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文化背景
20世纪初期是美国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崛起和扩张、大转折等都是不同学者赋予这个时期的代名词。同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整体的社会思潮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1.寻求产业自由的自由观
自独立时期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呼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之后,“自由”就成了美国的国魂。[5]它的独立宣言将自由归结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一种,联邦宪法把保卫自由的恩惠视为自己存在的目的。自此,美国历史上的国会辩论、总统演说、法院判例、外交文件、各种社会运动和改革的主张,乃至后来反政府的组织和言论,都将“自由”一词作为第一要义。
既然自由对于美国和美国人民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自由?20世纪初期的自由又是什么样子呢?很多人都把自由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哲学范畴,或者是一个几乎不会改变的概念。但是从希腊的城邦时代,到后来的启蒙运动,从穆勒(Mill)到柏林(Berlin),不同时期不同的思想家都在力图寻找一个能够准确揭示自由本质的定义,但仍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由此认为:无论学术意义上的自由定义如何完美,它也无法完整地捕捉到出于历史中的个人对自由的体验和解释,因为自由不光是一种哲学概念或理论,更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验”,是一种对社会权力的真实而具体的分享。[6]因此,我们可以将自由理解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没有自己的核心内容,它也有自己的主要内容,即四个方面——政治自由、公民自由、选择自由和经济自由,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阐释的重点和方式不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和大发展的进步时代中,经济自由成为了自由的主要要旨,也成了这段时期不同自由观冲突的焦点。人们将19世纪末期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7],经济自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但那时的经济自由主要是追求“契约自由”,主要争取劳资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人们在寻求可以自由签订契约的自由,至于契约本身是否自由或者能否民主地代表个人意愿便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但它至少较以前进步了,因为人们至少可以独立自主地代表自己。而20世纪初期进步时代的自由,尽管同样也是以追求经济自由为主,但在这种自由里面,更多了“民主”的成分和含义。“《财富挑战国家》一书中,作者亨利·劳埃德(Henry Lloyd)便这样提议,要建设‘一种新型的工业民主’,这个民主将要求创造工会和互助组,甚至还要求实践社会主义。”[8]由此可见,此时的自由,不再是此前的简单地寻求可以自由签订契约的权利,而是可以自由地签订符合和代表自己利益与要求的合约的权利,劳资双方能在更高程度上平等。他们所要求的是一种“产业自由”,要求给予人在经济领域中(包括工资、工作环境、利润分配、工厂迁移、解雇等重大事务)的发言权和管理权,也就是人们可以真正地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只有拥有了这种自由,人们才能真正意义上去寻求并有机会获得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既然要寻求真正能够参与经济决策的权力和真实的自己能够管理自己权利的自由,而且还要这种参与不是在管理部门的敌视和不为法院禁令所干涉的情况下展开,人们自然而然地组织和联合了起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并能维护自己权利的工会组织。威尔逊时期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便坚持认为工会是能代表自由的最好方式,可以帮助劳工在真正意义上获得自由,进而能使工人成为完整和积极的公民。所以,在20世纪初期,工会组织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
那么,传统思想——“政府管制的最小化意味着‘自由……的最大化’”在20世纪是否依旧得到了传播和坚守呢?放任的个人主义在自由面前是否还能行得通?我们如何才能寻求到属于自己的真正自由呢?工会失效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没有真正行之有效的权力和自由,自由又该行往何处呢?所以,自由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个人拥有自主的素质或能力,而是作为公民必须拥有的且做具体事情的“有效权力”(包括对这种社会权力进行分配)。所以,此时的自由必须是有效的自由,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但是“有效自由”必然要求国家和政府的参与,必然要求国家有意识地为实现自由创造社会条件(包括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社会财富极度不均、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的情况下,只有政府这样的国家机构出面才能最大限度地捍卫公民的“自由”,否则,公民的自由将犹如空中楼阁。所以,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和国家,以此来创造并维护自由的社会条件,并应该让政府有限度地干涉社会事务,因为只有政府的管制权、控制权和指导权才能真正代表受压迫者的自由。[9]因此,美国政府的权限和所能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在20世纪初期较历史以来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放大和延展。
由此,不同行业建立起了不同的属于自己和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以维护本行业的自由和权利,并通过发挥政府、立法等机构的作用来最大范围和最大权限地捍卫自己。
2.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它是19世纪70年代在皮尔斯(Pierce)等人的倡导下由“形而上学俱乐部”创造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詹姆斯(James)和杜威(Dewey)的发展和传播下才得以在美国广泛流行,并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实用主义一直在美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皮尔斯认为,一切思想活动都是由怀疑所引起的,并以信仰的获得而终止。思想的唯一功能就是产生信仰。他把由怀疑到信仰的努力称之为探究。这样皮尔斯就把认知和科学研究的活动看成一个由问题的产生——怀疑开始,经过探究,以达到问题的解决——信仰的确立的过程。所以,他认为,信仰本身就已含有真理的意义,合理的信仰即是真理。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认为:真理检验的是它的实际结果,拥有真理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对其他至关重要的满足的初步手段。知识是工具,为生活而用知识,不是为知识而生活。[10]在他看来,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理性主义那些超经验的问题,而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生命本身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哲学应该从天上回到人间,应该着力于解决或者是回答人现实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一切都应该落实到个人的实践,落实到解决有关人生利益的问题上去。他实用主义的核心观念便是:对人没有意义的东西绝不会是真理,真的就是有用的,有用的就是真的。杜威是实用主义的又一重要旗手,他在两位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引入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对实用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所提出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在实用主义的发展中颇有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了政治、道德、教育等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实用主义的影响范围,促使了实用主义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成为在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他提出了经验就是生活,[11]认为凡是能成功地适用于环境的经验,就是有用的理论,就是真理。所以,他强调“从做中学”,强调实际行动,强调人在经验过程中的主动性,[12]认为一切都应该以实践为依据。所以,杜威所感兴趣的世界,是一个由活生生的、做工作的个人所组成的实际的社会界。[13]
