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所作为的工作表现

在介绍协会的工作表现之前，先有必要介绍下当时院校董事会和学校行政当局对教师联合抵制的背景，这也是教师遭到迫害、协会无所表现的重要外在原因之一。

早在协会成立之初，各院校行政与校董会就对协会有着本能的反感。由于当时校长和教师团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有极少数校长才与教师一起向校董会力争学术自由权利），绝大多数校长都不愿意或者无法加入协会^[37]。董事会平日里与学校老师的联系本来就很少，更不用说与协会建立什么良好的合作关系了。在董事会成员心中，他们与教师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水火不容的劳资关系。所以，当“忠诚安全计划”、“忠诚宣誓”等事件一出，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学校管理方立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再加上麦卡锡主义分子授予的各种如可以直接解聘共产党人或者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教师等权利和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政治，董事会和学校行政当局更是全力以赴支持他们的工作。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一些进步民主的校长或院长或董事会成员表现出对麦卡锡主义种种行为的不满，但是在高压政治下，连有共产党倾向的校长或院长都可以被开除，更不用说他们站出来保护教师免受解聘了。一方面是原本固有的敌意，一方面是麦卡锡主义的大环境，院校董事会和行政当局不仅就共产党人不适合担任高校教师的问题达成了共识，而且还通过解聘、开除等途径清除了校内大批共产党人以及不与麦卡锡主义合作的所谓左翼高校教师。除此之外，各学院或大学之间似乎也达成了某种默契，致使所有因此原因被解聘的教师或者是有争议的教师很难在美国其他学院和大学获得教师职位。如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1949年被明尼苏达大学解聘之后，尽管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当时美国的著名大学都希望能够聘用他，但学校董事会和行政当局皆因为害怕遭受到非议或者麦卡锡主义的调查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这样的事例在50年代的美国是十分普遍的，这给本已危机四伏的协会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和阻力。同时，也有些学校校长或院长本身除了是协会会员外，还有可能是协会地方分会的会员甚至会长，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正好可趁此机会与总部对着干。

1.懦弱于华盛顿大学的“忠诚调查”

1946年，华盛顿议会成立了以坎韦尔（Albert Canwell）为主席的“非美活动真相调查委员会”（Fact-finding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y），调查华盛顿地区的共产党人教师，华盛顿大学成为首当其冲的调查对象。1947年5月，华盛顿大学新任校长艾伦（Raymond B.Allen）新任伊始便表示愿意支持该调查委员会在华盛顿大学所作的第一站调查，表明绝不庇护学校的共产党教师。调查委员会于1948年7月在华盛顿大学举行了历时1个星期的对教师“颠覆活动”的听证会，调查的11名教师中，除了英语系教授温瑟（Sophus Keith Winther）配合了他们的调查并检举了其他共产党人以外；有4名教授虽然承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人，但拒绝检举其他的共产党人；另外有3名教授约瑟夫·巴特沃斯（Joseph Butter worth）、菲利普斯（Herbert Phillips）、冈拉克（Ralph Gundlach）因为拒绝与该委员会合作，不回答委员会提出的任何涉及与他们政治信仰相关的质询，拒绝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被判为“藐视国会罪”，并要求学校对这3人进行处罚。1948年10月27日到1949那年1月8日，艾伦组织了校方调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为时6个星期的听证会，最后在1949年初的校董事会上通过了解除这3位教授的决定。有意思的是，其中冈拉克教授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校调查委员会认为他比那些承认自己是党员的被告还要像是一个实际的共产主义代理人，因而以7∶4的投票结果赞成开除他。1949年1月22日，华盛顿大学董事会通过了解聘这3位教授的决定，保留了其他几位教授的终身教职，但要对他们进行2年试用期的处罚，并要求他们签署永不加入共产党的保证书。^[38]

华盛顿大学的这一做法在整个美国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开除的3位教师一致吁请协会立即采取干预行动，全国各地的分会组织和许多教师个人也纷纷要求协会开展调查，协会的反应和行动如何呢？秘书长希姆斯特德在开除事件后好几天才在众人的催促下表示要组织调查，但是这次调查因某些未知的原因始终未见诸于行动。此后，希姆斯特德更是托辞频频却久久不见行动。1952年12月，被开除的冈拉克在协会总部找到希姆斯特德并与他进行了直面的申诉与催促，希姆斯特德答应3个月内写出关于此事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一直没有出来。此后，尽管协会理事会反复坚持会完成该报告，但这份报告始终没有浮出水面。一直到1956年协会理事会人事变动后才发表了对此事件的声明，但事情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一切都为时太晚。^[39]

