，1996年，债务总额为715万，到2000年，债务已达2667万元，其中借县级财政款160万，金融机构350万，财政为乡镇企业担保借款148万，借单位款1200万，借私人款273万，应付工程款169万，其他借入款386万。据财政所的同志介绍，形成这么巨额的债务，一方面是由于镇财政本身就入不敷出，连吃饭财政都算不上，只是拖被子盖脚，拆东墙补西墙的举债财政；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乡镇面临着巨大的建设的压力。无论是道路、桥梁的修建，还是为“普九”而进行的学校建设，以及大张旗鼓、收效至今还是未定数的小城镇建设，后集镇与其他乡镇一样，都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99年后集镇的净财力为277万元。作为一个农业乡镇（1998年后集镇的一、二、三产比例为75：10：15），2000年以前，后集镇的财政的90%左右来自于农业和农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后集迎来了2001年的农村税费改革。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后集镇的税费改革严格执行了中央和江苏省的文件精神以及市、县的要求，改革十分彻底。改革后农民年人均负担总额仅为84.47元，我们接触到的农民都反映各级政府、组织没有再另摊负担下来。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好政策，都称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税费改革在使后集镇农民受益良多之时，却使得镇财政雪上加霜。改革后，后集镇减少收入281.43万元，其中：因取消乡统筹减收102.86万元，取消屠宰税及附加税减收77.34万元，取消教育集资减收84.69万元，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减收16.54万元。改革后新增财力为243.04万元，其中：新增农业税123.04万元，财政转移支付120万元。由此，后集镇实际减少财力38.39万元。

2001年的财政总决算表显示，当年后集镇共完成预算内收入402.16万元，占目标任务数的100.49%。其中国税完成63.80万元，占目标任务数的91.14%；地税完成130.13万元，占目标任务数130万的100.1%；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共完成169.94万元，占目标任务数的100%；其他收入完成35.09万元，占目标10万元的350.9%。由于后集镇属于江苏的欠发达地区，因此，作为共享税的国税后集镇分成是镇60%，这样，63.8万元的国税，后集镇分得38万多，此外，后集镇还获得县追加补助297.6万元。2001年，后集镇的预算外财政收入为125.6万元。因此，后集的镇级收入共为790万元左右。

这年，该镇的预算内支出是672.24万元，其中用于农林、水利等部门事业费支出14.57万，用于文教、卫生、广播、计生等事业费支出360.63万（主要用于发工资、修缮危房），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99.45万，用于行政和其他方面的开支78.73万。同时，年度的预算外支出是608.33万元。这样共计支出1280万元左右。

经济规模如此小的乡镇一年收支缺口500万，确实触目惊心。事实上情况还远不止如此糟糕。因为报表上显示的地税完成130万是为了向上级显示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基数而“做”出来的。实际上2001年全年镇仅完成地税70万元，还有60万元只有自己咬着牙垫支。这样当年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来年的任务基数却是以今年上报的数额为基础的，结果自然是阴天背稻草，越背越重。据财政所长讲，县里下达的任务基数，全县没几个乡镇能完成，到年底大家只有用这种办法应付过去。2002年全镇预算内收入的目标任务数是436万，财政所长估计又要缺收50万元左右。

后集镇的华书记年仅29岁，当年曾是全国百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年轻，有能力，有抱负。但提起财政问题他也头疼：“我们一年到头都在为钱发愁，这么点可怜的钱，要保运转，保稳定，保吃饭。”华书记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大学毕业时，他自动放弃在省城工作的机会，要求到贫困地区工作，但现在他坦陈：“天天有人来要债，要钱，自己的心越来越硬，实在没有办法呀。”现在财政压力已经让大家喘不过气来了，一方面要偿还巨额的债务；一方面还要发展、投入。此外还面临着一个隐形的定时炸弹，那就是前几年大搞基建时负下的巨额集资。

现在后集全镇共有包括370名教师在内的财政供养人口470名，工资的发放成了最棘手的问题。2001年年底镇里欠发公教人员5个月的工资，而村干部只领到了3个月的工资。华书记无奈，向县领导汇报，再三求情，借了35万元回来过年关。2002年6月农业税一收齐，县里就从中将35万全部扣还了。农业税占镇全部可支配财力的近一半，2002年上半年已全部用光了。即便如此，上半年已拖欠了15万元的工资，下半年干部的两费尚无着落。后集镇现在共欠银行300余万元的贷款，政府信用极差。

