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配置模式

1.政治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形态的事物以及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总和。资源可分成为物质形态的资源和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其中，物质形态的资源很容易令人想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物质财富，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包括诸如社会地位与荣誉、权力、信息、信心、支持等。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为了便于实际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学描绘成探讨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问题。”^[1]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来保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和有序发展。因此，政治资源概念应运而生。^[2]

对政治资源的理解因时或因人而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3]阿尔蒙德把政治资源定义为“支持候选人的公民投票，文官集团的支持以及在录用和决策中可能加以动用的武装力量”^[4]。约翰・基恩把道德资本看做是一种政治资源，他认为，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政治学是充满权力和利益斗争的非道德领域，或者是类似于受供需调节规律约束的市场，道德评价与政治学无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政治行为都要追求目标，涉及做什么、如何做、由谁来做，以及采用什么手段做等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政治就是关于制定政策、分配资源、采取必要手段贯彻决策的行为，政治竞争的最终目标是政策控制，政治权力是控制决策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影响着政治资源（如荣誉、职位和权威等）的分配，但是，这只是政治的一个方面。政治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竞争就要追求结果，政治竞争需要获得人们的支持优势。因此，政治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市场，政治领域离不开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评价，甚至可以说道德评价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人们对政治候选人、政治领导人的积极评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被称作是“道德资本”，而对政治人物否定的评价往往导致其道德资本的流失，最终导致合法性危机。^[5]

国内学者关于政治资源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学者认为，政治资源是维持政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力量与源泉，它同物质资源一样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长、积累、消耗、再生长，从而维持着政治共同体的延续，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导致政治共同体失去其存在的理由。^[6]有学者认为，政治资源是指政治行为的主体具有的价值，通过这些价值的利用或交换可以获得人们期望的政治结果。^[7]《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把政治资源定义为“政治行为主体可用于影响其他人的手段”^[8]。

资源定义的多样性也预示着政治资源的多样性。政治资源的多样性，“主要包括社会财富、政治机构、社会支持力、政治参与、政治信息汲取和控制、政治一体化、政治文化等”^[9]。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资源的使用首先要服务于人们对自身福利的获取、处置、追索和保护的全过程。因此，政治资源同样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和有效路径。“政治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政治资源，一类是派生政治资源。法定政治资源一般是指各国以宪法和法律形式明确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由于这些政治资源的边界十分明确，不容随意更改或增减。派生政治资源是指公民权行使过程中所获取的政治机会，如当选为议员等。这类政治资源不可能人人都直接拥有，多数是通过间接方式使用这些资源，而且受法律保护的级别也不如前者。正因为如此，这些政治机会没有严格的边界，可以依据制度有序地增减或者修改。”^[10]

2.政治资源的稀缺性

政治资源的稀缺性是由资源的稀缺性派生而来，并且这种稀缺性远甚于普通资源的稀缺性。政治资源包括个人的时间，金钱、信用和财富的享用手段，对信息的控制，受人尊敬或社会地位，拥有的魅力、声望、合法性、守法性，适合担任公职的权利等等。政治人物通过对资源的占有，享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正是资源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地位和利益，因此，政治资源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和个人竞相追逐的对象。政治资源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资源的事实存量决定了政治资源的稀缺性。政治资源是资源的一种，同时还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其实际存在层面有量的局限性。例如，政治权力，在任何历史阶段，在任何社会形态，其存在都是有限的，而且为少数人所掌握。事实上政治权力也应该属于少数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力，那么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没有权力。只有为少数人把握，而且要求大多数人遵守，权力才更为有效，这也是政治权力存在的特性。如果政治权力出自于多个部门或者是多个人，那么人们将会无所适从。作为政治资源的政治权力其实际存量就属于那种稀缺性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制度原因导致的稀缺性问题。由于政治资源配置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导致的某些人群资源实际占有量大大减少，因而使一些人所拥有的资源量与其实际应该保有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当这个差距是负值的时候，就说明实际占有量少于应该所有的数量，对于这部分人群而言，政治资源就属于稀缺的。这种稀缺的直接原因就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因为制度本身就会导致分配不均，分配结果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大多数人。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途径就是推动制度的变迁。

再次，人们对某种政治资源的竞相追逐造成资源的相对稀缺。为得到某种政治资源，多数人竞相追逐，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很普遍的事情。本来政治资源在数量上是一定的，而在不同的时期由于人们偏好不同，而追逐的目标也会不同。例如，中国古代人们为进入仕途，竞相参加科举考试。考试所录取的人数是一定的，想进入这个门槛的却大有人在，而进入这个门槛的机会就成为一种稀缺政治资源。

