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道德迷失与武术认同

（一）民族危机和欧风盛行下的道德失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条约。9月7日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1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国家的致命伤，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可谓达到了极点。此时的中国经济上的损失和权利上的损失且不同论，精神上民族丧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心，逐渐造成惧外、媚外的心理，一切都觉得外国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社会改道，道德危机、民族危机逐渐加剧。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模仿德国，后又模仿美国、法国、英国，只在乎形式的机械主义，不理会他族的文化基础，以致学校培养的人才，浅闻浮荼，孤陋偏执，矜持一技之长，忘本逐末，削足适履，教育危机重重，民族危机亦重重。

同时，在清末民初的复杂大变局中，处于被动挨打的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新理论充满期待，迫切希望通过采补它们的灵光，增进国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梁启超曾在其《新民说·论公德》中就“新民”道德建设指出，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在涉及社会及国家方面极为单薄，不堪一击，所以，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引入西方在公德建设方面的成就，促进中国“新民”群体的涌现，正所谓“不破不立”，以建立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而正当这些先知先觉们极力“一洗数千年之旧毒”，放言高呼时，却没有带来如他们所期望的社会新伦理和“新民”群体。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忽视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国情，在没有做好抛弃既有道德，拥抱西方新伦理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下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致使国内社会陷入一种旧道德被破坏，新道德尚未建立的无所依归的道德失范状态。这种道德失范使得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陷入放荡无归、散乱不堪的无序状态，甚至严重到国魂丧失，国民无耻。

在未接触外域文化之前，社会的一般人民，在农业经济的生活中，不知不觉，自足自乐，虽水旱互侵，贫苦不堪，依然勤劳生业，守分安命，绝不肯铤而走险。按时的纳粮，求政府不苛扰，谨守着礼法，怕贻讥于社会，民族素质应该说是很好的。当受到西方机械生产的影响，整个农业大国就发生了改变，手工业不能立足，农产品不易出手，终岁胼胝，也不能供给儿女的学费，呻吟憔悴，坐待破产。稍微活动一点的人，受到城市工业吸引而在外奔波，以极少的工资，为帝国主义者制造廉价的货品，并向农村社会来倾销。因此，就有了洋货遍布中国，甚至外国的米麦、水果、油料充斥市场，和我们的粗制农产品来竞争，谷贱伤民，而士大夫不惜剥削人民的脂膏，替洋人推销货物，间接来斫占国本，进而滋生出游手寄食、欺骗社会的不良德行，使原本淳朴敦厚的风俗逐渐趋为城市轻薄浮华的习气，推翻原有的道德，散漫自由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当时道德危机的重要特征。(www.daowen.com)

看到国人道德的滑坡，作为有“新学”背景的梁启超沮丧地在其《新民说·论公德》中说道：“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蔑国粹。”重新看待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资源，弘扬国魂，使国人重燃对国家、国学及国粹的意识和希望成为其面对国人道德失范的主要观点。所以，梁启超从传统文化出发积极发掘中国传统的道德之理并编撰《德育鉴》，就是希望为纠正学界不良风气而找到的一条由心性改造国民性之路。同样，与其有着一致想法的章太炎在提到保存国粹问题时也说道：“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认为所提倡国粹并非是一种学术上的门户之争，而具有培植国民民族主义旗帜的鲜明政治现实意义，中国的道德只能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民性运作。同时，与之相呼应的来自国粹论者为保存与扶植旧道德的呼声越来越高。因道德危机引发的保存国粹行动在西学传播中掀起一股潮流，民族意识较为强烈的人士意识到，如果任由西学不加约束地泛滥下去，不仅会造成传统文化根基的动摇，更重要的是，会由此导致国家、民族认同的危机。⁽⁴⁰⁾

（二）道德振兴与武术认同

面对国人的道德迷失和民族认同的危机，维护“国体”，伸张国权，成为保存国粹派的重要立场。这时“新学”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也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启发，立志改变“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的屈辱，改变重文轻武的积习，倡导中国自己的武士道。为此，梁启超从1904年开始从中国历史上辑录古人中尚武勇敢的典型，集结为《中国之武士道》，以期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国人奋发勇气，强健体魄，重振中国的“国魂”。书中认为所谓武士道，应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又坚持，不苟见，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梁启超主张要革新国家，就要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念，其以先民的武德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同样，有志之士也纷纷发表了对武术的认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在国术周刊上发表的《国术体育漫谈》中，讲到：“当此神州动荡之秋，我中华民族之地位，几一落千丈，万劫不复，国术之功，可挽救民族之衰颓，可坚强民族之个性，可涵养民族之道德，可扶助民族之文化，苟弃此不图，是无异舍本而求末，愿吾国人，其猛省之。”在《我为什么要加入精武会》一文中，说道：“咱们中华民国糟到今日这个田地。虽然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探本归源，完全由于多数国人之偷安苟且，畏首畏尾。”风气严重者甚至到了国家兴亡视作无关痛痒的程度。究其原因为外交之压逼，政治之黑暗，社会之腐败。那么如何革除国民们这种偷安苟且畏首畏尾颓丧的态度，文中提出：“人生之向上，全靠知识和魄力人，而拳术有充沛知识和魄力之可能。故拳术实所以助人生之向上。”在佛山精武月刊中发表的《精武与人格》中，同样说道：“吾国今日之社会，道德堕落，民风浇漓，声色惊利，机械诈变之事。日有加而无已。”对于这种现状，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人格的重要性，如“人格发展，尤贵实践。”同时又提出“安有几微之效哉，唯然，则精武尚矣。夫精武能强健体魄，稍与精武人士接近者，类能观言之。而精武能发展人格之伟大功效。”以上是习武、崇武对树立国人道德与人格的理解，在体育月刊上发表的《武德的模范人物》，更是以古人为范本，在故事中讲述习武之人的各种德行规范。当关公被虏在曹营时，那曹操虽然天天宴请他，拿什么金帛呀，美酒呀，不断地馈赠给他；还拜他为偏将军，后又封他为汉寿亭侯。而关公呢？并没有移其志。这种忠义之心，正直之气完全是从国术里产生出来的。又如东汉光武时代祭遵的故事，有一次他带兵去打山冠蛮族，贼人的箭射在祭遵的脸上，把嘴巴穿了个窟窿，满身流血，部下都劝他退后，他不但不退，还是带着伤奋勇上前，于是部下都发奋力战，终久把贼兵打退了，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些是我们熟知的英雄，有些只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笔。文中最后将其归纳为礼、义、勇、忠四个字，而且指出四者之间有连带性，而不能断章取义，其是借着古人某一个段落的行为，表示出某一种德行的规范，并不是说祭遵仅知学礼，关羽专尚义气，而是这四种德行，他们都是兼而有之，只有具备了这四种德行，才能给后人作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