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导火索：罗斯事件

1.事件的双方

爱德华·A·罗斯1886年毕业于爱荷华州的寇伊学院。做了2年商学院的教师后，罗斯于1888—1889年留学德国的柏林大学，并在英法两国有过游学经历。1890年他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成为伊利的学生，1891年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就担任了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后来到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罗斯是个才华横溢且锋芒毕露的人，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主张（特选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主张加以阐述）主要有：他是英国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的反对者，也是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批判者，他还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早期倡导者。他是反垄断企业联合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一员，是反托拉斯法的坚决拥护者和支持者。他针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主张且这些主张都是完全有损于大资本家的利益的，如基本设施的公有化、经济立法的原则、税法改革等。在政治学方面的主张主要有：他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托拉斯、为巨富而不仁者似乎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情绪，在他看来，这些产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贪婪私欲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伟大的美国民主社会之所以无法到来的最大障碍；他是一名坚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发表过“种族优势的理由”等方面的文章，在对待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的问题上，他所持的反对和排挤态度与立场十分坚决，甚至针对东方移民越来越多的现象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限制移民人数和对“苦力”实行最低工资制，他认为这样的话这些移民苦力就无法胜过本土白人了。

事件的另一方是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是1884年一位名叫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的美国商人为纪念他未满16岁而夭折的独子捐资创办的。^[56]利兰·斯坦福是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淘金热中通过建立并控制了美国和世界上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发家致富的，他的暴富途径无外乎“公司日益成为置公众利益于不顾、拼命寻求扩大私人商业机会的工具，它千方百计地逃避和摆脱公众和政府的监督与控制，甚至以自己雄厚的财力为基础，寻求与此相称的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权”^[57]。他的经营理念和成功要诀与罗斯的经济主张有着根本的区别和本质上的冲突。同时，靠经商起家的利兰·斯坦福与中国移民有着密切关系。在修建中太平洋铁路时，是那些看上去身体单薄以至引起监工不满的中国劳工顶替了一拿到工资就购买工具去淘金的本土美国人，他们还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创造了这一“工业世界的伟大奇迹”，而罗斯对移民所主张的限制和排挤态度也极大地损害了斯坦福的利益。

2.事件的始末^[58]

1893年斯坦福去世后，他的遗孀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承担起了继续哺乳大学的全责，也表现出了她巨大的慈善勇气。由于当时美国处于严重的经济恐慌之中，她丈夫的财产被冻结。此时乔丹（Jordan，时任斯坦福大学校长）建议并敦促她至少应该暂时关闭一下大学，但她经过近半个月的思想斗争，最后告诉乔丹她决定不打算这样做。为此她和乔丹一起在斯坦福大学开展了拯救行动以保存大学的血脉：缩减开支，降低教员薪水，尽可能地取消或者推迟新的任命和扩张计划等。至于她本人，她将原先17位仆佣裁减到只剩下3位，每个月的花费仅为350美元，只相当于该校教授的月工资水平，她以实际行动向斯坦福的教员证明，她把斯坦福看成自己的家。与此同时，她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此甚至去华盛顿向当时的克利夫兰总统发出呼吁，请求后者敦促法院早日解决斯坦福财产的冻结问题。经过长达6年的全力争取，斯坦福大学终于结束了这次严重危机。(www.daowen.com)

为了应付学校的财务危机，斯坦福夫人除了采取经济措施之外，她还特别强调该校教师不得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而早在1896年美国总统选举年间，罗斯就积极地为民主党总统竞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出谋划策，奔走呼吁。布赖恩是一位持进步主义思想观点的政治家，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如自由银本位、累进所得税、反童工、女性平等都和罗斯这批激进的社会学家有着高度的一致。罗斯的这一做法在斯坦福大学引起了一场争议，身为校董领袖而且事无巨细的斯坦福夫人不会不知此事。不过罗斯似乎安然无事，个中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就罗斯本人来说，他深受学生喜爱和同事敬重；就乔丹本人而言，他的确充当了替罗斯辩护的角色；就斯坦福夫人而言，当时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学校的财务问题，她或许不想在此时此刻激发更多的矛盾。

1900年11月15日，《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对解雇的愤怒》（Indignation at Dismissal）。它是罗斯此前5月7日在一次校外演讲会上的讲话稿。其中有一段话颇令人侧目：“由于东方人只产生更少的需求，因此他们会在普通工作岗位中将美国人挤到一边。坐视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听任美国人在与苦力的竞争中被驱逐，抑制美国的生育率而让日本人的生育率理所当然地不受抑制……就是让进步的潮流倒退，就是犯罪。……如果能伸出援手，我们决不让加利福尼亚这块在雅利安种族眼里最新而又最可爱的土地，成为一个为了生存而冷酷残暴地搏斗的场所，就像现在充盈于东方民族大地上的情形那样。”^[59]

斯坦福夫人读罢这篇文章立刻写信给校长乔丹表达了她的愤怒：“我的内心深受煎熬……这场运动只是对中国人陈旧偏见的重复，也是我们的城市中猖獗一时的恐怖王朝所崇奉的卡尼主义^[60]的翻版。……教人以暴力是与本校的馈赠规章不一致的。”^[61]斯坦福夫人据此认为像罗斯这样“一位利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本应该以被给予在其学生面前凭借其高贵的生活和教学方式而显声扬名的机会感到骄傲，现在却走进了旁门邪道，跨出了自己的界限，将自己与这个城市蛊惑民心的政客联系起来，去激发他们邪恶的热情，去划清人与人、所有劳工与上帝眼中的平等者的界限，并确实帮了最卑鄙、邪恶的社会主义群体的大忙。我必须承认我对罗斯教授插手政治事务一事感到厌烦了，我认为他不应该再在斯坦福大学待下去了”^[62]。

校长乔丹在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时经历了思想上的很大变化。一开始他是站在罗斯一边，在斯坦福夫人面前为罗斯进行辩护，认为罗斯无论在学术、教学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均无懈可击。与此同时，他也做了罗斯方面的工作，他请求罗斯克制，为此还把他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他甚至还说服罗斯直接写信与斯坦福夫人沟通与解释。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斯坦福夫人不为所动：“关于罗斯教授，不管他也许多么才华横溢，我不得不说的是，一个人是不可能持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不在其所任教的学生们当中进行灌输。在整个社会中有一种很沉痛的愤慨……斯坦福大学正在滑向党派斗争甚至是危险的社会主义……罗斯教授不能受到信任，他该走人。”^[63]身为一校之长的乔丹为了斯坦福学校的利益，决定终止根据学校每年一聘的惯例对罗斯的续聘。罗斯一得到通知，就马上将此决定告知新闻媒体。罗斯的声明直接诉诸斯坦福大学对其学术自由的侵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是经得起检验的：“有着自尊的我不可能停止演讲我经过多年调查后获得的话题。用科学的精神将我对我敬重的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论告诉民众，有时也提醒民众，这是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职责。”^[64]

罗斯离开斯坦福之后，出于对罗斯事件的义愤，有7位教授和副教授相继辞职离开斯坦福大学以示抗议。他们是：经济学教授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哲学副教授亚瑟·O·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经济学副教授莫顿·A·奥尔德里奇（Morton A.Aldrich）、英语教授威廉·H·赫德森（William H.Hudson）、修辞学教授亨利·B·莱思罗普（Henry B.Lathrop）、数学教授查尔斯·N·利特尔（Charles N.Little）以及数学副教授戴维·E·斯宾塞（David E.Spencer）。他们的离开进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抵制斯坦福大学的运动，很多教师拒绝到斯坦福大学工作。^[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