另外，个人欲望的无穷性也是导致政治资源稀缺的原因之一。由于占有资源的总量是决定一个政治人物权力的大小和多少的主要依据，因此，由于个人欲望的积累以及权力追求的无限性，使政治资源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显得极为稀缺，掌握政治资源者始终是少数人，它们凭借这种占有模式具有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优势。也就是说，“控制资源上的不平等是权力关系的基础”。“权力也成为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然手段。”^[11]另外，掌握政治资源的阶层或个人借助于资源占有关系而产生的权力，在稀缺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借以界定产权，实现阶层利益最大化，同时通过为广大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基本服务来换取广大选民的认同，为人们提供使用资源的权利和运行规则。(www.daowen.com)

3.作为稀缺资源的政治信息资源的基本配置模式

综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制度规范，那么，资源稀缺一方面会导致资源的滥用，另一方面将会加剧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矛盾和冲突，又可能会出现以暴力手段占有和维护排他性权利的局面。通过历史考量发现，政治稀缺资源在配置基本上是按照它既有的规律逐步演化的。

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人们之间只有道德关系与权利、个人与家庭的自我保护。由于土地的使用者从对土地的保护中取得的利益肯定大于维护土地所付出的代价，因此，靠武力来维护排他性的权利而没有必要诉诸政府和法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单独靠武力维护个人或家庭的方式已经远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因为在原有的模式下，人们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武力方面。这就要求人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来保证土地所有权。一个可能的机制就是通过社会协商的方式建立一套在法律上强有力的制度，在制度的规约下，使管理成本少于个人单独使用武力来保障土地所有权的成本之间的总和，以达到一种规模效应。这种制度最后以契约的形式规定下来，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条款，其中包括对排他性的权利的确定，对财产所有权及其使用权、转让权的规定，国家就应运而生，国家就成为对政治资源进行配置的唯一权威机关。

对有形资源的配置模式也会延伸到对政治信息资源的配置方式之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统治者为维护本阶层对上述有形资源的长期占有，就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传播渠道，封锁相关政治信息在民间的流动。这时信息资源就是一种政治资源，而国家治理阶层则借助国家工具，在制度层面进行规约，这些规约逐步就演变成为相对稳定的国家制度，那么国家就成为维护这种政治信息资源配置方式的主要工具。

国家本身由于各国治理方式不同，因此，资源的配置模式各有千秋，政治信息资源的配置模式也会不同，而这里的治理方式其实就是以政体的划分为区分标准。按照政体类型的不同区分，我们将政治信息资源的配置方式分为四种：

独裁式。在国家层面上，实现资源配置的模式体现为个人裁量的配置模式。独裁者依靠国家强力，借助一系列制度规范，维护着自己在资源占有方面的独享优势，决定资源在普通百姓中的分配并监督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在这种配置模式下，政治资源如社会的地位、荣誉、权力、信息控制等也当然地归他们所有。

威权式。在威权政体下，资源也是被小部分人占有，它们并不试图控制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因为此时的资源占有模式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但是，统治者对公民的控制、支配和强制服从远高于个人自由，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公民们被要求毫无异议地遵守法律和缴纳税赋，虽然可能会存在政治开明的因素，但是实际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只不过为攫取政治资源增加了政治资本和合法性。实际上，政治资源的占有仍然属于单向分配，普通公民对怎样分配、分配多少没有实际的发言权。政治信息作为政治资源的一部分被严密地封锁，并把这些信息当做商品进行交易和拍卖并从中获利。

极权式。在极权政体下，统治者通过控制公民所好、监视他们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干预个人生活。统治者对臣民的意愿漠不关心，却极力强调大众积极地参与政治，并且伴以成功的政治动员，同时利用现代电子设备，国家可控制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和私人行为，对政治生活和思想进行管制。政治信息资源被严密地封锁，在他们改造下的信息领域内活动，公民的个性被完全封闭。

民主式。在民主政体下，政府的活动受到宪法的制约，和普通公民一样都遵守法律，并且政府官员采用轮换制度，轮换的制度以选举为主要手段，以解决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向和方式。

此外，上述政治信息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即市场和计划两种模式。

在市场体制下，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公平交易，以效率为第一原则，同时在政府干预下维护一定的社会公平。在市场体制下，人们对政治信息的需求相对增加，有了信息的优越性就有了扩大资源占有量的可能性。公民信息要求比较强烈，政府在宪法的规约下释放政治信息以利于公民参政和从事市场活动。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只适合于在资源相对比较贫乏，并且在此条件下实现一定的公共目标的国家。当一个国家经济有所发展，人民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水平时，这种模式在鼓励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对公平的过分追求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在政治领域，对于政治信息的分配也采用了计划的模式，信息透露多少，传达到什么层次都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人们处在人造信息的包围之中，信息品质和内容良莠不分，互相包含，很容易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