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道德迷失与武术认同(一)民族危机和欧风盛行下的道德失范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条约。这种道德失范使得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陷入放荡无归、散乱不堪的无序状态,甚至严重到国魂丧失,国民无耻。(二)道德振兴与武术认同面对国人的道德迷失和民族认同的危机,维护“国体”,伸张国权,成为保存国粹派的重要立场。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

四 道德迷失与武术认同

(一)民族危机和欧风盛行下的道德失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条约。9月7日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1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国家的致命伤,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可谓达到了极点。此时的中国经济上的损失和权利上的损失且不同论,精神上民族丧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心,逐渐造成惧外、媚外的心理,一切都觉得外国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社会改道,道德危机、民族危机逐渐加剧。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模仿德国,后又模仿美国、法国、英国,只在乎形式的机械主义,不理会他族的文化基础,以致学校培养的人才,浅闻浮荼,孤陋偏执,矜持一技之长,忘本逐末,削足适履,教育危机重重,民族危机亦重重。

同时,在清末民初的复杂大变局中,处于被动挨打的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新理论充满期待,迫切希望通过采补它们的灵光,增进国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梁启超曾在其《新民说·论公德》中就“新民”道德建设指出,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在涉及社会及国家方面极为单薄,不堪一击,所以,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引入西方在公德建设方面的成就,促进中国“新民”群体的涌现,正所谓“不破不立”,以建立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而正当这些先知先觉们极力“一洗数千年之旧毒”,放言高呼时,却没有带来如他们所期望的社会新伦理和“新民”群体。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忽视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国情,在没有做好抛弃既有道德,拥抱西方新伦理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下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致使国内社会陷入一种旧道德被破坏,新道德尚未建立的无所依归的道德失范状态。这种道德失范使得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陷入放荡无归、散乱不堪的无序状态,甚至严重到国魂丧失,国民无耻。

在未接触外域文化之前,社会的一般人民,在农业经济的生活中,不知不觉,自足自乐,虽水旱互侵,贫苦不堪,依然勤劳生业,守分安命,绝不肯铤而走险。按时的纳粮,求政府不苛扰,谨守着礼法,怕贻讥于社会,民族素质应该说是很好的。当受到西方机械生产的影响,整个农业大国就发生了改变,手工业不能立足,农产品不易出手,终岁胼胝,也不能供给儿女的学费,呻吟憔悴,坐待破产。稍微活动一点的人,受到城市工业吸引而在外奔波,以极少的工资,为帝国主义者制造廉价的货品,并向农村社会来倾销。因此,就有了洋货遍布中国,甚至外国的米麦、水果、油料充斥市场,和我们的粗制农产品来竞争,谷贱伤民,而士大夫不惜剥削人民的脂膏,替洋人推销货物,间接来斫占国本,进而滋生出游手寄食、欺骗社会的不良德行,使原本淳朴敦厚的风俗逐渐趋为城市轻薄浮华的习气,推翻原有的道德,散漫自由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当时道德危机的重要特征。(www.daowen.com)

看到国人道德的滑坡,作为有“新学”背景的梁启超沮丧地在其《新民说·论公德》中说道:“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蔑国粹。”重新看待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资源,弘扬国魂,使国人重燃对国家、国学及国粹的意识和希望成为其面对国人道德失范的主要观点。所以,梁启超从传统文化出发积极发掘中国传统的道德之理并编撰《德育鉴》,就是希望为纠正学界不良风气而找到的一条由心性改造国民性之路。同样,与其有着一致想法的章太炎在提到保存国粹问题时也说道:“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认为所提倡国粹并非是一种学术上的门户之争,而具有培植国民民族主义旗帜的鲜明政治现实意义,中国的道德只能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民性运作。同时,与之相呼应的来自国粹论者为保存与扶植旧道德的呼声越来越高。因道德危机引发的保存国粹行动在西学传播中掀起一股潮流,民族意识较为强烈的人士意识到,如果任由西学不加约束地泛滥下去,不仅会造成传统文化根基的动摇,更重要的是,会由此导致国家、民族认同的危机。(40)

(二)道德振兴与武术认同

面对国人的道德迷失和民族认同的危机,维护“国体”,伸张国权,成为保存国粹派的重要立场。这时“新学”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也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启发,立志改变“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的屈辱,改变重文轻武的积习,倡导中国自己的武士道。为此,梁启超从1904年开始从中国历史上辑录古人中尚武勇敢的典型,集结为《中国之武士道》,以期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国人奋发勇气,强健体魄,重振中国的“国魂”。书中认为所谓武士道,应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又坚持,不苟见,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梁启超主张要革新国家,就要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念,其以先民的武德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同样,有志之士也纷纷发表了对武术的认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在国术周刊上发表的《国术体育漫谈》中,讲到:“当此神州动荡之秋,我中华民族之地位,几一落千丈,万劫不复,国术之功,可挽救民族之衰颓,可坚强民族之个性,可涵养民族之道德,可扶助民族之文化,苟弃此不图,是无异舍本而求末,愿吾国人,其猛省之。”在《我为什么要加入精武会》一文中,说道:“咱们中华民国糟到今日这个田地。虽然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探本归源,完全由于多数国人之偷安苟且,畏首畏尾。”风气严重者甚至到了国家兴亡视作无关痛痒的程度。究其原因为外交之压逼,政治之黑暗,社会之腐败。那么如何革除国民们这种偷安苟且畏首畏尾颓丧的态度,文中提出:“人生之向上,全靠知识和魄力人,而拳术有充沛知识和魄力之可能。故拳术实所以助人生之向上。”在佛山精武月刊中发表的《精武与人格》中,同样说道:“吾国今日之社会,道德堕落,民风浇漓,声色惊利,机械诈变之事。日有加而无已。”对于这种现状,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人格的重要性,如“人格发展,尤贵实践。”同时又提出“安有几微之效哉,唯然,则精武尚矣。夫精武能强健体魄,稍与精武人士接近者,类能观言之。而精武能发展人格之伟大功效。”以上是习武、崇武对树立国人道德与人格的理解,在体育月刊上发表的《武德的模范人物》,更是以古人为范本,在故事中讲述习武之人的各种德行规范。当关公被虏在曹营时,那曹操虽然天天宴请他,拿什么金帛呀,美酒呀,不断地馈赠给他;还拜他为偏将军,后又封他为汉寿亭侯。而关公呢?并没有移其志。这种忠义之心,正直之气完全是从国术里产生出来的。又如东汉光武时代祭遵的故事,有一次他带兵去打山冠蛮族,贼人的箭射在祭遵的脸上,把嘴巴穿了个窟窿,满身流血,部下都劝他退后,他不但不退,还是带着伤奋勇上前,于是部下都发奋力战,终久把贼兵打退了,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些是我们熟知的英雄,有些只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笔。文中最后将其归纳为礼、义、勇、忠四个字,而且指出四者之间有连带性,而不能断章取义,其是借着古人某一个段落的行为,表示出某一种德行的规范,并不是说祭遵仅知学礼,关羽专尚义气,而是这四种德行,他们都是兼而有之,只有具备了这四种德行,才能给后人作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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