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沟通的含义

1.政治沟通是一个促进交流与合作的过程

掌握政治资源的政治实体要想取得来自政治盟友和普通公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必然和他们建立一定的交流平台和沟通机制，以利于传播政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奠定基础。为此政治实体就必须运用一切传播和媒体手段宣传自己，扩大影响。从民间收集众多关于统治效能的信息，通过加工、分析和整理，得出的结论如果不能增加公民福祉的，就进行相应的补救和改良，再以政策的形式回馈到民间。这样反复地输入与输出，使政策不断得到完善。公共选择学派在分析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时，他们假定选民是理性无知的。因为选民对政治信息与政治过程一无所知，同时他们由于忙于生计，了解政治候选人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9]政治家们为了获得选民手中的选票，要不断地用最大化的公共物品去取悦选民。而选民到底对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感兴趣则需要一个了解和反馈的过程，政治家需要经过不断的沟通，了解公民需求的真实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增加民生投入，以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目前而言，政党获取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形式就是维持执政地位。政治沟通论者不主张将权力当做政治的本质，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自动导向于目标达成的协调活动，而这些自动导向的协调活动的本质在于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和利用。政治系统所依靠的是‘信息的交换’。政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取、加工和利用信息的过程”^[10]。这种政治精英同普通民众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它们之间的政治沟通的过程。

2.政治沟通的目的是达到政治协调、双赢

一般而言，“政治沟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政治实体与民众之间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要求而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比如政府为推行某一政策而向公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公众为使政府注意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通过游说政府官员，或者通过书面表达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某一政党为赢得竞选，政府为推行某一政策而进行的民意测验等，与一般的沟通相比，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11]。政府赢得公众信任，公众从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实惠，这就是双赢。如果把政府当做是一个决策和控制系统，那么政治就是一个自动导向于达成协议的协调活动。系统论者曾讨论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认为这种输入和输出两个异向的政治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互动的过程。通过输入程序，普通百姓的个人利益诉求得以反映到政府机构内，以要求和支持的方式表达出来，按中国的典型表述就是“从群众中来”；通过输出程序，政府及其官员则将公民百姓的支持或各种要求经过萃取，得到各种解决方案，然后在系列方案中选择出比较适合的方案，成为政治决策，由各级官员分别付诸实施，这个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这种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就是政治沟通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沟通段落，但不是政治沟通的全部，而是政治沟通的一个实例或者一个环节而已，毕竟政治沟通是一系列小段落的有机组成。不过政治沟通并不一定就能总是得到双赢，而且在大多情况下沟通是没有结果的，甚至会走到反面。然而正是政治沟通这种政治行为，使底层百姓有了与政府、政治精英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机会，百姓的政治诉求有了表达的渠道。这些渠道某种程度上可以消融政府同百姓之间的隔阂，公众和官员们在沟通过程中也受到了一定的政治教育。

3.政治沟通要借助一定的沟通平台和媒介

政治沟通所涉及的是一个具有不同政治诉求和利益关系的十分复杂的群体，它所要传递、交流和处理的信息复杂多样。要想有效地实现信息交流，达到沟通目的，政治系统必须综合、交叉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渠道和媒介。如今随着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政治沟通的方式已经从早期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发展到广播、报纸、书刊杂志、电视电影、国际互联网络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各个级别的政府也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方便、快捷的沟通工具进行政治信息的交流。敦坎・沃茨在《现代政治沟通》一书中这样表述：在任何议会民主制度下，政府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都需要有一种沟通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保证前者对后者的负责任。选举者被要求在所提供的几个选择项中作出抉择，并在表达他们的选择之前了解一定的信息。如果政府要满意地继续执政下去，就要求了解有关选举人的信息以及他们的感受。然后，大众传媒就在政治沟通过程中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促使政府官员到选民当中游说或者选民与其领袖的沟通。^[12]由此可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沟通对沟通平台的要求何等迫切。在传统的政治沟通方式中，通过中间人或其他政治人物进行政治沟通的方式也很多，如国与国之间互派大使以增加互信与沟通、发展经贸往来以平衡贸易逆差等也是进行政治沟通的方式。政府与平民之间的沟通可以通过政府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正式沟通渠道，这是在合法程序以内进行的沟通与互动，中国的信访局就发挥着沟通官员与公众联系的作用。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与广大民众见面，向外发布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还有在政府里设置新闻官的方式加强政府同各个阶层的政治沟通。掌握着大众传播工具的政府可以通过电台和电视台甚至现代的网络系统等工具，建立制度化的沟通网络体系。(www.daowen.com)

