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状与过程

（一）村级债务的数量与构成

那么，J市农村村级债务究竟如何？我们把从J市下属3个县各乡镇获得的村级债务不完全统计数字汇总如下：

表一　　村级债务的数量（不完全统计）　　单位：万元、元、个

说以上村级债务统计数字不完全，一是我们未能得到有些乡镇村级债务的具体数据；二是乡镇上报村级债务倾向于低报。以S县为例，县经管局内部统计的村级债务是3.8亿元，G县人民政府2001年7月提供的全县村级债务为1.75亿元，分别比我们不完全统计数高出27.8%和28.3%。这就是说，村级债务的实际情况较上表反映出来的情况更为严重。

根据我们调查获得的官方公开数据，分别统计J市、S县和A镇村级债务的情况如下表：

表二　　村级债务的构成　　单位：元

说明：上表的数据分别来自J市经管局1999年6月、S县经管局2000年4月、A镇经管站2000年12月的统计。因为统计项目不完全相同，上表中有些数据为笔者合并所得。至2000年底，A镇村级债务总额为S县倒数第三，村均村级债务和人均村级债务为S县倒数第二，是S县村级债务最少的乡镇之一。

构成村级债务的贷款，是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当村级债务不高，村级具有资金偿还能力时，银行愿意向村集体放贷。随着村一级负债的增多，放贷的风险越来越大，银行越来越不愿向村集体放贷。从A镇的情况来看，银行在1996年前后收紧对村一级的放贷。恰在这个时候，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由农村经营管理局下设的具有金融性质的机构在农村大规模发展起来。农村合作基金会名义上是股份制金融组织，国家允许基金会以高于银行存款利息吸收存款，然后以高于银行的利率向外借款。村一级在向银行借贷困难的情况下，转而以较高利率向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因为镇合作基金会由镇经管站代管，事实上与经管站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镇经管站又由镇政府管辖，镇政府为了让村一级及时将各种款项上缴上来，也鼓励甚至施加压力让基金会向村一级借款，基金会高息吸储之后，也需要将存款借出去，有时便利用自己管理村财的优势，强行向村一级高息放贷。直至1998年，乡镇一级农村合作基金会因为放贷太多，债权不良，无法及时收回借款，而发生金融风险，至1999年7月被整顿取消。

在1998年前后，基金会也不愿且无力向村集体借款，村一级因此不得不以更高的利息向民间借贷，这就是构成当前村级债务主要方面的借款产生的原因。刚开始的民间借贷，第二年甚至年底就可以还上，月息一般在2分。有些村民向村集体放贷尝到了甜头，当一些村集体以超过2分的月息借贷时，一些村干部以将钱借给村集体获得利息收入作为生财之道，村民则找关系将钱借给村集体。但随着村一级债务的迅速增加，村集体的还款能力越来越弱，很多将现金借给村集体的农户无法收回自己有时是急需用的钱。月息2分的诱惑力被村集体还款能力不足的风险所抵消。但村一级必须向上缴各种税费，村集体便以3分的月息甚至4分的月息向农户借款。C镇一个村甚至以5分的月息借贷了2万元现金。

从表二村级债务的构成看，村集体欠农户借款所占比重最大，这些借款的大部分就是90年代中期以来向农户高息借款的本息。表上反映出来的村集体欠基金会的借款不是很多，与J市清理整顿基金会的办法有关。具体讲，因为村民在基金会存款形成对基金会的债权，J市将本来是村集体欠基金会的借款，而化转为村集体欠村民的借款。表二中的各种应付款，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或举办村办企业中的应付款。

（二）村级债务的产生与发展

村级债务普遍出现的时间，大致在90年代中期稍前，J市村级债务在1993年前后已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大多数只在数万元，超过10万元就是触目的数字。举例来说，C镇1993年全镇村级债务171.4万元，债权71.8万元，债权中，相当部分为镇直机关向村级的借款。以C镇26个村来计算，村平债务为6.6万元，村平债权为2.76万元，村平净债务3.84万元，仅相当于当年全镇村平共同生产费7.83万元的49%，可见不高。到1997年，全镇村级债务已达1201万元，村平46.2万元；1998年村级债务为1701.6万元，村平65.5万元；1999年增至2149.3万元，村平82.65万元；2001年达到3242.8万元，村平124.7万元。

从S县来看，1994年全县统计的村级债务仅6484万元，1996年为9786万元，1997年猛增至16757万元，1999年增至22880万元，2001年内部统计数字表明，村级债务已达3.8亿元。若按S县372个村平均，1994年村均债务为17.4万元，1996年为26.3万元，1997年为45.0万元，1999年为61.5万元，2001年为102.2万元。

从J市来讲，1995年村均债务仅10万元左右，至1998年，村均债务便已超过40万元，翻了两番多。而在1998～2000年大约3年时间，村一级债务继续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再翻一番。2000年，不止S县，也不止J市，而是全国忽然发现村级债务已相当严重，当大家开始惊呼村将不村的时候，村级债务已经积重难返了。