2.落败于加州大学的“忠诚宣誓”(www.daowen.com)

1949年3月25日，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坦尼（Jack Tenney）参议员提交议案，提出将教师的“忠诚宣誓”审判权移交给州议会，并要求获得州议会的通过。同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董事会通过了新的“忠诚宣誓”誓词，如“我庄严宣誓：我支持美国宪法和加州宪法；本人忠实地、竭诚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本人不信奉其纲领，不是其成员，也不支持任何相信、宣扬、教授用暴力或其他非法方式推翻美国政府的党派组织”^[40]。当时，董事会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在这份“忠诚宣誓”书上签字，否则就会被解聘。不久，教师发现“忠诚宣誓”书被附加在下个学年的聘用合同书上。到1949年9月6日，也就是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半的教师签了名，而所有不签名的教师都没有接到正式的续聘通知。教师会以董事会侵犯学术自由和违反终身教职为由，要求董事会取消“忠诚宣誓”，而董事会坚决不退让。在教师会和董事会的一直僵持与交涉中，1950年2月24日，董事会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所有教师在“忠诚宣誓”书上签字的时间不得超过4月30日，否则将在学期末被解聘。由于董事会和教师会的相持，加州大学校友会出面调停，最后董事会决定最后签名的期限延长至5月15日。6月23日，校长向董事会推荐续聘其中的62人，没有得到校长推荐的自然失去了工作。这62个被校长推荐续聘的人中有22人改变了主意，在誓书上签了字，1人辞了职，剩余39人。最后，董事会以12∶10的微弱票数通过决议，并在8月25日作出决定，将其中31名教师解聘，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在加州大学工作达30多年之久的全国知名心理学家图尔曼（Thulmann）。^[41]被解聘教师将该事件上诉到了加州最高法院，1952年11月，加州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加州大学不应该要求学校教师在州法律之外另行宣誓效忠，因此撤销了加州大学董事会对该校教师实行的“忠诚宣誓”的决定，转而实行对该州所有公务员实行“忠诚宣誓”制度，而这个忠诚宣誓尽管内容与加州大学制定的相似，但没有将共产党人这一条列入其中。判决书的结论是：诉讼人的忠诚与教学水平都没有受到质疑，他们在签署了加州1950年法律规定的誓书之后，应该恢复原职。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由教师自己组织和团结起来赢得的胜利，教师们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那么，以维护教师权益为宗旨和存在根本的协会此时又在做什么呢？协会在接到诉讼之后，直到1951年春才派了2位调查人员前往加州大学，他们在1个月内就草拟出一份长达78页的报告。希姆斯特德指示这2名成员对该报告加以精简。1952年1月，希姆斯特德根据协会的传统做法（《公告》在发表之前还需经案件当事者的评论）给加州大学董事会和校长送去了一份报告复印件。而此时，协会的例行程序似乎停止了运行，而这份报告也神秘地从记录中消失了。这就是协会的表现，即使当时加州大学已经赢得了公众和舆论的支持。此后协会对外界甚至内部的对有关该案件报告的询问和要求一概拒之门外。协会《公告》每年都在出版，但上面发表的净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案件。^[42]尽管当时协会加州大学分会的会员都强烈要求协会展开调查，甚至派人飞往华盛顿同总部商讨此事，但仍无济于事。希姆斯特德后来的解释是：他害怕协会如果对反共作出反应的话会导致协会瘫痪。^[43]

3.其他事务

在这段时间里，协会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除了与美国学院协会于1951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学术退休的原则声明》（The Statement of Principleson Academic Retirement）以外。1946年的夏天到1956年的春天，协会没有对任何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案件等展开过真正的调查，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这些方面的调查报告。而这些是协会自创立以来的重点，也是得到众人肯定与认同的根本所在。

在这15年里，协会倒还是进行了关于高校教师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调查工作，并在其公告栏里公布有关这方面的报告，但是报告的质量却令人担忧，这从前面对希姆斯特德的以旧充新、以次充好、应付了事的介绍中即可了解。除了在1940年对教师共享院校治理情况展开了调查以外，再一次对教师共享院校治理情况展开调查的时间是1953年。中间这一段时间，该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案件的调查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时，与它唇齿相依的谴责名单同样也是毫无作为。按照1940年以前的情况，谴责名单会在案件处理结果出来之后便及时颁布出来，但是在这段时期，每年的谴责名单不仅没有按照正常的时间，而且基本上是“过分延迟”（excessive delay）^[44]。同时，协会杂志《公告》也因为其毫无实质内容与意义而基本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