4.政治沟通要求有妥协和中庸的政治文化底蕴

在中西文化积淀中都有中庸与妥协的文化基因，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有些不同。激进的政治文化往往走向极端，要么是赢者通吃，要么是一败涂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中间路线可以选择。而中庸的政治文化则主张妥协退让、相互包容、互相折中。在利益不能单独享有的情况下，利益主体之间可以通过调和，使双方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妥协是中庸文化的根本品质，能达成妥协的方式主要是经过政府之间的政治沟通。这要求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在政治博弈过程中考虑到各方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互相妥协。这种利于沟通的政治文化一般而言是通过渐进的调整实现的，从规范的角度来讲，妥协与中庸的政治文化有利于达成共识和一致，而由它所带来的利益得失对有关各方来说影响都不大，比较容易为各方所接受。政治沟通就是要在这种政治文化底蕴下，借助于各种联络模式达到政治立场或利益的妥协、折中。妥协其实就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付出一定代价的思想承受能力。由于有了这种承受力而使政治生活显得和谐与融洽，而不至于导致政治冲突。在激进或狂热的政治斗争情况下，中庸和妥协的气氛会被冲淡，火药味会显得浓厚。中庸的政治文化为政治沟通目的的实现创造了一定的文化前提和人文底蕴，至少人们不会处在激进的斗争旋涡中开始他们的沟通。

基于上述政治沟通的来源以及对其含义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政治沟通具有互动性、调节性、功利性等特征。

首先是政治沟通的互动性。沟通不仅是行为，而且还是过程。一个消息引出一个反应，这又需要另一个消息。沟通不是射箭，而是建立为达到某一结果所设计的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在沟通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寻求受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回应的机会。在信息传播手段不是很丰富、发达的社会里，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在信息交流方面属于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模式。政府处于传播政治信息的地位，而普通民众则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无论政府通过电台还是报纸，民众们对于传播的内容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最多是在看与不看、听与不听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信息被接受的程度考量，而不是对收听收看内容的积极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是单向性。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互联网这种虚拟社会里，网络媒体给人们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互动渠道，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并对所了解的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交流方式。除了可以在极大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以外，还可以参与信息的传播和评论，使直接民主的实现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其次是政治沟通的调节性。这种调节性指的是调整和修正对合作的意向，使互有分歧的各种意见达到一致或基本一致。而政治沟通的过程其实就是能在一定时间内建立起政府和民众认同感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码规则，它们调节着象征符号的使用，构筑沟通的内容；第二种是网络规则，它们调节着沟通渠道、沟通环境和沟通方式，架设沟通的关系。这些规则保证了政府在特定情况下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政治沟通的过程就是建立、维持和终止人们之间关系的过程。

再次是政治沟通的功利性。传播信息，满足社会公众各个方面的信息需求，是政治沟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政治沟通的作用在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例如，政府借助大众传媒对某一个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而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则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所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这个问题确定的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政府借助大众传媒安排公众的注意力，从而间接达到影响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政治沟通的目的其实就是政府推行某种政策，使公众形成某种政治共识，为推动某种政治决策准备群众基础。所以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十分注意利用大众传媒来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它也成为政府控制政治局面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