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重后果

回到J市这个村级债务已恶性化的地区来，看一看有什么化解村级债务的良策可想。先看一看村级债务的恶果。

第一，高额的村级债务首先让村民失去了对未来村庄生活的基本预期，一些稍有能力的村民赶紧想办法搬出村庄，几乎没有村民愿意或敢于对村级债务负责任。失去未来预期的村民会更为掠夺性地经营农田，更为短期地安排自己的规划。有一次到农村调查，听说有农民买了大豆种子，准备来年改种大豆，我们颇奇怪，J市是水稻产区，水稻产量高，经济效益比种大豆高得多，何以想改种大豆？原来，村民并不是想种大豆来调整产业结构或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而是以前的水利设施越来越破败，村组两级以前还维修一下，勉强可以引水过来种水稻，现在村组干部也不维修水渠了，村民也没有谁愿意或有能力去主持维修水渠。总不能让田空在那里，那就种大豆算了。

种大豆总还算种了作物。有些地方的农民干脆抛荒。G县钱曹武镇抛荒面积达到2万多亩。G县全县耕地面积共有80.29万亩，2000年抛荒面积竟超过10万亩。抛荒的原因不止是农民负担太高，而且是由于村民对巨额村级债务如何偿还失去了信心，从而不愿对农业生产条件稍差的土地进行投入，其结果是农业生产条件越来越差，生产所得收入还不够缴纳各种税费。

近些年，农民也不再在村庄建造新房子。一方面是因为手上没钱；另一方面，有点钱要建房子，也一定建到镇上或公路边上，永远离开村庄最好。在中国农村人口如此之多、城市压力如此之大的背景下，农民失去对乡土社会的基本依恋，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第二，高额的村级债务让村干部失去了基本的工作热情与责任感。得过且过已成为当前农村干部乃至乡镇干部的普遍心态。无力回天呐！那些在村干部位置上呆过很长时间且竭力使村级减少负债的村支书们，还在尽他们最后一点责任。有一次到A镇马港村调查，马港村支书是一个老支书，他凭借自己的那份有些固执的责任感，让马港村仍然只是全镇负债最少的村庄之一（仅负债42900元）。他担忧地说，形势逼人，我已经撑不住了。他说这话时，脸上充满着忧郁，这张忧郁的脸时常在我头脑中闪来闪去。马港村与曾集镇相邻，马港周边村几乎都是债务过百万元的村。这如何让他不忧郁。

忧郁的村干部太少了，因为大多数村的债务已经过了忧郁这一关口，仅仅忧郁或负责任，对于巨额的村级债务已无实质意义。那就这样过吧，过一天算一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不当村干部也无所谓。以前一些多年担任村干部的老干部们纷纷退出了村庄政治的舞台。

高额负债村的村干部的确没有什么当头。带领村民致富的大话自然不用说了，就是维持村庄的日常运转，也难上加难。村里的路是不是要补一下？水渠早该疏通疏通了。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怎么办？计划生育是国策。虽然J市计划生育早已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但每年两次孕检还是需要的。孕检要由村里出钱，找一辆车将村里育龄妇女带到镇计生服务站，要出路费，孕检多少要一些手续费，有些妇女流产后村里得补助一点营养品的钱。这些要现拿出的钱，村里是没有的，也借不到。那就由分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来垫付。今天垫付明天垫付，都有几年没有拿到报酬了，你说这个村干部怎么当得下去！(www.daowen.com)

不仅如此，乡镇要税费提留的硬任务必须完成。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如此）开始，收税收费都成了村干部的事情，财政的农税员、地税所的地税员和经管站的经管员是不下村收税收费的，下去的只是包村的乡镇政府官员。村级债务越高，农民负担越重。农民负担重且村级债务高，农户就不愿意缴税费，不愿缴的农户越来越多，说破嘴皮也没有作用。村级债务的债权人则整天跟着村干部讨债。

村干部的积极性没有了。吴毅说杜赞奇的经纪理论有缺陷，因为经纪理论是以村干部的积极性为前提的，村干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话，还谈什么“赢利型经纪”或“保护型经纪”。吴毅说得对。

第三，高额的村级债务也让乡镇领导失去了偿还村级债务的信心。何况乡镇本身的债务也很多。在J市农村调查，乡镇干部流露出的那种悲观情绪，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只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乡镇领导人，就一定清楚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在任期内还清甚至减少村级债务。农民的负担要减，乡镇政府要运转，学校教师的工资要发，一些表面工作多少要做一点点。曾集镇党委书记说：“上缴款是钢任务，干部工资、教师工资是铁任务，而农民该缴的款又不缴，乡镇真难啊！”既然没有办法减少村级债务，就让乡镇维持吧！维持下去，上面总会想办法，这种等着上面想办法的心态，几乎是所有乡村干部的心态。而乡镇负责人既然对村级债务无法可想，也就在上任之初即打算调走。有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对我们说，这种一上任就急于调走的心态，几乎是他认识的所有乡镇负责人的心态。

正如前述，村级债务已发展到目前的状况，的确已不是乡镇乃至县一级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了。

第四，在如此高额的村级债务下面，乡村治理原来存在的问题更成问题，原来没有的问题也成了问题。以前希望通过达标升级，通过举办乡村企业，来消灭“空壳村”，以解决所有乡村治理的问题，没想到结果竟如此，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原来没有问题现在成问题的譬如说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若没有村级债务，在降低农民负担的基础上费改税，既减少了征收成本，又降低了农民负担，还可以保证乡村组织基本正常的运转，当然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在目前巨额村级债务下面，费改税不仅进一步堵死了偿还村级债务的希望，而且少得可怜的两税附加甚至不足以支付村级债务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第二轮土地承包这样的好事，在高额村级债务之下，也变得可疑起来。农民之所以抛荒，并不是不想种田，或不希望拥有耕地的使用权，而是种不起田，拥有不起耕地的使用权。一些本来可以稳定在农村的农民流动出去，城市发展和国家经济形势持续繁荣就好。一旦国际经济衰退，国内经济下滑，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做些什么呢？

当前村级债务对乡村治理产生的严重恶果，可以用在J市农村十分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来概括，这句顺口溜是：“村级名存实亡，镇级摇摇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