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缺乏国际眼光

纵览协会的发展，不难发现在刚刚成立之际，协会还设置了专门负责与拉丁美洲大学合作促进专业人员、学识和其他之间合作的L委员会以及负责有关第二个泛美科技会议建议的M委员会。1938年，协会还仍然设置了负责与拉丁美洲大学合作的L委员会，并在协会的常规委员会中设置了处理国际关系的C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的设置是出于协会成立之初对协会工作与事务的美好设想，而非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这些委员会的设置基本形同虚设，没有开展什么工作，也更谈不上取得什么成绩呢。发展到后来，协会干脆取缔了这样的组织设置，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协会的专门委员会还是常规委员会中都没有专门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而在前面章节对协会的工作内容与取得的成绩的介绍中，也鲜见有能体现协会有国际合作与交流或者具有国际眼光的事件与成绩。稍有点国际意味的或许是协会将自己的政策与报告的编撰成册，在市场上发行，经由学者之间的国际流动，传到了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但这也并不能代表协会本身的国际眼光，只是市场力量的结果。另外，考察协会的地方分会与区域大会的设置，倒是可以找到有关外国的（foreign）和加拿大的区域设置，但是这些设置也只是为设置而设置，不值一提。简言之，无论走出国门还是与国外类似机构和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沟通与学习等这些国际事务在协会的近百年的历史中都无所建树，甚至根本不在协会的眼界之内。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特别是对于这个曾经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和美国学界取得诸如“美国有史以来有关学术自由原则的最全面和最有影响力的宣言”、“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在美国最为广泛传阅和最为经典的高等教育文献之一”等辉煌成绩的组织而言，不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不通过国际事务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实在是有些难以解释。而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地区都有着类似的组织如日本的日本高等学校教职员组合、全日本教职员组合等；英国的全国教师协会（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简称NU T）、教师专业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简称PAT）等；法国的各种教育咨询组织等，它们都在自己国内发挥着类似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作用。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与联络却非常少，鲜见它们有什么往来。而在其他类型的教育组织与机构中，有些则十分注重国际化的沟通与交流，获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等，如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国际网络（Internati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简称INQAAHE）就是由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组建而成的，其中如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署（Australian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简称AUQA）积极参与该国际组织的会议与活动，积极与其他成员国家和地区展开交流和建立友好联系，从中学习和吸收到了不少经验并依此促进自己本国的发展。

尽管各个组织都是负责自己本国的教师事务，且因为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背景等完全不一，所以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的目的和出发点肯定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本国教师的权益，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为了相同的目的，都将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式，不管有没有重叠和交集，总是有相互借鉴的地方，甚至对方的失败经历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警钟长鸣”。但是，这些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却很少，这从彼此的发展来看是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特别是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这样的组织，在我国专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自1994年到2007年以来，已经达到了9篇，其中还有1篇硕士论文，而且其他有关终身教职、学术自由、院校治理等的文章和硕博士论文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协会展开某一个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协会和它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在我国学界都是有所传颂的。而且，可以揣测的是协会及其他的所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同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应该也是有所传播的。这样的外界环境和条件，实际上是十分有利于协会走出国门进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展开交流、沟通与协作，寻求进步的。(www.daowen.com)

同时，协会的发展也十分需要国际沟通与理解。例如前面介绍的它在建立之初所设置的有关拉丁美洲、泛美地区等的专门委员会，如果这些委员会在当初能很好的工作，替协会在这些地区打开市场的话，协会今日的影响势必不同于现在。况且，通过国际交流，可以了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师组织的运作状况，例如日本的日本高等学校教职员组合、全日本教职员联盟等组织是如何应对工会化趋势并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来留住会员或扩大组织规模的呢？英国的教师组织种类繁多，相互之间为争夺会员、争夺资金等竞争十分激烈，那它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呢？如法国的教师咨询组织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进而充当政府决策角色的等，不同国家教师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都有自己的特色与亮点，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需要规避的教训等，而这些必须通过国际沟通与交流才能获得。同样，协会也可以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沟通与往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赢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信任与支持。在获得的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之上，在这些国家设立自己的分会，扩大自己的组织规模，赢得更多的会员，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等，也是进行国际事务必然带来的好处。而且，美国是一个学术输入大国，吸引着大量的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教师到美国工作与学习，那这批学术劳动者也是协会十分重要的潜在会员。通过国际关系的构建、国际影响的建立，协会可以在学术人员进入美国之前便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站在一起，必然会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寻求协会的帮助与支持。而且，经过这样的循环，还可以进一步地扩大协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协会还可以利用这些国际名声，去争取更多的捐赠资金。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之后，也将会收获更多的评论，这些评论中不乏积极而中肯的建议，这些对于又一次陷入困境的协会而言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开展国际事务和发展国际关系，对于协会而言，除了要投入部分人力和物力之外，其他的则全部是收获：可以收获更好的国际名声、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范围、增加会员扩大组织规模及其所带来的资金的增加；收获开展活动的经验与教训、更多样的工作手段与方式、更多积极而中肯的建议，等等，这些对于协会而言，都是极有帮助的。同时，正如前面所言，协会也具备了开展国际事务和发展国际关系的环境与条件。所以，对于协会而言，应该改变现在的这种囿于国内事务、疲于应付国内各协会特别是美国教师联盟、全国教育协会等的挑战并一再落后的局面，应该在国际眼光、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上付诸努力，以谋求更为宽广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协会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并不断努力加强自己的国际交流，如它与国际教育学者营救基金机构（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 Scholar Rescue Fund，简称IIESR）、基于教育和学术权力的以伦敦为基础的网络（the London-based Network fo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ights，简称LNEAR）等组织的合作，并希望获取它们的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来开展活动和提高自己的能力。^[10]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可以走得更远、更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