2000年S县下决心治理村级债务，三令五申不能再增加一分村级债务。但在2001年夏秋之交，我们仍然发现不止一个村以高于4分的利息向村民借贷以上缴税费。有一个村向村民借款3个月，实际借款4000元，但在借条上写借了5000元现金，3个月后还5000元钱。还有一个村以0.80元/斤的价格与农户结算超收的稻谷，而后以0.50元/斤的市场价格卖出，以上缴税费。农户是很愿意以0.80元/斤的结算价格超售稻谷的，虽然拿不到现金，却可以抵第二年的税费。这些办法既变通了县政府强调不准高息借款的措辞，又应付过去乡镇政府强大的税费上缴压力。因为村干部根本无法向农民收取足够的税费，尤其是在村集体欠农户大量借款，农户以村集体借款抵上缴任务时，村集体在上级催收压力下惟一可以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寅吃卯粮。

回过头来，村集体为什么自90年代以来不断向外借款，以至产生如此严重的村级债务？

先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形成了村级负债。我们根据调查获得的资料，将村级债务产生的原因列表如下：(www.daowen.com)

也就是说，当前村级债务的构成中，举办企业和调整产业结构形成的村级债务，约占原始村级债务的1/4，应付以“普九”验收为主的各种达标检查形成的村级债务，约占1/4。另有1/2的原始债务为村集体垫付农户上缴款。需要注意的是由原始债务引起的借款利息，S县2000年统计的借款利息占全部债务的19.9%，这还是在2000年县政府清理村级债务，扣除近2000万元高息后的比重。此外，农民高息借款给村集体时，习惯于每年存本取息，村级债务的实际利息支出就会较最后统计数高出很多。C镇2001年曾对村级债务的形成进行细致清理，发现高息一般可以占到现有村级债务的47%，可见村级原始债务的严重后果。而农户欠款也就是村集体的债权中，很多农户早已搬出村庄，或人已去世，欠村集体的债已无法收回。一些高额负债村，如负债超过300万元的D镇高阳村，为了弥补高额负债，竟在1999年以亩平450元向农民分配税费任务，亩平450元甚至比有些农户亩平毛收入还高，农户当然是缴不起也不会缴了。村里也没有准备农户上缴这么高的提留税费，但他们从账面上提高了村集体的债权，使300万元的村级债务看起来不至于那么让人害怕。

表三　　按用途划分的村级债务　　单位：亿元

说明：以上统计中，办企业含调整产业结构的投资。

来看看村级债权的情况。据A镇2000年村组两级债权债务统计，村组两级债权主要是农户欠款。全镇832.8万元债权，应收款仅71.4万元，占8.6%，农户欠款761万元，占了全部村组债权的91.4%，占了当年A镇村组1115.4万元债务的68.2%。从S县看，据2000年4月的统计，全县村组债权为1.83亿元，其中农户欠款1.36亿元，占74.3%，占全部统计债务3.1亿元的44.2%。农户欠款以前并不是构成村级债务的主要方面。大致在1997年以前，农户欠村组两级税费款是很少的，而当前的农户欠款其实就是农户欠缴的税费款。在90年代之初，农民负担迅速上升，农民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农民的皇粮国税意识仍然很强，除极少数农户因为经济过于困难不能及时上缴税费，只有很少所谓“钉子户”因为各种具体原因，诸如存在与村组的债权债务纠纷，对村组干部处理问题不公不满意等而拒缴提留。1997年之前农户欠款很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实行粮食“户卖村结”，村组根据上级下达的税费任务及村组加码的数额，直接从农户应得卖粮款中扣除。有些部门如耕牛保险、畜禽防疫部门通过村组干部向农户搭车收费，村干部得到的高额回扣可以占到搭车收费款的20%。因为农民对日益沉重的负担不满，不愿卖粮，催粮日渐成为乡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和难度最大的工作。

J市是粮产区，90年代中期正是国际上关心“谁来养活中国”的时期，对粮食的重视便是粮价一提再提。农民负担也在迅速增加，只是曾达0.80元/斤的稻谷价格抵消了农民对沉重负担的感受。1996年以来，粮食价格一路下滑，一度只有0.30元/斤，农民负担却不仅未减，反而继续上升，并在1998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农民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少，真正缴不起税费提留的农户越来越多，开始是5%，第二年10%，第三年20%，第四年便开始有一半的农户不再上缴提留。农户欠款便越来越多。

根据我们对A镇24个村（缺A镇另外5个村的资料）2000年合同兑现情况的统计，24个村中，有13个村的兑现率不足80%，有21个村缴清全年负担税费农户的比例低于总户数的70%，其中有14个村有接近或超过50%的农户未缴清当年税费。有4个村竟有70%以上农户未缴清当年税费。