后集镇的问题在整个A县乃至A县所在Q市都很普遍。现在省农行已将Q市列入金融风险的高发地区，信贷只收不放。当年A县的C书记现在已是Q市的市委书记，他表示要争取一年内还清全市的个人贷款，3年内农行的贷款全部还清。市里表态了，县里也要保证完成。7月后集镇要还贷27万，但到下旬我们在那里调研时，一分钱也未能还得了。到年底，还要有133万的偿还任务。怕还不了债，法院来强制执行，镇里2002年春天便“未雨绸缪”，将最值钱的家当，一辆旧桑塔纳轿车卖了。

在这种情况下，后集镇与其他乡镇一样，还要承担县里转嫁下来的各种负担。2000年，县城大搞绿化，每个乡镇要捐资2万元买树。2001年市里开农业招商会，每个乡镇必须招揽5个老板，一切费用乡镇自己承担，后集镇花去了6000多元。县里办工业品展览，每个乡镇要包一个展台，开支达几千元，却得不到任何实际收益。2002年秋，县里又要办中国花木节，全县共要准备100多万盆花，后集镇要承担1.5万盆一串红，开支就是1.2万元，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钱要出。县里兴办工业园，每个乡镇必须资助5万元，如谁敢不给，县委组织部长、纪检书记就要找谁谈话了。……据估算，全镇每年要承担县里下压的各种不可预见的负担15～20万元。

面临如此巨大的财政压力，A县上下都在努力地想办法化解，他们殚精竭虑，采取了种种措施，其最终成效尚不可知。不过从我们在后集镇的调查来看，其中的许多东西确实耐人寻味。

（二）化解债务

乡、村两级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已是全国普遍的现象，税费改革后，随着乡、村两级财力的减少，债务化解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现在债务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与稳定。为此，2002年，江苏省提出了力争在3年内化解村级债务的目标。A县先行一步，2001年就做出举动，在全县范围内采取措施化解两级债务。据说A县的化解债务已取得巨大成效，其中的许多经验已引起了各地的关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人来A县取经。

2001年5月中旬，A县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县清产核资化解村级债务工作领导小组，从80多个县直部门抽调150多名干部组成37个村级债务化解指导督查组，分赴各地指导工作，要求每10天汇报一次工作，直到工作完成方可脱钩。同时出台了《关于在全县开展清产核资化解村级债务的实施意见》，对清产核资和化解债务作出明确规定。A县集中在5、6月份时间开展化解债务工作，规定5月15～25日为核清村级资产、债务阶段；5月25日～6月25日为化解债务突击月，全面清收债权，遏制债务的增长势头。到2001年底，负债20万元以下的行政村债务基本化解，确保2002年末，负债80万元以下的村债务基本化解，2003年末，全县化解村级债务。A县为此进行了全面的动员，并观摩了化解债务较为成功的Y镇的经验。由于这5年来，A县的行政效率非常高，县里基本上是说到做到，加之干部群众对上级都产生了很强的畏惧心理，因此，很快地，A县就形成了化解债务的风声鹤唳的“运动态势”，谁也不敢“逆潮流而行”。

后集镇的乡镇债务是个天文数字，但村级债务相对来说并不很高（这在A县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到2001年4月，全镇共有村级债务266.8万元，债权259.93万元，这些债务中，有132.19万是借个人款，24.84万为银行及信用社贷款，25.46万元是借合作基金会款，借财政款24.1万，借单位款13.92万元，其他应付款46.29万。而259.93万元的债权中，农户尾欠款即占了180.55万，此外还有单位借款36万，个人借款26.79万元，其他应收款46.29万元。因此后集镇化解村级债务主要是要解决与众多农户的经济问题。

2001年5月后集镇党委、政府联合发文《关于在全镇开展清产核资化解村级债务的实施意见》，同时成立了化解村级债务领导小组。为了顺利完成任务，镇里通过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发动，逢会必讲，先后召开了两次由全镇干部职工、全体村组干部、全体党员、两个议事会代表、部分村级债权、债务人代表参加的千人以上的专题大会。同时还在严打大会上宣传发动，这样，运动氛围形成了，化解债务成了当时社会上的热门话题，许多债务人感觉到此次债务非还不可了，而债权人则认为税费改革后，集体再也没钱还债，只有这次机会，能收多少算多少。为了保证任务完成，后集镇向各村派出由5名镇里的干部组成的工作组，领导这项工作。

后集镇化解债务的主要措施有三种：核销无效债务，债权债务相抵，变卖集体资产。(www.daowen.com)

