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确责任，促进政府廉洁高效

政府未履行法定职责是政府违约；政府超越法定权力范围行使权力是政府侵权。政府缺乏诚信履约的观念，没有对法律的信守，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也不可能真正执行。如果政府诚信履约，民众就有监督行政当事人的主体意识，就会达成权力履行的规则、步骤、方式，有效控制政府履约的主观随意性，消除政府履约的不确定性，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执法者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怎能形成广大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守法观念？违法行政、司法腐败、钱权交易，必然使公众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政治透明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要关注的就是政府政务活动及其诚信与否，因为政治透明会有以下的状况让人们在假象中受到欺骗。首先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政治透明：有些政府部门欺骗公众，把政治透明作为一种政治秀来对待，以机会主义的手法来欺骗视听。事实上，这是一些政客在政治上玩弄政治游戏，为政府装点门面。其次是间歇性的政治透明：政府领导人认识到民心趋变，当他们需要人民支持的时候，就以政治透明为诱饵，策略性地释放一些政治信息，故作开明；等到他们达到政治目的以后，就又收起这种政治游戏。这样不断循环，呈现出一定的间歇性、周期性。这种透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透明，其实是一种政治秀。最后还有就是虚伪的政治透明：政府官员用虚假的信息欺骗公众，捞取政治上的实惠，搞政绩腐败。这其实是一种“腐败”的透明，这种透明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审计制度是这种“透明秀”的天敌。这些虚假的政治信息公开在某些情况下还真的有欺骗性，在短期内会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但时间的持续会从根本上揭露其虚伪的一面。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尤其是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众多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增加政府政治透明度的手段。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高效而且廉洁的政府。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查询政府信息会更加方便、快捷，政务活动也显得更加公开和透明，结果是公众的理解、办事效率的提高、繁文缛节的减少，政府工作人员责任感和成就感的提高。

如果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不够，就会导致政治信息量严重不足。一方面非政治信息的政治化造成信息拥挤和过剩，另一方面却因为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不够导致政治信息量供给不足。过与不及是性质相同的两极表现形式，社会的政治生活需要一定量的政治信息为中介，否则政治生活就会出现不正常现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务活动出于种种原因，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半封闭的状态。所谓半封闭，指的是国家的政务活动变成少数人的事，一项重大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权力又是如何分配的、领导者的产生要经过哪些程序、整个政治系统的运作又是如何进行的，等等，广大老百姓则是一无所知。但是，因为在全能政治的社会中，政治是生活的中心甚至全部，人们不得不对国家政权活动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关心（当然，这种关心并不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责任感的表现，仅仅是因为国家政权活动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利害得失）。在这样一个政治信息供需矛盾突出的状况下，人们只能想方设法四处搜集信息，于是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社会上到处流传着五花八门的未经证实或永远也无法证实的流言蜚语，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紊乱，政府的权威受到公众质疑。

【注释】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23页。

[2]陈文新：《政治资源：含义、特征与价值》，《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3]［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4]［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5]John Kane.The Politics of Moral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12.

[6]沈艳兴：《“两个转变”——政治资源的新生点》，《探索》1996年第3期。

[7]臧乃康：《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8]《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

[9]黄丹、严向远：《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的充分开发》，《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7期。

[10]何深思：《论我国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合理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11]［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12]黄丹、严向远：《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的充分开发》，《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7期。

[13]［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14]卢倩：《行政公开原则初探》，《行政与法》2001年第3期。

[15]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6]陈敦源（中国台湾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透明与课责：行政程序控制的资讯经济分析》，http://cc.shu.edu.tw~ppmfile/t-donyun-032.pdf。

[17]罗蓉：《问责制实施的制度解构》，《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1期。(www.daowen.com)

[18]张翌日：《论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问责制》，《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19]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4期。

[20]由于责任的缺乏致使1933年的国会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党得以合法地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为希特勒打开了通向最腐败权力的道路。参见［新西兰］杰里米・波谱编著：《反腐策略——来自透明国际的报告〈前言〉》，王淼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21]张贤明：《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

[22]Klitgaard，Robert.Controlling Corrup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75.

[23]Olson，Mancur.Rapid Economic Growth As a Destabilizing Forc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3），p.532.

[24]唐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冷漠》，《社科文粹》2003年第10期。

[25]赵海月：《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症”的诊断与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6]刘德霓：《当代中国政治冷漠现象成因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7]杨光斌：《政治冷漠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8]柳伍氏：《当代中国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剖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9]［美］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30]赵海月：《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症”的诊断与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31]柳伍氏：《当代中国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剖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2]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门庭若市，可谓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但是由于政府不断加大解决问题效率，存在于民间的问题就会逐步减少，时间长了，需要反映的问题也就会慢慢减少了。人们也不会再来到政府反映问题，因为问题被解决在萌芽状态，人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也就会逐步回归正常，在有些时候还会呈现出冷漠的状态。

[3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116/9805.html。

[34]所谓双向指示性指的是某一概念既包含有内在要求，又包含有外在行为规范的双面特征，既注重个人品德锤炼，又关注行为的养成与持续。

[35]［希］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6]［徳］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37]四川大学费广胜、陈伟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分析，将政治透明作为政府信用养成的路径之一。见《政府信用的经济学思考》，《管理现代化》2003年第6期。武汉大学的周运清认为政府公信力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行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另一方面就是政府行为不违法。见费广胜、陈伟：《SARS危机对中国政府及其公信力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7期。

[38]［英］道格拉斯・柯尔：《社会学说》，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0页。

[39]［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夏宏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