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性质摇摆不定

协会在组织性质上摇摆不定这一缺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表现得十分明显。从前面的介绍中可知，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视自己为学术专业组织，是由学术共同体人员组织的开展专业活动、维护专业利益、推进专业标准的组织。这样专一且明晰的性质定位，使它在日后的活动中始终能围绕教师职业、学术专业来开展活动，不至于左摇右摆，飘忽不定。尽管协会也着力维护教师的经济权利和提高他们的经济报酬，但协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即便是协会的大学治理委员会一直关注教师在院校治理事务上的参与，但所提倡的仍然是传统形式的集体协商。另外，为了避免被公众误解，协会在其各项声明、报告中始终不忘阐述和宣传自己的立场与性质，一再表明自己是学术专业组织。由此不难发现，无论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协会始终深知并竭力引导社会和公众认知它作为专业协会的组织属性。

20世纪70年代，协会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了集体谈判制度，并颁布了《关于集体谈判的声明》。这也就意味着自1972年伊始，协会开始从之前的纯学术组织转变为了学术性与工会性并存的半学术半工会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协会是十分排斥和抵制工会属性的，如前面一直不忘宣传自己是学术组织。因为在公众看来，工会属性的组织就是一群为了追求自己的工资薪水和更多自我权利的个人组织而成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采用罢课、罢工、组织集体谈判等可能伤害学生、消费者和市场等的利益的方式。换言之，即无所谓专业属性，更多的是功利色彩。而专业组织则不相同，它是由专业人员构成，是为了专业利益才结合。如果协会被认知为专业组织的话，那么它所赢得的社会地位是远远高于作为工会属性的组织的，因为它是为了促进教师职业和学术人员的专业发展，而教师专业发展了对学生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人类知识的发展都是不无好处的，所以这样的组织更少世俗的功利色彩，代表着更多的服务性、公益性和更高的质量。而具有工会属性的组织，则刚好与之相反，它是与经济和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表着更多的自我利益、功利和较低的质量。所以，作为协会而言，抵制工会属性，不愿意沦为追求自我利益的功利组织，不愿与其他工会组织为伍（从第二章对杜威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内容的介绍中也可知），也是十分正常的。同样，很多为了学术利益才加入协会的会员，在协会采用集体谈判制度之后，纷纷选择了离开协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协会会员会从1971年的90000人锐减到1976年的60592人，5年间竟然骤减了29408名会员的原因所在，这对于协会这样一个依靠会员而存在的组织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专一的组织属性对其工作的开展、特别对其的目标诉求是较有好处的。倾全力实现组织的专一目标，这样的聚焦可以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和更好的发挥在某一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更深入的在某一领域有所作为。当然，在目标设置上的单一并不能否定其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多样，即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手段来实现组织目标。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集体谈判与协会的目标是不冲突的。集体谈判制度作为一种帮助协会更有力地促进学术工作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状况、更有效地共享院校治理等的手段和方式，与协会的“提升学术专业的有用性和推进专业的标准、理想和福利”的旨趣并不违背，不仅不妨碍其目标的实现，如果采用得当的话反而会促进协会实现这些目标。所以，充分利用该方法并为自己所用，对于协会本身而言是件利大于弊的事情。(www.daowen.com)

协会接受并采纳了该制度来帮助其实施活动自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关键是在选择之后，应该充分利用该制度为自己所用。但之后，面对会员的大量流失，协会一度对自己的决定产生怀疑，再加上在如何组织集体谈判等方面缺乏经验，以及已经有全国教育协会在大量使用该制度之后遭到来自内部和外界民众的大力批评和指责，使得协会在使用该制度上始终心有余悸，不敢大胆为之。详细了解协会接受集体制度以来的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协会的态度：接受了，却不安心，没有花大力气为之，也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履行并完善该项制度。大都是地方分会在实践，而协会总部始终有些担心，有所顾忌。或者集体谈判制度，对协会而言，有如“鸡肋”。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协会总部一直到1985年才设置统一的集体谈判大会呢？协会始终在一厢情愿地努力着或者是希冀着一方面采用集体谈判制度，另一方面却让民众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会色彩的专业组织。在鱼和熊掌的游移中，在组织性质不明朗的形势下，在希望两者兼得的发展历程中，协会却是鱼和熊掌都没有获得。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协会，既没有也无法全力应对来自外界对其存在根本——终身教职的挑战，而这也是确保协会作为学术专业属性组织立足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学界和社会的根本；同时，它也没有很好地利用集体谈判制度，赢得更好的支持，收获更多的会员。自1972年以来，协会会员数量一直在减少，这种减少的趋势一直发展到1989年，其会员数量降至40595人。自1989年以来，协会会员数量尽管没有在继续减少的趋势，但也没有多大起色，一直维持在40000人左右，这跟1971年的90000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本来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和避免被其他组织抢走潜在会员才采用集体谈判制度的，但事与愿违的是在采用该制度以来协会会员数量仍然没有增长。

在这样既不稳定也不明晰的组织定位中，协会失去了近一半的会员，也没能在大势所趋中保住其生存根本。如果说终身教职走向终身教职后评审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的话，那么，如果当时协会倾全力发展集体谈判制度，从教师的工资薪水、共享治理等这些层面来维护教师权益，扩大自己的组织影响力，可能不至于出现会员大规模流失的局面，不至于出现会员出去寻求那些在集体谈判制度上更完善更出色的组织的现象。对于美国高校教师而言，如果要解决学术问题实现个人的学术发展，他们可以选择那些专门的学术专业组织如当代语言协会、法律协会等；如果需要依靠组织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可以选择美国教师联盟、全国教育协会来帮助他们。很多年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协会这样一个既在学术事务上不出名也在工会事务上不出色的所谓的高校教师群体的组织，这不仅粉碎了协会鱼和熊掌兼得的梦想，而且还使协会再次陷入了生存危机。由此也再次告诉世人：鱼和熊掌的确不能兼得，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用它30多年的历程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在既想要专业属性的认同，又要集体谈判制度的服务的发展历程中，协会的教训是惨重的。

2007年以来，协会主席纳尔逊和他所领导的协会一直致力于协会重组，在总结上述对组织性质不明确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协会着力于建设专业属性、工会属性和慈善属性并存的三重组织性质，并确定了将专业属性和工会属性并重，用工会属性来获取会员，用专业属性来确保职业理想的双腿行事的实施方针。这也是协会在面临新一轮的生存与发展压力时所作出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