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情结

（一）追溯义和团之滥觞

“义和拳”的最早记载：“遵查本年二月间，闻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义和拳民，前因与教民互争庙基，今奉山东抚宪饬县查办，勒令拆庙。拳民始欲聚众窥视，以致谣言四起，各处传讹不一。”晚清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驱杀教士教民、烧砸教堂的反教会事件，时称教案，又被称为反洋教或闹教。教案起因复杂，基本是由于传教士在内地传教活动中仗势逞强，蛮横无理，故意曲解不平等条约而扩大侵略权，践踏中国主权或无视中国法律以及习俗与信仰等矛盾引起的。此时期各地教案发生次数频繁，民教斗争十分激烈。1898年，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次起事由威县沙柳寨赵三多率众起义，并提出了“顺清灭洋”、“助清灭洋”口号。从历史上看，义和团的起源或爆发阶段，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大刀会发动斗争的鲁西南；经神拳使斗争富有神秘行迹的鲁西北；由梅花拳组织反教会斗争、提出政治性口号而发展为义和拳起事的直隶、山东交界地区。⁽¹⁸⁾其中要以梅花拳普及的直隶、山东交界地区为核心。

义和拳与梅花拳有着历史渊源，“它们是一个拳种的两种称谓”，“义和拳或义和门原来只是一种拳术的名称，后来则用以指称习练这种拳术的人所组成的武术团体，它是民间的一种秘密结社”⁽¹⁹⁾。所以，义和拳不是某一种拳术的专称，它是以梅花拳为主体，依据某种政治需要，结合某些其他拳会（如大刀会、神拳、红拳会等）而形成的民间会社。梅花拳势力当时在威县很盛：如张家屯当时全村186户，800多人口，在梅花拳的有104户，占全村户数之56%，当时全村富户有13户，而加入梅花拳者11户，贫穷户26户，而加入梅花拳者才8户。⁽²⁰⁾所以，很明显，习拳者多为富裕户，而贫雇农学拳则比较少，它具有明显的保卫自家性质。1887年，梨园屯爆发了反教会斗争并长期活动在直隶、山东交界地区，并改梅花拳为义和拳。所以，义和拳不仅是名号，而且也提供了一个组织典型。在义和拳的内部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分为文场和武场），有自己的信誓和在群众中具有号召力的拳术。

此外，梅花拳传人之一杨炳在其《习武序》一书中还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拳术中，引用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生生无穷。夫一者，太极也；贯者，生生无穷之仪也”。一贯之道，就是指太极的生生无穷变化，它是当时民间秘密宗教和会社组织的共同指导思想。此外，他还把梅花拳的宗旨尽量往“为君为国”“不可犯上作乱”方向发展。所以，梅花拳的最初宗旨并不具有反封建统治的性质，相反的，它倒有拥护明朝统治的信念，因为它攻击李自成起义军，诬之为“流贼”，对明朝灭亡有惋惜之感。在清朝建立后，它不反清，但也不依附清朝统治。此时的组织是在华北小农经济基础上反映村落农民群体心理、意识而又具有很强内聚力的民间会社组织。

（二）义和团运动性质的变化

随着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侵占胶州湾，掀起了各国的对华瓜分，同时各地教会到处扬言“要来洋兵”以威胁平民。此次事变的刺激成为引发各地教案四起的源头，特别是对山东、直隶教案的影响甚为深远，它改变了反教会斗争的原有格局，使运动的范围逐渐突破了村落地域的限制，并深化了反教会斗争的性质。《教务教案档》记载，当时山东拳民都以有“洋兵来攻”，谣传有“驱德国人出山东”为号召，使义和拳运动迅速蔓延开了。赵三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正、二月间号召威县、曲周拳民来沙柳寨一带“亮拳”，并联合红拳、村民为一体，以示其反抗教会压迫和外国军事侵略的决心。直隶东南代牧区的外国教士在一封《裴省三神甫致马纯嘏神甫的信》中十分惊慌地谈道：“……他们（指义和拳）从山东来到这里，他们传布很快，如同火药桶爆炸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由于德国人侵占胶州湾。他们不会对我们友好。要知道在中国人的心中燃烧着多么炽热的烈火，……”“义和拳还公开宣称他们要去天津，然后去北京，联合董福祥把洋人抛进海湾去。”以上的记述充分表明义和拳的斗争已经不限于反教会势力的压迫，它已从反教会运动发展成为反侵略者，并同外国军队占领港湾的军事侵略势力相对抗的拳民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www.daowen.com)