核销不良债务、无效债务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村干部。主办人员对所有历任村组干部的债务重新审核，凡是他们认为不合法、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一律予以剔除，并重新打折确认。对因欠发所有村组干部奖金、福利形成的债务全部核销（理由是他们在任期间没有好好工作，才导致今天的局面）。对已入账的从1997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招待费，原则上不准报销（县里规定1997年7月1日后取消村级招待费）；1997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招待费直接打5～6折，已报的多出部分，谁经手，谁负责退款，也可冲抵债务。某老干部，村里欠他2万元借款，经审核后，被核销8000元高利贷，还要追究其党、政、纪责任。

债权债务相抵用当地话说叫“拉驴对账”，就是把村债权转移给债务对象，使村民—村集体—村民之间三角债变成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债务问题。为了使此举奏效，工作组采取各种手段，加大力度，狠压欠村往来的农户，迫使他们主要找村的债权人来抵账。而那些债权人则意识到向集体要债已经没有指望，而向具体人要反而容易点，对方不容易赖账。当然，工作组也注意到工作时不能把一些容易收回的债权转给村干部，让普通群众去面对困难户、钉子户。这样消解债务的办法自然容易得罪一些村组干部，为此工作组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有一离任的组长因村里欠自己一笔工资，十分有意见，便鼓动群众不还款也不抵账，结果驻村工作组把他“请”到村部，对其“帮教”，并终使他“幡然醒悟”，最后此人“立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配合工作组工作”。

变卖集体资产主要是将这些资产卖给数额较大的债权人。这些资产主要包括集体的荒地、房屋、电泵站等，当然最令人咋舌的还有栽树权。所谓栽树权是允许债权人在村路两边或其他空地种若干年的树，以此抵债。方庄村是后集镇债务最严重的村，村中已实在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变卖了，他们便将村路两边的地抵给债权人种树，每米70元，时间为15年。由此一下子减少了12万元的债务。其中有一饭店老板就因此抵掉了4万元的债权。方庄村又将村部后面的一块地的栽树权卖出获得8000元。据村书记自己讲，那块地最多也就值400元，但是这些债权人不要也得要，否则什么东西都拿不到。

为了给这次化解村级债务保驾护航，镇派出所也是时刻准备着，做到闻警即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到现在，后集镇已经化解村级债务210.88万元，占原先债务总额的80%左右，尚存债务50万元左右。

不管方法手段如何，对今后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后集镇的村级债务确实大部分已得到化解，但是化解乡镇债务就不那么容易了。后集镇的乡镇债务是今年着手化解的。化解乡镇债务的手段首先还是核减无效债务，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进行债务冲销。冲销主要在乡镇各部门、单位、镇村之间，以及各工程队之间进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后集镇共核减了1633万元债务。化解债务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回收债权，到2002年7月，共收回债权587万。此外就是拍卖集体资产，包括集体的房屋、小汽车，拍租240亩土地（租期20年），共获得108万。截止2002年7月底，后集镇尚有1400万债务，债权900多万，净债务477万。不过这900多万的债权已经实在难以收回了，因此现在这笔巨额的债务仍是困扰后集镇的一大难题。

乡镇债务如此巨大，而村级债务却相对来说很小，后集镇这种乡、村债务的状况在A县是很普遍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由于这几年来（亦即乡、村债务的主要形成时期），A县的政府力量非常强大，行政效率很高。其他许多地方村级债务巨大，除了办企业、办公益导致的负债外，还由于税费征收困难，村集体举债上缴以及村组干部贪污腐败所致。而这种情况在后集镇乃至整个A县并不很严重。90年代中后期，当地农民面对非常强硬的干部，心中再有怨气也还是尽可能地凑钱缴足税费（当然这背后又有我们所讨论过的乡村社会性质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而对于村组干部来说，C书记上任后在A县所刮起的“廉政风暴”，大大挤压了他们的渔利空间，所以现在的这些干部还是比较廉洁的。因此，村级债务便被遏止在较为有限的范围之内。而乡镇债务则相反。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面临着县里压下来的巨大的建设任务，其中，大笔资金要由乡镇来承担，由此乡镇的债务便直线上升。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高效的行政机器向农村社会大量的抽取资源，乡镇债务巨大而村级债务却较小的局面。但是，这两个貌似不同的景观背后却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基层政府和农民都承担了巨大负担：在乡镇政府那里表现出来的是巨额债务，在农民那里表现出来的是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

