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狂热现象及其成因

相当数量的政治参与不是基于公民的责任感，不是出于对权利和义务的能动意识，也不是出于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考虑，而是凭借着情绪冲动参与政治，有时甚至是为了发泄不满，不能采取规范化、程序化的参与形式。政治参与呈现的这种特征，就是政治狂热或政治参与狂热。这种参与往往超出了法律和制度的许可，表现出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等特征。

政治狂热症的害处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烈的当属“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长达十年的全国大参与就是狂热参与的最典型事例。这种全民性的参与狂热将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狂热参与中，人们动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法律、社会、国家、人身进行破坏、攻击、侮辱、摧残，其程度之深，令人发指；现状之惨，触目惊心。^[31]

政治的狂热不仅表现在政治参与中，还表现在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上。

一般看来，西方社会多对政变行为表示不齿，因为政变是反民主的行为。比如泰国国内形势曾经比较紧张，军人发动政变的可能性骤然提升，但美国就公开呼吁，希望泰国军方尊重民选政府，不要试图发动政变。但是，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时，美国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证据表明，美国曾经暗地支持委内瑞拉旨在推翻查韦斯的政变。虽然查韦斯也是民选总统，但他不符合美国利益。政变发生之后，美国就迫不及待地为政变者帮腔造势。可惜的是政变最终失败，但是却暴露了美国为了自己利益，不惜反民主，支持政变的真面目。(www.daowen.com)

2007年6月4日，联合国特别法庭指控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为了钻石与军火生意煽动谋杀、强奸及恐怖主义。但是，就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总统，陈水扁竟然说他是“民主的坚决维护者”，并出资300万美元帮助其逃亡，因为泰勒统治的利比里亚跟台湾建交。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所谓“邦交国”，标榜民主的陈水扁可以无视事实，将一个残暴的罪犯说成“民主斗士”，并出钱帮助逃亡。2006年赞比亚大选期间，台湾出钱为反对党领袖萨塔买选票。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萨塔并无实力跟执政党领袖竞争，而且在经济上名声不好，但台湾愿意为他花钱，其目的就是要收买他。

种种鲜活的事实表明，政治一旦遇上了利益就会走向疯狂与躁动，什么公平正义、什么意识形态、什么价值观，统统被丢之脑后。由此我们说，政治狂热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病态。

首先，政治狂热者由于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具有某种幻觉，并且这些幻觉缺乏科学依据，就使狂热者更多地借助于某些不是很明晰的东西或想象物作为自己的膜拜对象。遇到一定条件，感情因素就会逐步膨胀，最后达到狂热的地步。其次，具体个人的鼓动是政治狂热产生的首要条件。狂热是盲目的，很容易受到鼓动者的煽动，而鼓动者本人也必须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来吸引追随者。当这个鼓动者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以后，人格的魅力就会不断膨胀并成倍增长。鼓动者本人还要具有一整套独特的、具有说教性质的理论，不断地宣传也具有一定的鼓动作用。再次，狂热者具有一定的群体性，群体本身有时也成为政治狂热产生和加剧的原因之一。当群体发展成为以鼓动者为核心的组织或小集体的时候，就会有一定无形的凝聚力而吸附很多追随者，因为集体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使人们无所畏惧；集体的情绪有时会相互感染，行为相互模仿。

政治热情本身会激发起群体巨大的行为意志，人们被一种躁动的情绪所包围，人们渴望采取政治行动，在行动中忘掉自我，无视困难，将一切困难置之度外。政治狂热的行动是盲目的，无论行动本身多么野蛮、残忍，都会被当做正义而神圣的事业去全力完成。同时政治狂热也会裹挟一些意志不坚定的盲从者，参与到某些冲突和动乱过程中，使得政治狂热活动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政治狂热一旦发展到极致，后果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