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沟通的定义与解析

沟通其实并不是新问题，人类从出生发出的第一声啼哭起，就一直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大多数人类的沟通是本能的、经验的、可以由性格决定的。沟通行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要存在着人类社会，就会有沟通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接，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1]“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由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关系的总和。”^[2]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是沟通的过程，是一个交换信息的过程。

在传统政治领域，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没有什么过于深厚的交往与互动，只不过是有几个贤明的士大夫能够体察民情，顾及百姓的疾苦而已。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家与政治家、政治家与普通公民、政治家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为达成某种共识，彼此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的交流与沟通，以实现信息的共享与立场的统一。长期以来，政治领袖和政治理论家都同样认为沟通对于政治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理论家一贯坚持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从而实现人民对统治者的监督。而独裁领袖则主张控制这些机构，操纵可能传给人民的信息。所有居民和官员都依赖于得到的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效率。历史上的大帝国和现代国家都具有专业化的沟通机构，有把重要资源用于促进沟通的特征。例如，从原始部落的鼓手、信使和烽火信号，到中世纪的传令官，再到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备忘录，各种政治体系创造出了特殊的交流结构和技术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3]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模式其实就是政治沟通的最初形式，只不过人们对这种东西的认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而已。

1948年维纳出版了《控制论》一书，从而开始了有关政治沟通的研究与探索。他认为“控制论”从根本上是一种研究可能性的理论和技术，这些可能性存在于诸如机器、动物、个人、社会和民族国家这些不同而又类似的普遍事物之中——它是一种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信息记录并发挥着控制这些普遍事物的功能。^[4]显而易见，在维纳看来，控制论应该适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因为任何研究对象系统都存在着信息传递和控制的问题。卡尔・多伊奇在1968年出版了《政府的神经》一书，在书中卡尔・多伊奇认为，政治系统和其他诸系统一样，是通过信息的获取、传送、处理、利用而实现其自我维持的目的。因此，可以将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抽象为一个信息的交换过程和控制过程。20世纪70年代后期，沟通理论因其过于浓厚的科学主义立场和社会有机体色彩而遭人质疑，并逐渐出现式微之势。

政治沟通研究始于西方，然而由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将政治沟通与政治传播尤其是大众传媒和新闻监督联系在一起，因而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没有成为政治学主流话语，逐渐地被边缘化。但是它独特的分析视角，以及将政治系统看做是一个有目标导向的自我驾驭系统，其实际价值逐渐被政治学界重新认识和重视。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谈起它，就是要从语义及其功能层面对它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在国内，有学者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去理解政治沟通，如俞可平在《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中就从控制论、信息论展开分析；但还有学者（如林伯海）主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即政治沟通就是传送那些有关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活动，是指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有效地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它主要包括：（1）拥有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获得政治信息，进行信息处理，以特定的符号形式（如发布决议、命令、指示等）发送信息，政治沟通的受众接受政治信息并向政治信息的发送者反馈信息，从而进入新的决策的过程。（2）政治沟通包括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执政党与人民的沟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等。^[5]实践表明，畅达互动的政治沟通，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整个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转，也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避免矛盾激化。^[6](www.daowen.com)

政治沟通是依靠信息论和控制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控制论是维纳创立的一门关于“通讯与控制的科学”^[7]，是自动化技术、电子技术、神经心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这种对政治沟通的界定从某些方面概括了政治沟通的特征和主要方面，但从概念的总括性来讲，显得描述过多，不具有简洁、明了的特征，并且对掌握政治资源的主体和客体的界定不够严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掌握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实在太多。国家当然是掌握政治资源的主体之一，在国家政治体系内还会有很多掌握政治资源的政治团体，例如，政党、利益集团、武装起义的领袖，等等，它们都具有控制若干社会群体的能力和资源，这样使政治沟通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有混同的嫌疑，而失去它本身的特性，就失去了与政府的必然联系。

社会学意义上的沟通是指人类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相互联系并有效地将信息传达给对方的主要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通过使用彼此之间互相理解的符号和方式来交流思想的过程”^[8]。然而我们要重点阐释的却是人们在政治领域的沟通与交流。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尤其在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强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方面，政治沟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这种政治行为，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政府的法律法规，还可以通过政府的宣传与动员，了解到政府真实的运作情况，增加了对政府工作的理解。

政治沟通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意义和情报的流动，它不仅仅包括政治精英对其民众发出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还是利益集团的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有些理论家已经将统治视为一种包括信息和情报的收集、储藏和传播在内的庞大的沟通过程。因此沟通与政治沟通就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两者所涉及的范围来讲，前者大于后者。沟通不仅包括政治沟通，而且也包括政治沟通以外的领域，例如公民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影响，私人娱乐、广播影视传媒与普通民众的沟通等，它们之间的政治色彩不是很浓厚，甚至只是纯粹的实践体验和商业运作。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将政治生活的全过程比作是一个完整的政治运作系统，而该系统的运行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沟通过程。他认为作为开放的具有适应性的政治生活可以被看做为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环境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政治沟通的领域非常宽泛，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政治沟通主要是指那些有关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活动，主要研究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迁、民意的形成、政治演说、竞选言行、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和政治心理等的互动过程。狭义的政治沟通则是占有政治资源的政治实体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等有效渠道输送、获得、处理政治信息，以达到政治协调甚至是双赢的过程。广义的政治沟通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宽泛，例如，公民之间的土地纠纷需要政府出面调解的时候，就有了政治沟通的性质；又如，利益集团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而进行的立场协调活动也具有政治沟通的某些特性。而狭义的政治沟通把政治实体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与核心，从而将政治沟通的范围进行了必要的限定。政治实体其实主要是指从事政治管理或统治活动的行为主体，即以政府及其成员的活动为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