现在，后集镇以及整个A县的村级债务化解是成果显著。但是我们却一点轻松不起来，因为我们认为此举虽然使当地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就，却亦使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或者说给以后造成了一些隐患。村干部债权的核减，有些是合理的，如高利贷，有些却实在说不过去，如以前村里拖欠他们的奖金、福利。村组干部的一些合法权益受到挤压、侵占，对今后的村级治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债权、债务相抵，实际上是将村民与村集体的矛盾转变成村民之间的矛盾，这对将来村庄的稳定、村庄的内聚力的维护又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村集体与一些债权人之间近乎强买强卖（如极不合理的栽树权），对今后政府、集体组织的形象、信誉、权威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是政府在拿自己、拿党的合法性来抵债，它对共产党执政根基的侵蚀是不言而喻的。

（三）压缩开支后的村级治理

为了压缩开支，后集镇进行了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和行政村合并。将镇属事业单位压缩为三站三中心：国土所和村政建设办公室合并为国土村建管理服务站；农技站和多种经营站合并为农技服务中心；农经站与企管站合并为农经服务中心；文化、广播电视站并为文广中心；保留计生、水利事务站。事业单位合并的同时，还进行了人员精简和经费、开支的压缩。以农经服务中心为例，2000年，农经站有8名工作人员，企管站有4人，合并后的农经服务中心一共只有8人的编制了。这8人中，只有2名县里规定的差补名额，每个名额补3000元；农经服务中心还要负担2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但是，2002年镇里给农经服务中心所有的预算支出是20672元。因此，这10个人的工资、办公经费的缺口要靠收取服务费、管理费、土地流转费来解决。但是，现在随着职能的转变，农经服务中心这些规费的收取已经十分有限，根本不够支付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服务中心的主任说：“如果到年底经费再没有着落，有的工作人员只好自动离职了。”

同时，后集镇还着手调整中小学布局，精简教师队伍。取消村小学，重点建设镇中心小学和分片的中心村完小。学校以学生定班级，以班级定教师，教师竞聘上岗。学校的宿舍、食堂民营化。全镇的幼儿园民营化。这样，学校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开支精简了，但学生的开支也因此增加了不少。

压缩开支力度最大的还是在压缩村级经费上。用华书记一句很直白的话说就是“将村级开支压缩到最低，镇里尽可能地从中获取剩余”。

后集镇原来共有16个行政村，170个村民小组，2001年9月行政村合并为8个。合并前，每个村的村组干部职数为“组＋2”，这样全镇共有村组干部202人，村书记的报酬每年在1800元左右，小组长的报酬为800元。并村后，大村（3000～5000人的村）干部职数为8人，小村干部职数为6人。现在各小组长一般都由村干部兼任。以大桥村为例，大桥村由两村合并而成，原来两村共有村组干部45人，现在只剩下8名村干部，无一专职的小组长，有的村干部要兼任3个组的组长。村书记们的报酬根据村庄的人口规模，定在2800～3500元之间。各村主任、村会计的报酬为书记的80%，一般干部为60%～70%。

为了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收支范围变化的需要，强化财政管理和会计监督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A县于2001年进行了“会计集中核算，乡村财务统管”的财政改革，加强了对乡（镇）直单位和村级财务的监管。对于村级财务，后集镇严格实行村账乡管。各行政村的财务收支纳入会计核算中心，村账户取消，全部归入村级经费专户。农业税附加和村级经费补助由国库直接拨入核算中心的村级经费专户，“一事一议”、“以资代劳”筹资及“村其他集体收入”都要上缴至此。各村的日常零星支出实行备用金制度，临时大额支出实行临时借用，一般商品和劳务支出统一由会计核算中心办理。村组干部报酬和五保户经费由乡镇负责人批准后去核算中心领取，其他开支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后到核算中心报销。这样，村级经费便牢牢地控制在乡镇手中了，村干部没有任何的自由支配权，村会计实际上成了报账员。

后集镇的干部和群众都承认，1996年以前，“村干部有油水捞”，当时“干部大家争着当”。而自1996年底C书记在全县刮起廉政风暴后，村干部要上面“哄着干”了。就以招待费为例，90年代中期，后集镇各村每年的招待费一般在1万元左右，村干部们自然从中渔利不少。1997年，县里下令取消了村级招待费。后来此举实在不利于村里工作，才又改革为村书记、主任、会计每人每年允许报销700元误餐费，留着当村级招待费使用。90年代后期以来，A县对村干部的管理是非常严厉的。例如，当地农民家逢红白喜事一般要宴请10桌人左右，但县里为了防止村干部借此机会敛财，规定村干部家中红白喜事请客不许超过4桌，否则不仅要没收礼金、罚款，还要被处分。后集镇一位村会计儿子结婚，来客超过4桌，结果村会计被罚款700元。