从1899年夏秋起，直隶、山东及各地的义和团开展了积极斗争。除赵三多、阎书芹等人联系各地群众打击教会外，还有几支很重要的斗争力量一同进行着反教会斗争。如以晤修和尚为首的义和拳组织，在阜州、景州等地不仅设立拳场，还在这一带攻打、烧毁洋人教堂，吓坏了地方教会势力，他在不幸被捕后，不畏强权，在临刑前慷慨高歌，视死如归，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还有以王庆一、李金荣、郑德茂等为首的义和团组织在各地发动着毁教灭夷的战斗。

（三）义和团之“亮拳”与民族情结

民族危机随着帝国列强强行入京到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号令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与外国侵略者一决雌雄。在全力对外中，清廷命令清军与义和团联络一气，共同抗击敌军。虽然人们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对义和团在阻截西摩尔军之役和天津之役两大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但是有确凿的史料可以充分说明一个事实，义和团在此战斗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西摩尔军从天津出发后，清政府令裕禄“实力禁阻”，但裕禄拒不执行。6月8号以前，阻截西摩尔军的任务完全是由义和团承担的。如不是受到义和团的阻截，军队在一天之内就可到达北京。义和团阻截西摩尔军的方式：一是沿途对侵略军进行攻击；二是破坏公路。有西摩尔致德国海军部电文：“我们前面的铁路遭到极大破坏，不可能乘火车继续前进，因此于6月16日决定返回杨村，打算在该处组织乘船前往北京。”之后，义和团又破坏了天津至村间的铁路，切断了西摩尔军的供应线，粉碎了西摩尔军由铁路进军北京的计划。此后，义和团配合清军杀伤敌军290人次左右，使西摩尔军退回天津租界。在这次战斗中，义和团作战勇猛，但由于武器落后而且缺乏作战训练，死伤人数不少。

天津之役从6月17日开始至7月14日结束，持续时间将近一个月，打死打伤敌军总计约两千人。这是八国联军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战争爆发后，由于抵御外敌的紧迫需要，清廷决定与义和团合作抗敌。将位于二线的一些据点交给义和团驻守，天津城的城防也交给淮军、练军和义和团。这样，清军主力聂士成部和随后到津的马玉昆部得以集中主要兵力在第一线与侵略军作战。此外，义和团除承担一部分防守任务外，还在围攻租界、阻断敌军交通线等方面配合清军作战，起了一定的作用。裕禄在奏报天津战况时，虽然主要是强调聂、马两部的战绩，但对义和团也曾多次提及。如：6月9日，“洋人因巢穴难保，力战尤猛。我军会合团民与之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在围攻西沽武库的战斗中，“武卫军会和练军兵队及义和团民，连日猛扑数次，伤毙洋人不少”。6月18日，“紫竹林洋兵复分路出战，我军随处堵截，各营炮台，开炮轰击。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始将洋兵击回”。在6月27日陈家沟战斗中，“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会合民团截击，速开巨炮，击毙洋兵不少”。英国军官吉普斯在关于天津之役的记载中，也多次提到义和团与洋兵作战的情况，特别是对于7月4日的战斗作了细致的描述：“一大群义和团离开南门向西机器局方向前进。……他们挤成一团，簇拥着中央的一面大旗，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当他们进入我们的射程内时，就向他们开炮了。一发一发的炮弹正好落在他们的中间。同时，土围子上的哨兵立即集合，向他们进行持续的步枪射击。尽管如此，义和团还是继续向我阵地挺进，一面跳跃着，一面用步枪发射着烟幕弹。”⁽²¹⁾上述中外史料表明，义和团虽然武器和作战技术都很落后，但他们不愧为一支十分活跃的重要力量。在天津之役的最后关头，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7月13日下午，马玉昆率部逃跑，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肩负起保卫天津城的艰巨任务。吉普斯《华北作战记》中写道：“中国人非常勇敢地固守着他们的阵地……他们的步枪火力始终是非常猛烈的。……他们大都穿红衣服，躲在城垛后面，伺机向外射击。”从13日中午到晚间，他们多次击退侵略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敌军700余人。一位外国军官说：“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中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²²⁾

义和团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表明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列强遇到的是誓死反抗外来侵略、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争取民族生存的中国人民。义和团冒死誓与联军浴血奋战，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及其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当然，义和团运动最终由于清朝统治者公然出卖，以及旧式农民运动自身的特殊性质，最后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