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放且宽松的社会体制

“美国政治演进中长期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天赋人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三权分立和权利制衡原则、代议制政府原则、法治原则等。”^[32]美国的宪政制度从不同的方面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限制。第一是通过宪法赋予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民拥有不受任何力量包括政府侵犯的基本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至于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结社等。第二是政府内部之间的相互分权与制衡。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力范围。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限制。联邦政府不得超越其权力范围，去干涉州的事务。州的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都是独立的，并不与联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形成上下级附属关系。另外，美国的联邦和州层次都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和相互制约。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设计防止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避免专制政府的出现。^[33]这样的政治体制使美国政府部门权力分散和决策机制相对民主和开放，为美国各类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各展其能、就美国的内外部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制度空间。在美国，咨询是其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同时，美国两大政党都没有相当规模的本党政策研究部门，这也为民间组织展开各项研究活动并为此提供建议、出谋划策等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也就给为各行各业权益而斗争的协会组织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美国是市场经济发展较早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对完善的国家。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竞争的形式来配置社会资源。市场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在经济领域建立一个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是相对于单中心秩序而言的，单中心秩序是一种被终极权威所协调，该权威通过一体化、命令化的结果实施控制，在这种秩序中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多中心秩序的创建者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认为这样一种单中心的指挥秩序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以及理论上的重大缺失。除非终级权威为无所不知的观察家操纵，并且所有的下属又都会乖乖地听从于上级的命令和安排，否则，如果个人都只是血肉之躯，只掌握着有限的知识与技能，最高决策者便会负荷超量，力不从心，下级便会扭曲信息，取悦上级，而因为信息歪曲乃至信息丧失以及与此相关的绩效与期望的反差又会引起协调与指挥的失灵。因此，指挥秩序是一种包容着深刻“问题”的社会秩序。而多中心秩序则正好可以弥补这些问题。多中心秩序或者又称之为自发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许多因素的行为相互独立，但是又能相互调试，以便在一般的规则体系中归置其相互关系。这种多中心体制是个人将自我产生或者组织起来以有意识创造或建立有序关系。在这个多中心秩序中，各个要素行为独立，具有决策权，它们参与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博弈，它们彼此可以相互调整，并且社会会自发生成一套规则——契约关系和竞争机制来约束各个要素之间的行为。^[34]而这个多中心秩序又正是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这个社会当中，各个要素相互独立又互相开放，相互依赖又相互约束，在这个开放的多中心秩序市场中，没有谁是权威，也没有谁必须跟着谁。通过契约关系，各个中心相互联系相互约束；通过竞争机制，各个中心争夺资源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优胜劣汰。在这个开放的市场当中，参与者可以自发地创造“调试性安排”，包括签订协议、契约或者组织不同商业背景、专业背景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和影响其他群体，同时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这样的调试性的机构来促进、约束和监督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前进。(www.daowen.com)

对于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因为它们没有营利的压力，这就能使它们去关注那些被营利机构遗忘的，政府部门照顾不来的，或者这些部门刻意回避的问题。另外，因为非营利机构没有政府主管部门（除去那些必须遵守的法律法令以外），决策机构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理事会。当它们与政府、外界打交道时，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基于合同的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彼此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基于合同加以明确规定的，这就能保证这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能专注于自己的宗旨和目标，能不受外界政治或经济压力的影响，独立、客观公正地研究问题和提出建议，也能保证它们专注于实现组织目标。同时，这些非营利组织又享受了税收优惠，因此，它一经成立便成为了非私人的、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不仅其资产属于社会共有，而且非营利机构解体时，它们的剩余资产属于当初批准其注册的政府，或者是经过政府同意转移到其他非营利机构；而且，它自身也必须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要通过竞争来提供更好的服务来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在失去会员支持和会费或者无人捐赠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也将面临生存危机。

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市场机制促成了各个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生成，它们是美国这样一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大的社会网络中很小的一点，因为社会的环境和需要应运而生，并为联系社会的各方面、从事众多并非那么直接但意义非凡的事务如各种研究等进而为促进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作出了必要的贡献。但同时，这些机构和组织同时也要遵循市场机制下的生存规则，优胜劣汰，要通过提升服务、提高效益来争取更多的支持和信任，否则也将陷入生存危机甚至消亡的可能。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发展历程无不证实了这样一个生存规则。在宽松而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高校教师因为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便自愿的结合了起来；因为在维护教师权益方面的努力并制定了被美国各高等教育机构、社会其他机构如法院和民众等接受、认同并支持的各有关“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法案进而在美国社会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因为受到来自美国其他教师组织如美国教师联盟、全国教育协会等争夺会员并危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协会不得不从抵制转变到接受工会组织用来争取成员利益的集体谈判、罢工等手段，使自己从自己曾经坚守并引以为傲的纯学术专业组织转型为半学术半工会组织；当自己为之生存的根本武器的终身教职在20世纪后半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与挑战时，它又不得不为寻求自己的生存而努力。而在这样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它对美国教师在终身教职、共享院校治理、关注教师福利并监督和约束高校教师行为与道德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不仅是美国高校教师这个群体所需要的，而且同时也弥补了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一些缺失；它也监督和约束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行为、竭力为大学生创造民主健康的学习环境、有效监督美国州和联邦政府的教育政策等，通过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与贡献，以获取社会和民众的信任等来为自己在这个开放而竞争的市场机制中赢得更多的砝码。所以，应该这样说，因为环境和体制的允许，也因为有这样的需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得以生成。它在一些被美国高等教育界所遗漏的领域如高校教师的权益等领域努力行事，并竭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这个网络上，它寻求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并积极发挥着这个点的作用，将高等教育内部各成员、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等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作为非营利的民间教育组织，它同样要接受市场的监督和遵循优胜劣汰规则，因为这也是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体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