乡镇将村级经费统收统管，挤压村级的利益来给自己补洞，村级苦不堪言。2001年底，乡镇公教人员欠发了6个月的工资，而村组干部的工资则欠发了9个月。2000年底，镇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只能给某村1000元发工资过年。当时全村共有20多名村组干部，村书记实在无奈，去银行再贷款5000元。村书记请每个干部谅解他的苦衷，结果所有的人都没忍心拿一分钱。

现在村干部们的工作由难到易排列主要是五件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生育、民事纠纷调解、税费征收、水利建设。

提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集镇的村干部和群众就头疼。村干部说这是最难推进的工作；农民们说：“政府提倡什么，什么不值钱”。这10余年来，后集镇进行过多次的产业结构调整，结果是引来怨声载道：1986～1989年，要求农民种苹果，最后果树不结果，农民将树全刨掉；1989年种植棉花，由于土质不行，农民没有积极性，又不善于管理，结果“棉花没有草长得高”；1992年种桑树，不少农民偷偷毁桑；1996年，镇里要农民砍玉米种萝卜，并答应保证销售，但最后萝卜全不合格，农民气得将萝卜全倒到乡政府大院旁边；1997年，上面要求种银杏，农民抵制，当时C书记已到A县，雷厉风行，乡镇干部发动中小学生去田地里强行栽树，并要收农民每棵树苗3元钱，后来农民也是偷偷地毁了树木。1999年起，A县又在全县大规模种植杨树，今年则成了全市的杨树产业年，要求高速公路两边200米内必须种树；其他地方旱田套种杨树；水田100亩就要搞林网。同时还要求一些地方在旱地边种成片的杨树林，文右村有1900亩旱田，现已种成了1100亩的杨树林，为了种成这1100亩杨树，一些农民长了1米多高的玉米都被强行拔掉了。而在套种杨树的玉米地，由于杨树吸干了土地肥力，玉米大大减产。县里指出杨树10年便可成材，并要求在杨树林里套种蘑菇。但是10年后能保证杨树卖出价钱吗？即便将来能有好收益，这10年内农民怎么办？种蘑菇是要本钱的，农民拿得出吗？大家都种蘑菇，蘑菇的收购价会降成多少？蘑菇不像粮食，粮食卖不掉还能贮藏，蘑菇几天内可是要烂掉的。农民不肯“调整”，村干部们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A县这一带农民的生育观念仍未改变，所以计划生育仍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1997年以前，这里超生后缴完罚款（三四万元）便可了事。但C书记到任后严抓计生工作，要求尽可能地杜绝超生现象。有的地方要求计划外怀孕者的直系家属必须缴钱抵押，协助村里把超生游击队找出来。一次，有1人计划外怀孕，并到外地躲了起来，镇里便将当事人的父亲抓到了派出所，最后这个人被迫回来引产。现在后集镇要求村书记、妇女主任、计生专干每人必须缴500元保证金到镇里，增加他们完成任务的压力。某村书记承受不了，想辞职，镇里就找他谈话：“要有党性原则，要辞职，也必须先完成任务。”

至于税费的征收，村干部们都感觉轻松多了。税费改革前，干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钱，大约占了2/3的工作量，而现在收款最多只占了全部工作量的1/4。由于这些年来，村干部们的腐败机会和腐败现象越来越少，因此，现在的后集镇，农民对村干部基本上持理解的态度，即使是搞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对村干部们也没有采取什么过激行为。而村干部们自己就是农民，也对产业结构调整这类事十分反感，并尽可能地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抵制。大桥村靠着国道，上面要求国道两边种杨树、种花。村书记便发动村民：“不愿种杨树，可把土地租给人家”，结果路边有200多亩地转租给了县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而目前，村民们对村干部的不满在于他们不再提供一些服务了，文右村的村民就抱怨，现在没有人进行农业技术的指导，甚至连虫期到了都没有人通知治虫。

村干部们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十分不满，他们认为以目前的工作量，年工资应该拿五六千元为合适。他们说：“镇里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是村干部的3～4倍，而村干部的工作是这些人的3～4倍。”现在的这批村干部大多是40多岁的人了，村里想配备30岁左右的后备干部，但是没有人愿意干。他们都认为，如果再这样持续几年下去，自己也不愿干了。这些人之所以还在继续撑着，实际上是他们还保留着一丝的希望，他们在观望，期待某天相关的政策、体制会改变，自己这几年的付出能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