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文献中的政治透明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我国历史上专制统治的真实写照。我国的专制统治源远流长，统治者牢牢地掌握着行政大权，衙门官阶森严，行政事务不仅要做到令行禁止，而且要秘而不宣。由于封闭的权力运作体系和愚民的政策交相呼应，行政成为纯官方的、秘密的东西，更谈不上公开。然而，在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漫漫长夜里，也会有个别思想家和仁人志士燃放出要求政务公开的思想火花。

《尚书》中有“举烛尚明”的政论，意思就是说政事应该力求公开、透明，才可以采纳民众的言论，将这些言论反映到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去。《孟子・梁惠王下》认为，“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人事任免方面公开，认为人才好与坏的评价及其升降，最好的办法是公之于众，让百姓来评判。把行政事务公诸天下，可以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而实现“天民”合一而德治天下。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1]子产在这里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遗产是打破民不议政的禁锢。他不仅提出了“民议朝政”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一主张。人们朝夕议论朝政的好坏，受到褒奖的地方就继续执行，受到大家鞭策的地方就逐步改变。子产的这种言行具有某些朴素的民主观念，在当时能提出开放言论、广纳善言的惊人之语，实属可贵，他是在中国先秦时期最早将政务公开付诸实施的政治思想家。

除了在政治上对统治者实行政务公开进行理论论证外，在很多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也将政治开明作为政治经验予以推广。例如：“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2]“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3]“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4]“君子弗患乎人之议也，而患其无可议也。”^[5]“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6]“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宜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7]这些至理名言与治世经验从不同侧面阐明了政治开明的必要性、紧迫性，尤其是荀子在阐述治国之道时，更阐明政令公开、明白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封建君王在政治上的开明，思想家们主张广开言路和政令公开在当时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也为后世的政治统治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在交通、经济、社会等众多条件限制下，政务公开可能缺乏广泛性、普适性、可行性，最多具有象征意义，在历史长河中但见波光粼粼，虽不算耀眼却能照亮后世；政治清明可谓缺乏普遍性，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作风不仅被后世效法，更名垂青史。

不过，在古文献中，也有关于因为没有政务公开，因为“不透明”而导致亡国的记载。西周时期，周厉王控制言论自由，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8]这从反面印证了禁止言论自由、阻塞信息流通渠道的严重后果。秦始皇君临天下之后，号令天下，统一思想，推行“焚书坑儒”，迫使人们道路以目，最终导致流言蜚语横生，上下失察，江山易主。此后各朝各代，虽然广设厂、卫，又制定各种严刑峻法，但是却难免各地流言四起，遍地狼烟，生灵涂炭。(www.daowen.com)

基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我们不禁会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其中新含义就在于加强官民沟通，公开信息，鼓励大众参与。如果一个全民的政府没有全民信息，或者说缺乏获取信息的途径，那么它要么是一出闹剧，要么是一出悲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历程中，“权力专属、弄权神秘”是其普遍的政治特点，要实现公开透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有思想家、政治家萌生出要求政治透明的思想，并进行了尝试。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从不同层面观察社会，提出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下，国家无论大小、人无论具备什么才能都能够找到用武之地。因此，诸子百家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议政，诸侯国的国君无论怀着什么样的心理，大体上都能从不同程度上放开言路，听取智者的呼声；秦国商鞅为取信于民，就于南门立柱，以表明政府“号令分明、一言九鼎”；魏国李悝为向国人宣示法律，就把当时的刑书（法律）铸刻在鼎上，以体现法律的威严与公开。

战国时期齐国邹忌讽谏国王博采民意、广开言路，以至于提出建议的人门庭若市，充分显示了执政者的开明；唐太宗公开纳谏，并以此作为为政的镜子，体现了对臣下的信任和宽容。秦朝的廷议制度、唐朝的政事堂制度都属于政务公开的制度安排，不过参与知情者和公开的范围具有特定性，而且知情范围被限定在官僚阶层以内。北宋时期的枢密院决策、金朝章宗主持的“百官议政”、清朝末期的资政院等都被认为是政治透明化的例证，不过普通百姓被当然地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人员选拔的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其中，考试的规则是公开的，命题范围（四书五经）是公开的。这种公开模式为广大基层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也为他们提供了无尽的遐想。这些渠道成为沟通上下的纽带，成为基层百姓了解政府运作和社会发展状况，反映自己的呼声的有效平台。尽管不如今天那么畅通、活跃，但是这种范式值得后人借鉴和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