如前已述，A镇是S县村级债务最少的乡镇之一，其他乡镇的情况不说可知。到了2000年，S县便有相当部分村级组织事实上处于瘫痪状态。2001年S县粮食普遍增产且粮价未降低，向农民收取税费提留的难度稍稍降低，其中有几个老大难乡镇2001年完成的税费提留任务好于2000年。据S县有关部门反映，收取税费情况与乡村两级收取税费手段是否强硬直接相关。乡镇税费收取手段强硬，收取情况就好。若手段强硬出了问题，收取税费情况反而更糟。比如纪山镇往年收取税费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好，在全县排前几位。但2001年因为金牛村村干部到一农户收取税费时发生争执，村干部将户主打伤，户主到市里告状，市领导批示查处村干部，并由村里补偿农民住院治疗费用。此事让金牛村和全镇农民看到了拒缴税费的希望，周边村庄农民到告状农户家取经者络绎于途，全镇收取税费难度骤然加大，至2000年11月中旬，全镇收取税费不足50%，排到全县后进之列。而村级负债最多乡镇之一的拾桥镇的情况较纪山镇更糟。2001年预计向农户征收600万元税费提留，至2001年10月中旬，仅有100万元入库，镇村组三级干部已有近一年时间没有发工资了。拾桥镇的情况也许是全县最糟糕的，却不是惟一的。

（三）村一级的超支

J市的农民负担是相当重的。仍以A镇为例，A镇是S县乃至J市农民负担最轻的乡镇之一，根据A镇1999年资金清收表的数据，1999年镇向村一级下达的税费提留（含共同生产费）总计15991791元，以全镇84771亩耕地，32606人计算，亩平负担为188.6元（其中共同生产费亩平30元），人平490.5元。这只是镇下达到村的负担，村下达到组，组下达到户，都要层层加码，一般在亩平30元，人平60元以上。2001年D镇季桥村有些村民小组的亩平负担达到280元。向农民收了这么多钱，其结果却是乡镇一级普遍负债，村一级也普遍负债，债权债务相抵，依然负债。

具体看一看村一级的情况。以S县为例，县经管局统计的1999年数字为“三提”收入3099万元，支出4071万元，按人平分别为62.2元和81.7元，亩平为38.7元和40.7元，村均8.6万元和11.3万元。以A镇为例，1999年全镇共提取“三提”220万元，亩平26元，人平67.5元，村平7.4万元，但这村平7.4万元的“三提”即使全部收上来，也不够村一级开支。

2001年初，S县经管局在荷花村调查1999～2000年村级收支情况。荷花村是一个农业型村庄，共有12个村民小组，291户，1245人，2371亩耕地，1999年村级债务78.32万元，十分典型地代表了J市农村的情况。具体调查结果如表四。

表四　　荷花村村级收支情况表　　单位：元

说明：村组干部报酬均包含包干生活费及补贴。

从荷花村的情况看，村“三提”中，除利息支出以外，超支较多的是管理费支出。分项统计，1999年荷花村管理费方面的开支为8.7万元，2000年竟为9.9万元，超过全年“三提”收入，实在太高。再看S镇中进村的情况，1990年，中进村不含民办老师9500元的工资支出，村组两级共支出1.7万元报酬。到1999年，村组两级报酬为5.7万元。中进村也是一个小村，共有952人，1796亩耕地，仅村组干部报酬一年即开支5.7万元，“三提”肯定会超支。

A镇村组干部的报酬与S镇的情况并无差别。据我们调查，A镇2000年仅村干部工资，村平即达2万元左右，加上小组长、村里的勤杂人员以及办公费、生活费等开支，村平管理费不会低于5万元，仅管理费一项，即接近“三提”总收入。

再次是村干部普遍存在吃喝贪占行为。1990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开始，乡村吃喝风十分严重，此风一直延续到1998年，在村里没钱与上级采取村账镇管等措施之后，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在A镇调查，A镇郑岗村1997～1998两年时间，吃喝费近10万元。C镇经管站1998年用20天时间对群众反映较多的钟桥、叶湾、徐湾、蝴蝶四村1996～1997年财务账目进行了清理，钟桥村两年生活招待费为21780元，叶湾为40181元，徐湾为34326元，其中叶湾两年生活招待费开支占两年实际提取管理费总额54700元的73.4%。C镇经管站2001年8月又对全镇钟桥、毛李、双店、高堰4村财务进行了清理，1998年至2000年3年内，钟桥村生活费开支90068.45元，毛李村94833.10元，双店2000年一年生活招待费为12462.20元。高堰村1998年至2001年生活费开支126247.40元，其中1998年38990.80元，1999年38811元，2000年38271.60元，2001年10174元，按一年360天计算，平均每天生活费开支108元。高堰村共有2055人，3449亩耕地，1999年提取管理费52300元，即是说，每年吃喝招待费占提取管理费的70%以上。据对以上4村的财务清理，村均竟有20多人有经济问题，几乎所有村组干部不能幸免。其中蝴蝶村仅原村支书等3人就贪污挪用12万多元。镇委本来决心在2001年将全镇所有村的财务都清一遍，清了以上4个村的财务之后，发现几乎是无官不贪，便不敢再清。可见村级财务管理之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只是村一级的生活招待费开支和村干部经济问题。组一级的情况也很糟糕。只不过组一级开支大多是以共同生产费的名义支出，较村级开支更难清理。G县曾在1999年对全县17个群众反映较大的村民小组进行财务清理，结果是无一个村民小组没有问题，不同的只是问题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