那么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本纲领是什么呢?它主张:把确定的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英文原名是“Pragmatism”,意思就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对行为、行动的解释,主要特点在于把其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14]
这样一个以现实行动和实际效果为主要内容,将真理归结为有用、有效的哲学,诞生并风行于20世纪初期美国这样一个人人都在奋力追求财富的国度里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它能很好地代表和反映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实际利益和需求,体现他们讲究实际功效的特性。它的诞生和风行,一方面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国家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它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社会风气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高涨的回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原因,美国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疆土上逐渐式微。但是,它所强调的“行动”、“效果”、“有用”等主张对当时社会和人们的工作、生活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结社的风靡(www.daowen.com)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考察了美国之后曾经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能将结社自由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国家,而且美国人还能娴熟地把组党结社这一强大的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的目的。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这样说道:“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15];在美国,“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莫过于美国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方面的结社”[16];“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美国人则似乎把结社视为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17]。美国人们通过结社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维护他们尊奉的自由。这不仅在20世纪初期表现如此,在此之前便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只不过是在20世纪初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20世纪初期,由于当时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等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当时政党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两党制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而第三党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人们的利益的时候,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社团或团体,称呼的不同)得以大量涌现,将美国社会的结社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段时间,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团体在美国滋生繁衍,如1910年设立的劳工集团、1912年的美国商会、1921年的农民集团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专业集团如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等,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组织在一起,设立属于自己的组织机构以维护自己和群体的利益。
结社的传统不仅在工商农领域得以发挥,在其他各领域如政法、文教、科技、新闻出版、宗教等都得到了很好的演绎。以教育界为例,在20世纪初期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教育界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既有总的综合性的集团组织,又有不同学科和不同教学专业的组织;既有代表教育机构的组织,又有代表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组织。[18]具体的教育团体的设立情况如下:[19]
(1)代表教育界利益的总的集团组织有:美国教育理事会和争取教育计划得到充分拨款的委员会等。
(2)代表教育机构的组织有:大学协会、学院协会、州立学院协会和大学协会、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独立学院和学校协会、社区学院协会、私人教育理事会等。
(3)代表大中学校教师的有:全美教育协会、美国教员联合会以及大学教授、教师和各种专科教员的协会。
(4)代表不同学科和教学专业的有:数学、政治学、历史、心理学、家政学、新闻教育、工程教育、工业美术、教育研究、法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等协会。
(5)代表校董会和管理人员的有:大学和学院董事会、中学董事会、中学管理人员、中学校长、女院长和女行政负责人、大学招生注册人员、学院和大学行政人员等协会。
(6)代表图书馆的有:美国图书馆协会、研究性图书馆协会等。
(7)代表学生和家长的有:学生协会、学生院校组织活动、学生和教员大学等。
(8)代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大学附设部等协会。
集团主要通过劝说、诉讼、制定法规、竞选活动和院外活动等各种方式和手段向立法、政府等施加压力,进而谋求自己的利益。在上述各类途径中,院外活动是各集团或团体经常采用而且十分有效的武器。[20]在20世纪初期,院外活动是最为活跃的一种手段,各利益集团利用“院外活动”这个武器影响立法盛极一时,蔚然成风。他们或者是自己的成员直接进行院外活动,或者是出资聘请专业院外活动者代表他们的活动。具体形式繁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出席立法委员会会议,收集信息施加压力;一些公职人员可以被集团邀请到各种适当场所(甚至私人家里)进行长时间交谈;各集团或者团体可以组织人员向公职人员或有关机构写信、打电话以表达他们所谓的意见和主张,并可以造成相当的声势;有的集团或者团体甚至扬言会在不是很长的时间里可以向政府发出几十万封信件,以示力量之强大,[21]通过此,谋求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等。
结社和社团它们所采取的院校活动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期如此风靡,与当时人们谋求自己作为完整和积极的公民在这个讲究实用的国度里寻求属于自己的管理权、发言权和其他各项应有的权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人们通过结社来维护自己,高校教师在其发言权受到各方力量的干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等情况下通过结社来保护自己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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